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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往期回顾 可以翻看本“话题”上下篇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50复旦大学石祥 石祥，1979年出生，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研究员。2006年博士毕业后，在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2020年11月，开始在复旦大学古籍所工作。代表作，下一部。 上学已是陈年旧事（惊觉自己已是老人），我用力回想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也茫然无着落，或许根本没有什么“最初印象”吧，所以只能说些大学时代的记忆碎片。 我从小喜欢军事，热衷于历史上的打打杀杀。高考填报志愿时，本想报历史学系。但那一年（1997）北大在沪没有投放历史系的招生指标，遂选择中文系作为一志愿。 入校报到后没几天，系里给我们新生开会，要求大家自愿选报专业。当时中文系分文学、语言学和古典文献三个专业。我们刚进大学，对专业一无所知，那时互联网在国内刚刚起步，也谈不上什么上网寻找资料，甚至根本无此意识。所以，我们完全是靠老师的宣讲了解专业，再做选择。不用说，这样的了解与选择，当然非常肤浅而仓促。印象中，文献专业由裘锡圭先生作介绍（文学专业是费振刚先生，语言学专业应该是陆俭明先生）。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大约是宣讲的第一要义与保留项目，看前后各级同学的回忆，无一例外，都会提到这句。 具体到文献专业，非常惭愧，裘先生讲的其他内容已无印象，只记得他说大三暑假会安排去西安、敦煌专业实习。大家对此颇感兴趣，议论纷纷，真有同学是为此选择了文献专业。我觉得文献似与历史颇有关联，便选择了它。我们97级文献专业一共12人，其中包括几位文科实验班的同学，他们上的课程与我们有所不同。 当时，校方将部分文科院系的大一新生安排在昌平园。昌平园在昌平西山口（现在地铁有此一站），相距燕园本部数十公里。校区北面靠山，南面是大片的高粱或者玉米地，往东（昌平县城方向）走一段距离，田地的内容由粮食作物变为经济作物，似乎是苹果或者桃子（本人完全没有不看果子只看树木便能分辨种类的能力），西面有小山和大坑。总而言之，那是个荒僻的地方，周边几乎看不到人，夜间四下寂静，不时可以听见远处传来的猫头鹰的幽幽叫声。 昌平园有几百亩大，学生大约七八百人，人均占地接近一亩。院内树木繁密，生物多样性相当可观，不时有同学声称目击了兔子、黄鼠狼、松鼠、蛇……等等。此地的另一优点是有1个标准足球场和多个篮球、排球场，于是乎男生们非常愉快地实现了球类自由，加深了院系交流。当然，中文男足的失利史早在那时便开始书写，这是某公众号所宜及早开展的口述历史的好项目。 大一的课程，基本都是中文系各专业的通行基础课，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相对比较特殊或者说有专业性的，是中国古代史（文学、语言学专业不上此课），这其实是历史系的专业必修课，我们跟着历史系同学一起听讲。第一学期是荣新江先生讲授，第二学期是张帆先生。记得一学期末考试有一道大题，是评价秦皇汉武的历史地位（大意如此）。另一门比较特殊的课，是大一下学期的当代文学，专供文献与语言专业（文学专业的当代文学课好像是一学年制的），臧棣先生讲授。他是著名诗人，于是这门课实际被讲成了当代诗歌史。依稀记得他大概用两节课时间了结了小说、散文，还说了句“这个没什么可讲的”，带着诚恳而为难的神色。讲到80年代诗歌，臧老师提起，那时的某次大会上，有年轻诗人当面批评民国时已成名的某位老人，“你根本不懂诗”。然后，臧老师低头一笑，说了句“有些事心里明白就行了，何必说出来”，全场哄堂。 昌平园有一个图书馆，藏量当然很小，似乎只有一间大屋子的半边放了书架，上面有气无力的排了些书。因为还没上过真正的小专业课，我自然谈不上有意识地去搜寻专业书来看，不知为何，倒是将10卷本的《王蒙文集》看了一遍。教学楼的二楼有一间屋子，开办一家小书店，品种不多。当时，民国学术名著重印风潮初起，我在那里买了《经子解题》《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类的书。 大二回到燕园本部，课程逐渐以小专业课为主。版本学（王岚老师）、目录学（许红霞老师）、校勘学（倪其心先生）、文字学（沈培老师）、音韵学（耿振声老师）、训诂学（董洪利先生）、古文献学史（漆永祥老师）、四部要籍（各部分别为一门课，吴鸥老师、李更老师、陈晓兰老师分别讲授）、中国文化（杨忠先生），这些好像都是必修。至于专业选修，有李家浩先生的《说文》、孙钦善先生的《论语》（本科期间我选修的最后一门课）等等。 坦率说，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上课去否，随心所欲，去了也不怎么做笔记，有趣时则听，无趣时则神游。有一次，古文献学史课上，漆永祥老师发火，批评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届，声色俱厉，我紧张了三秒钟，然后释然。漆老师当年的火气，可能是老师们的共识。2014年，我回校看老师，陈晓兰老师、李更老师说：“石祥，没想到你会坚持做专业，当年真是没有看出来。前后几级里还在大学做本专业的，可能就你一个。”足见在老师们心目中，我当年很不成样子，以至于让今天的他们吃惊。——在本系列访谈中，不少同仁谈及自己大一大二时就树立了明确的专业意识与求学目标，从师问道，好学勤求，真令我无比汗颜。 当然，即便是我这样的不肖子弟，也还是有兴趣这样东西的。大三时，有版本学课（王岚老师讲授），也不知为何，我突然觉得刻本、抄本、活字本们相当可爱有趣。特别是最后一次课，王老师带我们去北大图书馆古籍部参观，古籍部老师拿出不少本子，一一讲解。具体是哪些本子，现在一个都记不得了，但想来应该是有宋元本的；之后又带我们参观善本库，里面清一色的樟木书柜（后来听沈乃文先生讲过这批书柜的由来），味道很大。我们当然觉得大开眼界兼无比神秘。 彼时，学校周边书店极多，较知名的有东门外的万圣书园、南门东侧的风入松以及南面的海淀图书城，还有校内的周末书市。在这样的环境中，买新书、淘旧书的癖好愈发加重。大二起，我接了家教的活，每周六下午去蔚秀园家属院，教一个男孩高中语文（家长似乎都是理科院系的老师）。每次一个半小时，报酬是50元，在当时大约是很高的标准。从蔚秀园出来，我直奔海淀图书城，买一两本书，惬意而归。 尽管平日听课时漫不经心，但毕竟一回生二回熟，好歹知道了一些人名和书名，选购时就有所留意。现在印象所及，《四库总目》《书林清话》《经籍会通》《书目答问》《国朝汉学师承记》《贩书偶记》等等，都是当时买的。研究著作也买了一些。高路明老师的《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被当作目录学课的教材使用；由此及彼，我又买了该书所在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其他若干种。《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宋版书叙录》等等，也是上课时听见，书店中发现，一看封底，价格不贵，在50块经费之内，便买下。此外，《藏书家》杂志那时正出了头几期，我看得津津有味。由此又知道了一些作者的名字，连类比物，黄永年先生的当时在市面上可见的几种书、黄裳、潘景郑的题跋，当时或之后在书店里见到，就陆续买下。图书馆剔旧，也是很好的入手途径。当时，每个季度有一次剔旧，书放在西面旧馆一楼的一个靠边小房间里，谁都可以进去挑书。我买过品相极好的80年代影印的《古史辨》，1块钱1册。——大概，乱摸书乱买书，是我本科时在专业方面印象最深之处了。 大三暑假，自裘先生宣讲以来，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专业实习来了，由李更老师带队。先去西安，参观了大小雁塔、碑林、骊山、兵马俑、陕西省博等等，住宿在陕师大校内招待所。最后一天是自由活动，我们几个男生很喜欢碑林，又去逛了一次。 从西安登上绿皮火车，一路摇晃到柳园站。敦煌研究院派了一辆中巴来接，在戈壁滩公路上继续摇晃了许久，来到了莫高窟，我们住在研究院内的一个小楼里。在敦煌大约有10天，主要内容是观摩洞窟，由研究院的老师讲解。我们不仅看了南区惊心动魄的壁画造像，还参观了北区洞窟。当时的印象是，古代僧人们住在一无所有、灰秃秃的洞里，真不容易。我们参观的很多洞窟，不对外开放，其中印象最深的当属北区465号窟，里面有男女双修的内容。那时，北区考古的成果正在陆续出版或发表，其中有一天的安排是讲座，介绍北区情况，樊锦诗先生致辞，彭金章先生主讲。我们对于灰头土脸的北区兴趣盎然，彭先生讲完后，大家提了不少问题。 四年的时间一晃而过，经历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经历。等到在百年讲堂的典礼末尾齐唱《歌唱祖国》的时候，我才确实感觉到本科四年结束了。 四年下来，不知为何，我居然有推免资格。因为父母希望我回上海，在王岚老师的建议下，我与复旦古籍所联系，经面试，被录取。 复旦古籍所的做法是，一入校即分配导师。我的硕士导师是陈广宏先生。广宏老师主要研究文学。研一下学期，有他讲授的明代文学课程，形式是大家读书后做汇报。课上有件琐事，印象最深：明代诗歌宗唐风气，往往上推到高棅《唐诗品汇》，再由此及至闽中十子。我翻看了几本早期文学史，看到某书溯及十子之前的蓝仁、蓝智以及较蓝氏兄弟更早的某人，汇报时说起此节。陈老师是温润君子，面对我的荒陋，不以为忤，反而夸赞了几句。这门课最大的收获是：我切实认识到自己对文学毫无感觉，确无能力，更缺乏兴趣。我宽慰自己，如同色盲一样，这的确会造成一些阻碍，但不值得羞耻。Just lose it. 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往往开设在中文系/文学院之下，即便是相对独立的古籍所，也大多中文气息浓厚，所以文献专业的很多学者会涉足乃至主要研究古代文学文献。而我几乎没有做过与文学或文学文献的研究，若说领域选择的契机，这门课是非常重要的节点之一。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实在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 在研一和研二的两年间，几乎所里的每位老师都开过必修或者选修课，由于专业不同，我没有将这些课听遍，现在想来，很是遗憾。硕士阶段的第一门课程，名称已经忘却，由吴格先生讲授。课程内容当然非常丰富，因为文学专业的同学也一同上，吴老师肯定讲了很多文献学的基础知识。而我更有印象的是，吴老师旁逸斜出时随口提及的王欣夫、周子美、刘承幹等人的旧闻掌故。还有一次，他发下一篇别人寄来求正的文稿，内容是考述某图书馆新发现的春秋类某书的宋刻残本。吴老师命我们挑错，无论知识性、论述逻辑的，还是行文上的，但凡不妥存疑之处，皆可。我们回去准备了一周，挑的“错”或疑问，五花八门，自有很多可笑之处，却几乎未能指出真正的问题。吴老师先表扬了我们一番，然后谈了他的修改意见，并逐一讲解。 还有一门重头课“古籍整理实践”，为期一年，由钱振民先生、郑利华先生先后主讲，内容是点校一部明人文集。复旦古籍所创设时，承担了《全明诗》项目，所里有大量从各图书馆复制的明集（纸质件或胶卷），以及抄录的明集卡片。这门课的选材范围，就以此为核心。我信手而选卢楠《蠛蠓集》，此人经历坎坷，蒙冤入狱多年，集中哭诉喊冤的书信文章占了很大比重。我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当小说看。 当时章培恒先生年近七旬，仍担任所长，西服革履，日日到岗，几乎每天工作到夜间。我们入学后不久，便私下里知道他身患重疾，看到他如此不计日夜的工作，均觉不可思议。章先生对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小孩，很是和蔼，每次他慢慢走过楼道，我们问候“章先生好”，他必点头示意，缓慢而清晰地答以“你好”或“谢谢”。某次所里办会，章先生打电话到会务组房间，询问曹虹老师的房间电话号码。沪语的“曹”“赵”发音相同，我对学界人物茫然无知，以为是“赵虹”，将会议名单从头翻到尾，一无所获，便告诉章先生，会议代表中没有姓赵的呀！章先生没有责怪我的无知，反而说是自己的上海普通话让我误会了，是曹操的“曹”。我大感脸红。——后来遭遇某些章先生学生辈的“大佬”，相其仪表，闻其言语，观其对待年轻人的态度，望之不似人师，便觉极不适应。 研一上学期末，所里筹划师生联欢，交给我们新生去办。我和两位女生提出去五角场的饭店AA制聚餐。那两位女同学是章先生的学生，却不敢邀请他，一个劲地怂恿我去。女士表示为难，是绅士登场的时候了。我横下一条心，敲开章先生办公室的门。章先生听后，表示此事很好，一定出席，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将里面的1300元钱交给我，说这是他的份子钱，学生们不应承担费用，不足部分由其他老师均摊。我出了办公室，拿着“战果”，得意洋洋地向那两位女同学炫耀，获得了她们的赞誉。那顿聚餐吃了几个小时，黄白红啤，花色俱全，席上章先生教我们如何品酒（病情所累，那时章先生已滴酒不沾），举座皆欢。我们大多吃醉了酒，从五角场开开心心地走回了武川路的北区宿舍。 章先生的威严之处，我只有很模糊的侧面印象。大约是博一，某天傍晚，刚吃过晚饭，陈正宏老师忽然打电话给我，问我能否立刻来所里帮忙。我觉得有些奇怪，便马上骑车赶过去。原来古籍所须向教育部递交年度工作总结，章先生命陈老师办理，陈老师因事忙忘记了。方才章先生问起，陈老师答以还没做。章先生用绍兴腔普通话缓慢地说：“陈正宏，这个样子是不可以的。”（陈老师复述的情形，至今如在面前。不得不说，他模仿章先生的语气口音，非常精准，不愧浙江同乡。）章先生生气的样子，大约止于此。我帮陈老师弄电脑，复印文件，回复邮件……忙到九点半前后，章先生经过房门口，看了看我们，一言未发，走了过去。陈老师眉开眼笑，说这下可以了，领导看到我们这样卖力。那天差不多弄到10点，我们离开时，章先生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在所里，吴金华先生的年辈仅次于章先生。吴先生给研一新生讲授古代汉语专题研究类的课程（具体课名委实记不得了）。第一堂课，他先问我们每个人的姓名，然后笑眯眯地逐一签赠大著《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授课中，吴先生所举语例，多用《三国志》《世说新语》，如数家珍。之前我虽也翻过二书，《三国志》大约是草草过完，《世说》则未到尾；经吴先生一讲，顿觉亲切可爱，于是将两书从头再读了一遍。 古籍所的学生人数少，但讲座活动多。记得每个学期都有若干次，短者半天，长者持续一周，大多是章先生请来的专家。章先生的眼界既高且宽，印象中黄永年、吴哲夫、吴宏一、钟振振、姚小鸥、张伯伟、程章灿等先生都来过（必然还遗漏很多），外国学者则有森本繁、高桥智、王靖宇等等。 黄永年先生予我的印象最深。在复旦，我听过两次黄先生授课，所讲都是唐史，每次一周，连续五天。之前大三的专业实习，在陕师大招待所曾听过黄先生的讲座（这是北大古文献专业实习常年的必备项目）。那时，黄先生尚能徒步来回；复旦这两次（03年前后），他走路已然困难，甚至站立稍久，便气喘不已。是故，正宏老师负责每天接送，我作为跟班，给黄先生推轮椅。虽然健康状况明显变差，但黄先生授课清晰明快，神色炯炯，闲谈犀利可爱，天南海北而又一以贯之，真是丰神俊采，光华灼灼。第二次授课中间，穿插过一次讲座，地点在第三教学楼的某间大教室，黄先生专讲买书故事，听者神往。 更有幸的是，我跟着正宏老师他们，陪过几次饭。其中一次，黄先生谈及版本学，极不屑地说某人“连石印本与刻本都分不清，居然也写了版本学的书”。另一次，正宏老师介绍说我是北大古文献本科，我随即说之前在西安听过您的讲座，黄先生突然问“你是否买线装书？”那时，我的确已开始买刻本，手头大约有五六册（其中一种是津逮秘书本《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但转念一想，在他面前，称自己买书，不啻释迦面前说法，岂不可笑？于是答以虽有想法，奈何价格太高，穷学生无力举此。黄先生点头，表示理解，然后谈了他年少时的买书（捡漏）故事，最后以一句“你们现在是碰不上了”作结。后来有时不免会想，若那时答曰“买书”，又会引发黄先生如何一番高论呢？——顺便说一句，本科时的北大周末书市，确实偶有刻本出没，记忆中所见都是《四书备旨》之流，数册一小摞，要价几十元。彼时虽然无知，但也知道此类东西意思不大，所以一册也没买过。 其他老师请来的讲座或者组织的参观，也有很多。印象最深的是，陈正宏老师的版本学课，带我们去上图参观，听陈先行先生讲解。宋元明清善本摆了一桌，其中肯定有宋刻十卷残本《金石录》，陈先生讲了此本作伪与被识破的故事，至今记得。 研二下学期，有转为硕博连读的机会，我申请并通过。博士阶段的导师，转为陈正宏老师。正宏老师风趣活泼，而我胆大心也大，经常与他嘻嘻哈哈，没有大小。他很鼓励学生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会一步步追问，打算怎么做，如果碰到困难甲，你打算如何解决，进而遭遇困难乙，又如何处理，直至将问题谈清楚。即便他倾向于反对，只要学生能讲出道理或者合理的解决路径，他也会认可。 此方面印象最深的是：毕业后的2014年夏，陈老师推荐我去学习院大学编明刻本图录,这是他与大泽显浩教授合作的项目。我写完初稿后，有一次类似于审稿会的讨论，陈老师、大泽教授以及参与此事的日方人员（大多是博士课程修了、在学习院大学做非常勤的年轻人）到场。从选目（陈老师、大泽教授先议定选目，我实际入馆调查后，提出某些品种可增入）、解题行文到排序（以版刻时代排列）、配图，逐一审查。陈老师先提出修改意见，我当然没有全盘接受，提出了不少反意见或辩解理由。我们有来有往，说得非常坦率，日方诸位瞠目。结束后，有两三位非常勤研究员，对我们的师生关系表示极大惊讶和羡慕，说他们决计不敢对自己的导师如此。 博士阶段，有陈老师的版本学课。他在各处尤其是日本，买了不少本子以及雕版、活字等物件，上课时作为教具。有一次，他拿出一折佛经，有不少蛀眼，外面裹着透明塑料纸，在所有教具中保护最为严密，是在日本买到的宋刻残叶（具体是何藏，已不记得）。他告诫我们要小心，因为下了血本。一般的清刻本、江户时代的和刻本，则随意摊在桌子上，让我们翻看。又有一次，他带着我们几个同学去某家旧书店，帮老板整理一堆残本，意在让我们多摸摸书。清理过程中，看到有值得一讲的本子，便将大家聚拢，讲解一番。我在里面翻出来三册嘉靖本，是孔天胤刻的《资治通鉴》，白棉纸，相对后印，有些蛀。我拿给陈老师看，他很高兴，书店老板的心情也不错，随口说了个价，卖给陈老师。后来，我评上副教授，陈老师将这书送给我，作为祝贺，还说“当初就是你翻出来的，理应归你”。——我有时买些刻本，作为教具，便是学习陈老师的做法。 此外，陈老师还组织读书会与讨论会，门下硕博士全部参加。读书会的内容是读《史记》，讨论会则是讨论论文。每次由一个同学做发表，事先将论文发给大家，可以是学位论文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单独的小论文，大家提出各种意见，作者回应。 博一开始，要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了。我先想出选题，做调查评估，确定大致框架，然后与陈老师面谈。他从可行性等方面提出质疑，比如题目太大，无法按时完成，某部分似无必要，某部分需要强化，某问题应找何材料，等等。如此这般，很快否决了几个题目，最终选定八千卷楼丁氏为题。我本想做大而全的研究，开题报告列了一个很“全面”的框架提纲。陈老师说，这难免人云亦云，反而冲淡主题；凡前人已有充分研究，或研究虽不充分，但受限于材料等，无法更进一步者，不提或少提；要将精力专注于新材料、新问题、新的论述视角的开掘，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忌面面俱到，处处稀松。吴格老师、钱振民老师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这是此阶段我所获得最重要的教示，遂将博士论文的论述范围选定为丁氏藏书聚散、《丁志》《丁目》等书的编纂、丁氏刻书三个板块。 方针既定，接下来是搜集材料。首先，当然是利用学校图书馆、上图。八千卷楼旧藏绝大部分在南图，浙图也有一些。为此，我先后跑了两次南京、一次杭州，花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有针对性地提阅了一些丁家旧藏、丁氏著作的稿抄本，抄录了十多万字材料。吴格老师还为我写了一封古风盎然的介绍信，给南图古籍部。 初稿写好后，陈老师做了非常细致的批改，小到行文，大至结构调整，电子文档上标红拉黑，五彩杂陈。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丁氏所刻丛书底本考这一部分，我最初是按照丛书及其子目排序，先写甲书以何本刊刻，证据是何，再写乙书、丙书、丁书。陈老师说，丁家刻书几百种，如此写法，无异于菜市场里摆摊，太杂乱了，要求我有逻辑框架。我琢磨了一番，改为“以明刻本为底本”、“稿本为底本”，等等。 论文写完，需要送审。盲审无须操心，明审评委三位，上海本地的只有陈先行先生一位，所以约了时间，我直接送去上图。我本想上班时间不宜多扰，打算送到即走。说来也巧，我到上图时，陈先生正拿着极有名的宋蜀刻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和郭立暄师兄说话。我刚说告退，郭师兄拉住我，说一会有参观，机会难得，让我陪看。陈先生对我讲了一会蜀本《春秋经传集解》，参观者来了，好像是莱顿大学的两位研究者。拿出来的书，有唐伯虎藏过的书棚本《王建诗集》、元刻本《文心雕龙》、老朋友十卷残本《金石录》、翁家旧藏《长短经》，以及上百叶宋元残叶集锦。还有一些，书名已记不清，其中有一套，书衣颜色特别，郭师兄告诉我，这是项子京家特有的装帧。因为荷兰友人来得较晚，看完后已是下午，完全忘记了吃午饭。那是目前为止最过眼瘾的一天，盖因既多且精，又无玻璃柜台阻隔。 博士论文答辩也非常有趣。因为答辩委员人选有重合，无法同时进行，所以先是吴格老师门下的王立民兄、罗琤师姐，我的答辩放在下午。答辩委员里年岁最大的是沈燮元先生，沈老极健谈，以至于答辩主席严佐之先生多次说“沈先生，咱们回到问题上来/沈先生，该石祥回答了”。答辩至六点多结束，但我感觉自己似乎没有说多少。 现在回想自己从本科入学到博士毕业的九年间，只记得一些有趣或无关宏旨的场面，似乎很难回答访谈所设定的问题，只能说“反而求之,不得吾心”、“不知为何”吧。 前面已有不少同仁发表了意见。简单说，文献学课程除掉表面的知识性内容之外，旨在传授发现史料、梳理史料、批判史料与利用史料的原则与手法。古代文史哲的研究，无法脱离史料而展开，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也就由此确立。 从兴趣上来说，我喜欢版本学。回顾自己做过或正在做的题目，八千卷楼丁氏的研究涉及藏书史、目录学、版本学和刻书史；鲁迅辑校古籍研究主要是针对辑佚与校勘的讨论；近期写的较多的，则是写样、试印等书籍刻印细节，可以说是书籍史性质的研究。此外比较成块、以后想写成专著的研究，还有版本学史的研究。另如域外汉籍、学术交流史研究，也偶尔做过一些。 个人的体会有以下几点：首先，要关注、尊重其他领域的研究。切忌移情与入戏过深，将自己研究的领域乃至人物、专书视为天下第一等大题目，其他皆不足道。否则，不仅会引发无谓的是非，也将局限自己的视野。 其次，不能脱离实物而言文献学，因此要与图书馆、文博界、古旧书业的同仁多交流，会得到很多帮助。两三年前，我去杭州市图看书，提阅的书籍都是写样本。古籍部前台的老师（本不相识，交谈后才知道她是彭喜双老师）主动提示：“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写样本，可能目录上没有反映出来，你要看看么？”差不多前后，我去北京中国书店，结识了刘易臣先生，他听说我对写样试印感兴趣，便以店中收储的试印本相示。像这样的帮助和机缘，不仅要感谢他们的热情，更是一般翻目录查数据库所无法提供的。 第三，之前似乎已有同仁指出，抄录材料（尤其是在图书馆看古籍时），不要怕麻烦，要尽量抄全，否则事后发觉有关键遗漏，再去返工，会多花不少时间和精力。我有过深刻教训。 第四，要勤于练笔。不要误信十年磨一剑、古人一书足以传世、大学者不轻易下笔之类的话，自我代入，自我宽慰。否则，当真要写时，便觉得笔头艰涩。一来我们不是古人，更不是超人；二来传世之作又谈何容易，不是人人所能写出；三来大学者恐怕大多经常下笔，一看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人的文集部头，即可知此点。写作，是学术的实操，没有人可以不依靠实操或者极少实操，就能成为一流学者或者写出传世之作。 关于“工具”与“学科”之辨，之前很多同仁从多个角度写了很好的意见，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如何走出困境，如何面对学科弱势的挑战与困难，是同仁们一致关心的话题。2019年，北大古文献中心举办“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即以危机、挑战和机遇为主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文献学诚然也必然需要理论，必须持续地、坚韧地进行理论探索。但理论不能是闭门造车、悬空虚拟，而首先应放宽眼界，借鉴其他学科、其他领域一切可以借鉴引入、可以参照的理论。夸张地说，倘若占星术有助于版本鉴定，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学习它。借鉴与引入，并不是学科无法自足、学科边界模糊的表征，更不是此学科研究者的耻辱。面临着理论的贫困与贫困的理论，却仍不愿广收博采，才是真的耻辱。事实上，借鉴与引入，是各学科普遍存在的现象与做法。它只会带来新的视角、新的问题、新的处理方式以及新的自己的理论。 其次，文献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门类。人文科学在追求科学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具有艺术性的一面。而“艺术性”的欠缺，恐怕是造成文献学困境的重要诱因。如果研究者不能欣赏体味文献实物与文本之美，不能带着艺术的热情去追求著述之美，文献学的未来恐怕非常不乐观。人文科学永远不可能如自然科学（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样“科学”，进而又丧失了艺术性，又将如何立足自存？ 关于基础的学术训练和知识结构，第一部分所讲的北大古文献本科课程，可以提供参照。版本、目录、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对四部要籍，均宜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此外，将若干原典（具体书目可由个人兴趣而定）点读一过，也是极有必要的。不过由于开设文献学专业本科的学校不多，很多硕士生入学时未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乃至基础的学科认知，以至于教师上课时不得不从头讲起，这是经常碰到的难题。实情如此，也没有良策，只能寄希望于同学们更加刻苦专注，弥补这个缺陷。 关于古籍编目与保护，当然首先是要多接触实物，而且编目的同学最好对保护（修复）有一定了解，反之亦然。保护（修复）方向的同学，还应多了解学习与之相关的科技知识。以现代科技完善古籍保护，将是以后该方向的重点之一。 我之前指导过或相识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的去向有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中小学教师、公务员等，当然也有继续读博的。至于本专业的本科同学，更是天南海北，各行各业。个人感觉，文献学专业的就业方向，与中文系其他专业没有大的差异，或许在图书馆与文博系统还有一点优势。 论文发表的难度的解决之道，之前的访谈已讲了不少，我没有可以补充的。 在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传统领域，研究会更趋精细深入。与几十年前相比，文献的披露量、查询检索与获取的便利性、新的辅助性工具，都有极大的提升。很多研究（或古籍整理），前人受限于条件而未臻完善，现在已具备展开再研究的条件。此外，明清刻本、稿抄本、地方文献、域外文献，都存在很大的可探索空间乃至空白。 与其他领域的交叉、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与视野，也是今后可期的发展方向。比如说，书籍史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方面。当然，书籍史舶自欧美，西方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有着大不相同的书籍传统，如何调试研究手法，使社会科学的方法思路与中国古籍的历史现场相匹配，宜加深思与不断试错。 好书当然极多。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译本，最近又有重印。此书篇幅不大，行文亲切生动，材料的甄选使用与论述展开的角度别具手眼，显示出很好的思想锐度。日文初版发表于1991年，30年后的今天来看，整体思路框架亦不过时。我觉得，初涉文献学领域的同学们，看看此书，一定能体味到文献学研究的独到魅力与趣味。 注：本文为书目文献公众号原创，转载请后台留言或发消息获取白名单。纸媒刊载，请直接联系作者。感谢石祥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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