【原】蒋寅|忏悔与淡忘：明清之际贰臣的典型心态（上）

金陵生论学 202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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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失节文人的心态，一向缺乏专门研究，直到张仲谋《贰臣人格》问世，才引发古典文学领域相关问题的深入研讨。近年不断有学者从事这一专题的研究，积累了一些成果[1]。研究者总结古代文人失节的原因，认为包括名利化的仕宦人格、动荡的时局、知恩图报的心理及“顺应天命”的意识等几方面；而历史上文人失节的态度，则可分为两类：一是被迫无奈，如王褒、庾信、元好问，一是主动选择，如陆机、赵孟頫、钱谦益。这只是历史上失节文人的一般情形，回到具体的历史过程，问题要复杂得多。而最复杂的，又莫过于明清易代之际的仕清文人，近年开始为学界所关注[2]。由明仕清的所谓“失节”文士，按心态可分为三种类型，即矫饰型、忏悔性及淡忘型，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

钱谦益与吴梅村、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是明清之际声望最高的三位文坛宗师。作为饱读诗书、浸润礼教、由儒家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文化传统熏陶出来的传统文人，钱、吴、龚三人对失节行为的认识和感受不用说是相近的，基本心态都离不开道德的自责，包括失节的羞耻、苟生的惭愧以及事虏的屈辱。这种心态或显豁或隐约，无不流露于他们晚年的诗文中[3]。钱谦益《顾与治书房留余小像自题四绝句》其一云：“指示旁人浑不识，为他还着汉衣冠”[4]；龚鼎孳《如农将返真州以诗见贻和答二首》其一云：“黄叶梦寒如塞北，黑头人在愧江东”[5]；吴伟业《临终诗四首》其一云：“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6]其中钱谦益的心态尤为复杂，在当时士大夫中特具典型意义[7]。为何这么说呢？他的日常生活作风颇浸染晚明文坛的放纵习气，却还总是做出一副维护传统道德的庄重姿态；一贯以“清流”自居，却屡因汲汲于功名而身陷权力之争的漩涡，背负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内心深处并不执著于忠君观念，作《陆宣公墓道行》诗称“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在降清未满所望后又从事反清活动，试图弥补以往的道德残缺。这种自相矛盾、进退失据而又翻覆无常的生存状态，不仅使他自己长久生活在苦涩的心理体验中，同时也为当世所不齿，既招致明遗民群体的鄙斥，又遭到满清统治者的厌薄。下文将分别对三人的失节心态略作分析，以见其典型性。

一、钱谦益的尴尬境遇

钱谦益（1582-1664）在明清之交文坛是声望最高，同时经历也最坎坷的文人，他在明末虽官至礼部侍郎，但三度褫职入狱，旋用旋废，一生大部分时间退处乡间，扮演着文学界山中宰相的角色[8]。四方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门下执弟子礼者号称数千，言动为朝野瞩目。相比明清之交的许多名士来说，他的名声显然不是靠政治地位而纯粹是凭才学和创作赢得的。入清为后，他依赖昔日积累的声望，依旧维持着“当代文章伯，岿然鲁殿存”的文坛盟主地位[9]。文学成就为天下所向仰，领袖地位无人能夠取代。但品德上的污点终究影响到他的声誉，关于他出处和文学创作的评价，自清初以来就一直是议论纷纭的话题。

钱谦益平生的失节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南明弘光朝阿附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其屈节谄事阮大铖的丑态，见于《明季北略》记载；二是顺治二年（1645）多铎军临江南时，首签降表。前者犹属于清浊流之争，后者则关系到夷夏大防，尤为世人诟病。有关钱谦益降清的动机，沈德潜认为不出两个方面：“一以明史自任，一以受温体仁攻讦，未得相位为恨，佐命新朝，庶展抱负也。”[10]后来论者所见大体不出这两点，陈寅恪先生更指出钱氏性格中有“迟疑怯懦”的缺点，“太平之世，固为润色鸿业之高才，但危亡之时，则舍迎降敌师外，恐别无见长之处”[11]。当时清兵入关，因打着为明报君父之仇的旗号，明文臣武将纷纷“望风归顺”，钱谦益出城迎降，也未必就万不可恕。关键在于他迎降的过程及方式太近乎无耻，而日后的忏悔又显得很不真诚，这样就很难博得世人的同情和原谅。

关于当时钱谦益等出城迎降的情境，王应奎《柳南随笔》有详细记载：

乙酉五月豫王兵渡江，弘光主暨大学士马士英俱出走。伪太子王之明、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都督赵其杰等，以南京迎降。王引兵入城，诸臣咸致礼币，有至万金者。钱独致礼甚薄，盖表己之廉洁也。其所具之柬，前细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百叩首谨启上贡”。计开鎏金银壶一具、法琅银壶一具、蟠龙玉杯一进、宋制玉杯一进、天鹿犀杯一进、夔龙犀杯一进、葵花犀杯一进、芙蓉犀杯一进、法琅犀杯一进、文王鼎杯一进、法琅鹤杯一对、银镶鹤杯一对、宣德宫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阳金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百子宫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苏扇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右启上贡。又署“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郡人张滉与豫王记室诸暨曾王佐善，因得见王铎以下送礼帖子，而纪之以归。王佐又语张滉云，“是日钱公捧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词于王前，王为色动，礼接甚欢”云。[12]

末句对钱氏入府叩首墀下，王为色动，礼接甚欢的记载是真实的，钱谦益后来非但不隐讳，还以此夸示于吴人，说被豫王礼遇。清军过常熟，所在多杀戮，钱谦益树帜于门，邑人争避其家，豪仆索重賄，始许入，因此获利甚夥。李审言由此说，“可知牧斋所献，颇当王意”[13]。这种情节无论对当时人还是后世的读者来说，都是难以谅解的。

尽管有史料说明钱谦益后来积极支持抗清，晚年诗文对失节降清忏悔不已，被当代学者看作是“以全部生命力量来忏悔”[14]，但其事情的真实性和他态度的诚实性总不免使人抱有怀疑[15]。因为我们所有的结论都来源于钱谦益本人撰作的文本，主要是《投笔集》所收的诗作。关于文本与作者的相关性问题，即“文如其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立，古人早就有透辟的见解，从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六首》始揭“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之理，到后人断言“吟咏之道似不足以概性情”[16]，从某个角度说都是个无可辩驳的定论[17]。俞洵庆《荷廊笔记》发挥元好问诗意，说：“听其人之言论，即可以知其人之贤否，此说殊不然。忠厚伉直之士，固言发于心，驷不及舌；若憸佞谲诈之徒，一事之论亦数易其说，是非出乎爱憎，曲直随乎时局，名心炽而自许孤高，利念重而辄称恬静，事干谒必曰怀刺不投，喜交游转谓杜门谢客，行卑而言恣，性忮而词逊，齿颊之间，动皆有术。如以其言论而信其生平，鲜不为所惑矣。”[18]这真是洞明世故之言。由此看钱谦益的忏悔诗文，就有必要先确认其人是否一贯言行一致。考虑到钱氏生平行事种种矛盾之迹，其诗文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钱谦益如果有借诗文来改变自己形象的念头，那只能说是很幼稚的想法，结果也必然是徒劳的。

但钱谦益不管这些，他不仅竭力在《投笔集》中为自己塑造一个知过知悔的忏悔者形象，还在不同场合间接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明旌表节妇从祖母徐氏墓志铭》写道：

呜呼，女妇之殉夫，臣子之殉国，其于生死之难也一矣。《传》不云乎，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靡之不死相也，婴之不死朔也，与夫人之不死何异？靡祀夏，婴立赵，死者复生，生者不惭，而后乃知其贤于死也。节妇之于钱，夏之靡，赵之婴也。其不死也，以有为也，以有待也。其视夫引刀雉经，以一死为能事者，孰难孰易，亦顾所自矢者而已矣。虽然，必如节妇，而后可以不死；必使节妇之不死，而后可以有辞于死者。[19]

这不是为自己及贰臣群体在国亡时不以死殉婉转辩解么？“其不死也，以有为也，以有待也”，是称赞节妇，也是自我辩解，他的确是以身任国史之重来为自己寻找贪生理由的，这里又借称赞节妇使其理由合法化。此外，他在《与曾青藜书》中也称赞其赠诗三章，激昂魁垒，许“诗书可卜中兴事，天地还留不死人”一联“壮哉其言之也”[20]。在《答杜苍略论文书》中，他应对来函的期许，谢曰：“自今以往，禽息鸟视，草亡木卒，为笼槛之残生，为圈牢之养物，生则空蝗粱黍，死则寄羽蜉蝣，尚欲刻画残生，涂抹后世，岂不重辱青编而羞千古之士乎？”玩其语气竟是自比于《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21]。其用心是很显然的，世间也看得很清楚。李绂《王右丞全集笺注序》就曾斥其“诬古人以就己意”，说“虞山钱叟注少陵、义山诗，并诬以学佛，以自盖其晚岁逃禅之谬”[22]。上文论徐节妇的借题发挥，其实也不外乎是诬前人以就己意而已。

据说钱谦益晚年庆生日，献寿者犹如山海，归庄赠一联曰：“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鉴于归庄以气节著称，后人因而怀疑此言“无耻丧心，必蒙叟自为”[23]。这未免过于主观，从归庄和钱谦益的世交来看，拟这样一付应酬对联祝寿也很正常，联语并无特别的颂扬之意。对于晚年隐居不出的钱谦益，当时故人的感情和态度复杂难言的，但密友如方文等还是往来频繁，无所避忌。只有后辈新贵如王渔洋这样的，既怕犯朝廷之忌，复恐触遗民之怒，才对与钱氏交往持谨慎态度。他从顺治十七年（1660）春赴扬州推官任，到康熙四年（1665）夏秩满离任，五年间多次使往江南，道经常熟，就是不登门拜谒，只是书翰往来，诗笺酬唱，显然是对公开接近钱谦益心存顾忌[24]。

王渔洋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看看下面两则轶事，就不难想见钱谦益当日在乡里为人鄙薄的情形。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载一事曰：

钱牧斋宗伯有甥女夫死再适，钱往贺，嘲之曰：“前番贺喜，鼓乐喧阗；此日举觞，灯消火灭：今昔之不同如是。”女答之曰：“舅前番来贺，纱帽圆领；此日登门，朝珠补挂：今昔之不同亦如是。”钱大惭。

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四又载一事曰：

牧斋尝归里，舟过蠡口，有客舟前梗，不得行。客舟中皆苏常士子避难而出者，遽问来舟为谁，舟子对以常熟钱相公。士子十余人佯为不知，移舟过访。牧斋曰：“某明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现今礼部侍郎、翰林学士钱某也。”士子讶曰：“太保故未死耶，可谓庆矣！”即声别同去。牧斋忸怩者久之。

看看这些轶事，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钱谦益忏悔的深刻和真诚呢？很明显当时人就不相信吧？

二、吴梅村的忏悔心态

与钱谦益同列名于贰臣，对吴梅村（1609-16872）来说真是莫大的冤屈。他在政治上完全不同于钱谦益，并没有很强烈的用世之心。明亡后，吴伟业在南明政权下做了两个月的少詹事，便托病告归。南明政权覆亡后，他既没有能力像陈子龙那样坚持抗战，也没有勇气自尽殉国，更不愿意屈事异族，于是只能选择做遗民，入清以后他便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为了这高蹈的超然态度，面对那些出仕的朋友，他很自然地拥有坦然的心境和相应的优越感。这只消看《梅村诗话》记龚鼎孳顺治七年（1650）来函，录其“自伤失路，尚为知己所收怜，使得齿于旧游之末”诸语，就不难体会梅村当时以守节而下意识流露出的优越感[25]。

然而他的这种好感觉没能保持多久。当时清廷正急于网罗汉族士大夫为己所用，吴梅村自钱谦益降清隳名、陈子龙以身殉国后，便为江南文坛公认的领袖。顺治九年（1652），两江总督马国柱疏荐梅村品行著闻、才学优长，翌年吏部侍郎孙承泽复以“东南人才，无出其右，堪备顾问之选”荐之[26]，遂有征召入京之令。吴梅村初接到征召令，也曾表示誓死不出的决心。争奈他名重一时，属于朝廷必欲罗致的目标，地方官员逼迫万状。梅村出于保全家族的考虑，最终只得出山。关于他的应召入京，当时就“士论多窃议之”[27]，后来更流传有一些可疑的说法：

钱谦益、吴梅村以旧臣赴阙，号于人曰：“吾辈起，以纾清流祸也。”钱塘布衣顾圤曰：“淫人能卫贞女耶？[28]

要说钱谦益有这样的文饰之辞毫不奇怪，吴梅村竟出此言就很难让人置信了。他从顺治十一年（1654）入京任秘书院侍讲，到两年后以丁忧告归，始终都是竭力低调，不愿夸示于人的。还有人就吴梅村仕清是否被强逼加以质疑：

昔读吴骏公诗，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因思孙夏峰盛名直气，冠绝一时，诏徵不起，而聚徒讲学，圣朝未尝不容。骏公名逊夏峰，若坚不出，何遂至死？然究疑其仕仅一年，殁为僧服，为有不得已也。适见一说云，相国某为吴之姻亲，其出也希得大用，既而相国被罪，吴惧牵连，乃去位耳。侯壮悔贻吴书，篇中亦无不得已而出之意。[29]

按照当今学者的看法，吴梅村在荐举之初并没有出山的打算，最终是实现自身最大利益的生存法则影响了他的选择[30]。话虽这么说，但吴梅村出仕时心怀忧惧，则是可以肯定的。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三曾拿吴梅村与顾炎武被荐时所作诗做比较，说：

吴梅村应召就道，寄都下当事诸公诗云：“匹夫志在何难夺，君相恩深自见怜。”何其词之哀婉也。亭林寄潘次耕燕中诗云：“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共登。为言顾彦先，惟办刀与绳。”言下截然不作乞怜语，卒能守志以终。君子于出处大义，岂可作模棱语耶？[31]

顾炎武性情的刚烈当然是吴梅村所难比拟的，梅村诗更多的是吐露了自己的无力和无奈。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梅村这里反用其意，说匹夫之志有什么难夺的？言下之意，人方为砧俎，我方为鱼肉，此身只能仰君主与当事诸公之鼻息，冀其一谅私衷而已。措辞虽温雅之至，情调却哀惋之极。

梅村入京后，荣膺秘书院侍讲官之职，年余又迁国子监祭酒，位列清要。但无论是内心感觉还是外部环境，都不能说很顺适，有时甚至还遭到难堪的羞辱。蒋芷侪《都门识小录》载：

吴梅村尝于席上观演《烂柯山》，伶人于科白时，大声对梅村曰：“姓朱有甚亏负于你？”梅村为之面赤。兵部尚书吴某，曾迎降李自成，后又仕清，官浙中，偶赴西湖宴，伶人演《铁冠图》，手执朝笏，匍匐匿道旁大呼曰：“臣兵部尚书吴年齿（无廉耻）迎接圣驾！”某惭沮，不终席而去。[32]

这两则轶事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甚至官场，由明入清的贰臣是经常受到轻蔑的待遇乃至在公众场合遭到羞辱的，连戏子伶人都可以肆意讥讽而无所忌惮。而且，遇到这种场合，他们除了默默忍受，也没有别的办法。这种境遇对身为文坛盟主的吴梅村来说是绝对难以忍受的。因此，到顺治十三年（1656）底，适值伯母卒，遂以出嗣其伯的名义，告归丁忧，从此不复出。

在生命剩余的十五年里，他像个普通的老儒生活在乡里，普通到甚至当地人都不认识他就是天下闻名的吴梅村。无锡文士盛磐，一日到苏州书肆看书，有白衣老人进来，盛视之蔑如。老人久阅不去，盛问欲买书乎，曰然。又问有子读书乎，复曰然，盛道是可佳也。老人问：“先生何姓？”盛傲然对：“无锡盛磐。”老人拱手道：“仰之久矣。”盛道：“若固知我，益可佳。汝何姓？”老人曰：“不敢，太仓吴梅村也。”盛愕然，踉跄而别。这是吴梅村乡居的一则轶事，对比钱谦益的骄矜，就知道吴梅村是怎样一个人了。

虽说仕清前后刚满两年，但对于吴梅村这样有着返朴归真的生活理想而又心灵敏感的诗人来说，这段经历却是生命中永远的梦魇，永远的羞耻，永远抹不去的精神污垢。无论他置身于稠人广众之中，还是惊觉于夜半梦回之际，这段岁月的所经所历都会蓦然浮现于脑海，强制他重复体验那生不如死的屈辱感觉。对他来说，那些灵魂遭侮辱、尊严被践踏的羞耻记忆，既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也无法通过任何形式的努力将它们遗忘。于是，他生命残余的时间，就成了羞耻感不断拷问灵魂的精神炼狱。这段精神磨难的记录，保存在《梅村家藏稿》后集中，触目是凄怆入骨的痛思，字字酸楚的悔恨。只有他的这些诗文，才让我们感觉到是在用全部心灵追赋永远无尽的忏悔。《自叹》写道：“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这是深慨平生为名所累，终以仕清坏尽平生名节。《过淮阴有感》写道：“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这是深悔国变之际不能死节，偷生苟活，竟贻终身之羞。实际上，根据陈书录先生的研究，吴梅村的负疚感决不只是一般贰臣屈节仕清的羞惭，其中更包含着他对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时受毅宗特别知遇、“保全”之恩的愧疚[33]。诚如他在康熙十年(1671)十一月二十八日写的《与子暻疏》所说：“吾少多疾病，两亲护惜，十五六不知门外事。应童子试，四举而后入彀。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分，实切悚慄。时有攻宜兴座主(周延儒)，借吾为射的者，故榜下即多危疑，赖烈皇帝保全，给假归娶先室郁氏。……惟是吾以草茅诸生，蒙先朝巍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恋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以及伯祥(杨廷麟)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34]这深重的负罪感一直压在他心头，经过十八年，直到去世的一个月前才向儿子吐露出来，而病笃弥留之际的绝笔《临终四首》，其中有两首写道：“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岂有才名比照邻，发狂恶疾总伤情。丈夫遭际须身受，留取轩渠付后生。”诚可谓“一字一泪”[35]。他知道，辜负君恩、失节仕清、偷生苟活的耻辱将永久地与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行将告别这个让他愧对的世界，他反而洒然引受自取的报应，将一生的是非付后人月旦，哀悯讪笑两由之。

康熙十年（1672）十二月二十四日，梅村辞世，弟子顾湄在年谱中记其遗言曰：“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殓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36]。正如叶君远先生所说：“从顾湄记录的这段话来看，他对自己死后的安排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首先，'敛以僧装’就颇耐人寻味，他虽然信佛，却并没有出家。甲申之变时愿云和尚曾有他'相约入山’，当时他'牵帅未果’；几年后，愿云再次以出世相规劝，他连连表示'不负吾师约，十年践前诺’。而死后他却要'敛以僧装’，为什么？大概是想履践生前未曾实现的允诺吧？或许，更重要的是想避开身仕两朝之人究竟该以什么服色入敛的矛盾吧？因为他既不愿服清朝的服色，又不敢也无颜再服明服，那么'僧装’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了。”[37]半生经历乱世，中年受失节之辱，晚年饱经精神煎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最终将自己的生命定格为一个诗人，这也可视为坚决拒绝清廷加给他的耻辱身份和心灵痛苦的象征性抗争吧？这一意味深长的结局，使普天下读者无不感慨系之。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的盖棺定论最终不一定符合本人的意愿，吴梅村的遗愿只能看作是向历史、向后人提出的一个请求。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要求的人，在他之前起码唐代诗人白居易就已做类似的尝试。白居易临终，语其妻与侄说：“吾之幸也，寿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我殁，当敛以衣一袭，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无建神道碑，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矣。”[38]后来元好问又效之，遗言曰：“某身死之中，不愿有碑志也。墓头树三尺石，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足矣。”后门生魏初、姜彧按部河东，买石刻碑立于墓前[39]。元好问同样有仕元之耻，有贰臣之悔，墓碑题作诗人，不也是要一洗生前背负的政治污点和道德耻辱么？嘉定秀才金慰祖题吴梅村墓诗云：“两代诗名元好问，毕生心事沈初明。”人赏其用事工切[40]。诗人元好问的生平，映照出吴梅村生前的苦情和临终的苦心，更令人心生同情，低徊不已。

说到底，钱谦益只是用文本塑造了一个忏悔的自我形象，而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任何忏悔之意的实际表现，起码当时人从来没看到并记录下来。吴梅村就不同了，他的实际行为始终在证实自己诗文所倾吐的愧疚之情，是出于真诚的反省和忏悔。这种心态在词中有时表现得更为细腻。如《贺新郎·病中有感》写道：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　　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沈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词中几乎纳入了他诗歌反复悲吟的所有苦情，诸如顾恋家室的无奈、苟且偷生的耻辱、失节仕清的羞愧、追悔无及的痛苦，说不出的悲凉感慨，凄怆欲绝。其间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断然否定，源自他严厉得近乎冷酷的自我审视。这是比世间任何道德评判都更触及精神本质的审判，即便他获得时议的宽容，也无法回避这来自灵魂判官的拷问。从某种意义上说，吴梅村的忏悔是与外界评价无关的、灵魂自我的审判。正因为如此，归田后的生活虽平静而安宁，但他却久陷于精神的痛苦而难以自拔。管世铭《论近人诗绝句》云：“白衣不放铁厓还，斑管题诗泪渍颜。失路几人能自讼，莫将娄水并虞山。”[41]在任何时代，发自内心的真诚忏悔都是很难得的，也是人们看重的。所以同为仕清，后人于钱谦益丝毫不假以颜色，而于吴梅村则颇多恕辞，态度截然不同。较典型的，如宋翔凤《观梅村诗话及复社纪事各系以诗》云：“诗歌少激切，遇变乃迟疑。身非宇宙材，吁嗟难自持。试求郁郁意，亦动深深思。颠蹶但自怨，圣贤谅其心。始知《有学集》，惟听鸟兽音。其人不足取，其诗何足吟。”[42]

实际上我们看到，就在吴梅村下世之际，友人的哀挽已流露出更多的惋惜和谅解。如周茂源《挽吴梅村祭酒》写道：“朱扉寂寂掩书楼，万卷牙签黯未收。早岁青云终薄命，衰年白日动深愁。阮公避祸非耽酒，陶令还山不待秋。苦忆淮王鸡犬句，知君魂返旧昭丘。”自注：“先生有'我本淮南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43]如果说这里还只是含蓄地肯定梅村的故国之思和决然弃官而归，那么第二首又就他仕清的无奈之情补充了理由：“旧德群推周太史，伤心莫解息夫人。可怜婚嫁浑难毕，画（上羽下妾）犹迟送老亲。”后人读吴梅村诗，也往往由此体谅他的苦情。如钱瑶鹤《读吴祭酒集》云：“未必妻孥剖爱难，徵书星火下长安。亲恩忍说能抛屣，公论从知有盖棺。老去词章抵青史，放归身世及黄冠。黍离何限兰成泪，萧瑟江关赋里看。”[44]诗最后将吴梅村拟作庾信，就境遇而言并不太贴切，但两人相同的亡国之臣身份和盖世文名，凸显了世道沧桑中文人不由自主的共同命运。洪亮吉《过吴祭酒故居》末联云“兴亡忍话前朝事，江总归来已白头”，自谓“以江总仿之，才品适合”[45]，也寄寓了同样的历史感慨。事情就是这样，随着时过境迁，历史的细节不断流失，许多人物的政治选择都被过滤了原因和理由，只留下一个简单的事实，任后人评说是非。当吴梅村的经历被时间过滤了语境，而只剩下仕清的事实时，也难免成为单纯的道德评价的对象。吴仰贤《小匏庵诗话》说：

吴梅村末路抱憾，尽于临终自咏一词。后人凭吊赋诗，大率责备少而怜惜多，然怜之正以责之也。上元赵野鹤天馝诗云：“贾充自解忧身后，危素何心号老臣。半世不言憔悴死，息妫终是可怜人。”比拟恰合。[46]

吴梅村一直以诗文中忏悔之深博得世人同情，而赵天馝却视这忏悔为多余的话。贾充和危素在此都是比拟梅村的反面形象，像他们那样明知自己德亏而呶呶自辩，反不如息夫人一切都放在心里，忍辱不言。这样的议论无法断以是非，只能说是对生活的一种不同理解。不过其中包含的对危素的非议，却与一个传统的伦理话题相关，涉及生存的理由问题，这却是有理可讲，有是非可论的。近人邹弢《三借庐赘谭》卷八论“顾吴优劣”云：

吴梅村祭酒为一代诗人，直绍唐贤之学，而身为贰臣，名为之杀。当时身复出仕，涕泣谓人曰：“余非负国，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余尝非之，当国变之初，吴平西为圆圆被虏，愤怒借兵复仇，祭酒作诗刺之，有“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等句。作此诗时，设心未尝不佳，及身历其境，未能随遇而安，乃推诿以文其诈。若谓家贫亲老，则昆山顾亭林先生境非富饶，堂上亦有老亲，何以数诏不起，且观其《日知录》、《郡国利病》等书，经济宏深，岂不肯为世用者？先生尝勖其甥徐立斋相国曰：“有体国经野之心，尔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尔后可以考古论今。”何等抱负，胜梅村远矣。

这里首先对吴梅村以母老而出仕的理由加以质疑，认为顾炎武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但数诏不起，没有屈服。这还不是重要的问题，他真正要强调的是，顾炎武虽然不出仕，但孜孜不倦地撰写了《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这些用意深远的著作足以显示他的用世之心，其“经济宏深”的抱负比起吴梅村来，不啻有天壤之别。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出处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胸怀什么样的抱负，做什么的事。即使吴梅村抗诏不出，又能怎么样呢？即便于道德无亏，又于世何补呢？

这一问题触及文士和学者在改朝换代之际，尤其是明清易代那样的文化存亡关头，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情怀应世，以什么的姿态自处。作为身处清末民初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邹弢的议论无疑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民国时代，虽没听说有清初那种强迫名士出仕的事，但前清遗老以什么姿态处世，仍是舆论关注的问题。1929年11月10日林庚白与柳亚子书，提到：“《海藏楼诗》，诗才甚好，意境亦佳，若置诸同光以前，当为有清一代之冠；惜其生于同光以后，则价值大差。（其谈忠说孝尤可厌）。”这里说的价值差异不是着眼于历史时间，而是着眼于个人经历：生于同光之后的郑孝胥身份是汉奸，一个事敌的贰臣说忠孝，当然让人厌恶。诗歌作品的评价从来如此，不光要看它说什么，还要看是什么时候，作者以什么身份说的。明清之际对贰臣诗文真诚性的质疑，到民国初再度出现于对前清遗老诗文的评价中。历史确实就有这种相似的情境，无论在议论现实的出处问题，还是在评论历史人物时都可以看到。人们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实，也根据现实的体验解释历史。

注释：

[1]张仲谋《贰臣人格》，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李正春《论古代失节文人心态》，《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2]平志军、王立国《清初贰臣文人及其文学创作评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白一瑾《论清初贰臣士人“两截人”的处境心态》，《北方论丛》2010年第1期；刘丽《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平志军《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明清之际心理重负下的贰臣文人及其文学风貌》，《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1期；刘丽《论清初“贰臣”诗人的愧辱心态》，《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3]从降臣角度对三家诗歌所作的探讨，可参看裴世俊《清初“江左三大家”降臣诗群探论》（《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一文。

[4][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上册第381页。

[5][清]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一八，康熙刊本。

[6][清]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页。

[7]李庆《钱谦益：明末士大夫心态的典型》，《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1989年第1期。

[8][明]程嘉燧《牧斋先生初学集序》：“盖先生身虽退处，其文章为海内所推服崇尚，翕然如泰山北斗。”《牧斋初学集》，下册第2224页。

[9][清]李念慈《奉赠钱牧斋先生》，《谷口山房诗集》卷七，康熙二十八年杨素蕴刊本。

[10][清]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一，乾隆二十四年刊本。

[11]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五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17页。

[12][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13]李审言《药裹慵谈》卷五，《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711页。

[14]罗时进《以全部生命力量来忏悔：再论钱谦益其人》，《明清诗文研究新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