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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言先生去世了。作为深受其诱掖、影响的晚辈学人，我痛感中国语言学界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大师，后学失去了慈祥温厚的师长。 我的学术生涯与张先生有特殊的渊源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哈师大中文系教授训诂学的时候，选用的教材即是张先生的《训诂学简论》。 先生的述作，包括其《语文学论集》与《词汇学简论》等，皆深邃精确，耐人寻味，体现了广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化修养，使人自然而然地服膺其说，而思步其后尘。鄙书《训诂学说略》（2003）即有明显的学步痕迹。 而张先生的两篇长文《<古代汉语>读后》（《中国语文》1965年第 3 期）、《读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札记》（《中国语文》1981第3期），则直接诱发了鄙书《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2003）的写作动机，且鄙书将张永言先生两文中的重要见解几乎全部囊括于其中（该书6年后又修订增补为《新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 这样，我实际上已成了张先生的“私淑弟子”，深荷其恩；鄙书大量引用其说，而张先生当时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则既未尝拜望，又无一语致谢——这是十分不礼貌且不合情理的。 于是在鄙书《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即将出版之际，我便萌生了请张先生写序的想法。 但我设想，从张先生那一面看来，我仅为名不见经传的晚辈而已，而张先生是久负盛名的学者，冒昧索序，很担心会置之不理。 不料张先生很快就回信了，但说明因病而不能为序。虽寥寥数语，然其谦逊诚挚之大家雅范，感人至深。于是我便请求，就将来信引为拙书后记，一方面以为自己永久的记念，另一方面，也有益于青年学者了解并学习老一辈学人的长者之风。 也许是我的诚恳，感动了张先生。他原来曾明确地说，他的信“引入大著后记，窃以为不宜”，在我坚持之下，他最后居然同意了。且后来数札，均极精彩，我又不忍舍弃，而欲与读者共享。 于是“既平陇，复望蜀”，索性腆颜请得张先生允许，将其四札一并纳入了鄙书《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后记，这是我永远引以为荣者（张先生于续后之札又尝言“私意再版时‘后记’所附函札可以删去。继又思之，雪泥鸿爪，友情之券，过而存之，亦未为不可。如何之处，请裁夺”），故载于此，聊以见张先生之襟怀、风采，兼供张先生生前资料蒐集者之采撷焉： 金壁先生文席： 奉读大札，情意殷切，感荷无既。 尊著《训诂学说略》即将问世，可喜可贺，想其中必多胜义，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甚望先睹为快。汪先生专门名家（金壁按，指湖北大学汪耀楠教授），学殖深厚，为尊著撰序，至为难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有“书不当两序”条，高见甚为恰当，与之暗合。 《王力〈古代汉语〉注释研究》（金壁按，拙书初拟之名），想必精采纷呈。承嘱作序，至感盛意。所憾我病困累年，一蹶不振，实已无力执笔作文；未能附骥，有方雅命，谨此告罪，敬希鉴宥是幸。 拙著《简论》本甚浅陋，于今早已过时，无足称引。旧文如干篇，汇集为《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年]，其中少数篇章，似尚可观览。不知您已寓目否。因我手头已无余书，未能奉呈乞教，哈市书店或贵校图书馆容或有之也。 力疾书此，不尽欲言，即颂 撰安！ 张永言上 2003－03－29 金壁先生撰席： 电邮诵悉。高谊隆情，至深铭感。自称过谦，非所敢当。 我仍岁不斟，脑似顽石，胸如眢井，不能运思为文。您但看数年来刊物无我一字，即是明证。其未能为尊著写序（无关长短）者以此，再乞亮察。 汉《郊祀歌·日出入》云：“春非我春，夏非我夏，……”虽“春和景明”，又何有于我哉！（金壁按，“春和景明”是我去信中语，希望张先生来春能来哈尔滨市讲学） 大著第二种（金壁按，即指《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他日面世，惠我一册，藉广謏闻，兼作纪念，便大佳善，实无劳先期“标出”如干条见示也。 前上芜笺，不成文理，当付之丙丁，或閟之抽屉，引入大著“后记”，窃以为不宜。 来书拈出“人情味”、“亲切感”二语，实获我心。因忆五年前曾应人之请，为先师遗札写一寥寥三百余字之“前记”（其时我尚未病倒），文辞虽不足道，然自信出诸真情实感，庶几接近您所标举之境界乎？今倩人复印一分，奉尘清览，并请赐正。 体力、心力不容多写，书不尽意，诸惟心照，敬颂 著祉！ 张永言上 2003年4月4日 所附《前记》之复印件： 闻宥 前记 徐中舒先生(1898——1991)文孙徐亮工同志持示闻宥先生(1901——1985)致徐先生书札手迹三十七通及徐先生覆书底稿二件，盥手捧读，欣慨交心。 闻先生和徐先生是闻名遐迩的学者，而二人又是莫逆至交，所以这些书札虽以论学为内容，却出之以亲切的笔调(familiar style)，读来弥觉有味。现在亮工同志悉心整理，以贡献于学术界，这是极有意义的。 于二位先生，我忝列门墙，叨陪杖履，得以式瞻仪形，亲承音旨，实为平生幸事。他们光明峻洁的人格、博洽宏通的学问，给了我莫大的影响和无比的教益。他们珍重友情、奖进后学的风义，同样令人仰止。正是他们在关键时刻连手扶掖，我才能侧身上庠，以至粗有树立。师恩如海，何日忘之! 当闻宥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承蒙上海王元化、徐文堪二先生盛意，我所保存的闻先生手札有机会发表于《学术集林》文丛（卷五、六），以为纪念。今年十月又值徐先生百岁冥诞，亮工同志所珍藏的先学遗札复得刊布于同一文丛，既资缅怀，亦惠学林。作为二位硕学的及门亲炙，我除了钦佩亮工同志的高情美意，谨此再次向王元化、徐文堪二先生致以深深的谢忱。 门人 张永言谨记 一九九八年四月六日 金壁先生： 五月十四日电邮读悉，承示种切，至为感谢。 尊著书名改为《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甚为恰切。王书注释疏失，往往由于不征文考献而以意为之。例如（拙撰《札记》未及）《史记·淮阴侯列传》：“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页715）注：“项婴，项王派往常山国的使臣。”（页717）以“项婴”为人名，盖出于臆测；“项婴”殆“亡是公”之流欤？《汉书·蒯通传》叙此事，作“常山王奉头鼠窜，以归汉王。”“奉头”即“奉项婴头”的简略说法。吴国泰《史记解诂》于此已有正解(吴谓“奉项婴头”当作“奉头婴项”，其说可参，但不必从)。“婴”义为“（用双手）环绕”，与“奉”互文见义。日本汉学家松平康国译“奉项婴头”为“首を抱えて”（抱着脖梗儿/脑袋），见《史记国字解》（东京，1919，页201）；美国汉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 ）译为“with his head between his hands”，见“Biography of the Marquis of Huai Yi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0，No .2，1947，p. 205。理解均不误。是我国宿学与东西洋汉学专家皆不以“项婴”为人名，且坐实为项王之使臣。王注自我作古，转生疑窦。《论语·子罕》记孔子“绝四”，首曰“毋意”。圣人之教，岂不信哉！ 妄言多罪，乞谅。 专此即颂 撰祺！ 张永言 上 2003-05-17 王编《古代汉语》注释“奉项婴头”，大抵是先将“奉项||婴头”误读为“奉||项婴|头”（即所谓“属读”之误），从而造出来一位乌有先生，以圆其说。 拙见并非个人心得，只不过称述东洋、北美学者旧作，以证新解未必胜于陈说，后出 未必转精而已。您如引及，请勿略去吴国泰、松平康国、德范克(John DeFrancis)云云为好。 2003-06-02 张先生在收到鄙书《训诂学说略》、《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之后，即来函鼓励： 金壁教授文几： 大作二种，先后拜读，珍荷珍荷！ 《说略》内容充实，而要言不烦，孟子曰：“博学而详语之，将以反说约也，尊著有焉。” 《汇考》至为美备，诚俭岁之谷而丰年之玉也。海内教学古代汉语而使用王书者当以千数，尊著嘉惠学苑之功亦云大矣。 因我求张先生寄张近照，他函中答曰： 缘悭一面，不能无憾。检旧照片，无可用者。姑从杂志“剪影”奉呈，以当良觌，望毋见笑。 寄来的“剪影”是他与弟子朱庆之在资料室查书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得识张先生的雅容。可惜这张“剪影”，我搬家时不慎丢失了。 2005年初，我的论文集《训诂散笔》出版，理所当然地先寄给张先生，先生又旋即回信： 金壁先生： 今日奉到新著《训诂散笔》，喜不自胜，感謝之至。 此书博涉无方，胜解纷纶，而要言不烦，语皆中的，佩服。 篇末长文，读之解颐。月前友人以电邮发来论“熊良山现象”（金壁按，张先生次函订正为题为“令人忧虑的‘熊良山现象’”），亦一长文（原载《学术研究》？金壁按，张先生次函订正为《学术界》，并注明“手边无文本，不悉卷期”），所评者与萧某类似，看来滔滔者天下皆是，我辈书生，凡事过于认真，不免时怀杞忧，可叹。 专此致谢，敬颂 春祺！ 张永言 上 2005—03—9 郭先生“校改说明”同时收到，足见您的努力，功不唐捐，至为可喜，而郭先生雅量亦复令人倾佩也。又及。 张先生所言“篇末长文”，指拙著《训诂散笔》最后一篇文章《评萧启宏<汉字通易经>》。 在此文中，我批评萧启宏无文字学知识而乱解汉字的恶劣行径，认为此举乃糟蹋中国传统文化，而京师文化教育界竟靡然向风，为其出书，尊为“字圣”（据云今已在北大主持汉字研究所），故慨然于“邪说蛊惑之祸之烈”；以至张先生有“我辈书生，凡事过于认真，不免时怀杞忧”之叹。 我于萧启宏“著作”中尤其荒唐可笑、大言欺人之论，激于义愤，惊其鄙陋，痛斥之余，又时而不免语涉讥刺，故张先生谓“读之解颐”也。 今日思之，能令当时近80高龄、不苟言笑的张先生“读之解颐”，于愿足矣！ 而萧某、熊某之后，又有陕西任学礼之“汉字生殖论”、京师于某之滥说《论语》……呜呼，大陆学风之颓丧，未有甚于斯者也！而张先生语“看来滔滔者天下皆是”，岂非一语成谶、不幸而言中者乎！ 张先生函“又及”所言“郭先生‘校改说明’”，指主持王力《古代汉语》校改工作的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的 “二00四年重印校改说明”（《古代汉语》第四册1809页）。其中有“校改稿寄中华书局后，收到作者富金壁教授寄赠的《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一书，为了赶在一起改排，我只得立即阅读，加快校改”诸语，并谓《汇考》“大多言之有据，抉择也较平实、谨慎，很有参考价值。我们采纳了约一百七十条”云云。张先生所言“功不唐捐”及“郭先生雅量”，指此。 不久，我又收到张先生来函（2005.3.23），告我： 目前又有友人见告：“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上有一大新闻，题为“阎若璩的古文《尚书》证伪工作受到当代学者的全面否定”，作者张岩。您如有雅兴，不妨上去略作浏览，我则无此力气也。 于是我大吃一惊，赶紧去找张岩的文章。我惊叹于张先生对学术研究动态的敏感，同时惭愧于自己的懒惰与迟钝。且每次与张先生通电话，他必问语文学界新的重要文章，以至我往往要事前“用功”一番，以免在张先生提问时张口结舌而汗颜。 于是我知道了，他多次说自己要“淡出学界”，而实际上时时心系学界；他名义上已老病退休，而时时孜孜不倦地奖掖后进，以自己的学者风范、渊深的学养影响着中青年学者。 2005年秋天，我终于有机会到成都四川大学张先生寓所，拜见了久仰的张先生。 记得张先生从病榻上起身，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臂，慈祥地看着我，重复说：“多健壮，多健壮！”谈话中，他向我打听黑龙江学者李锡胤先生的情况。令我终生遗憾的是，当时我仅知其人，却不知其近况，因此未能详细奉告。 关于这位黑龙江省传奇式的语言学大师，关于这两位学界巨人的友谊与交往，我或许有机会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及。 这是我平生与张老先生唯一的一面。最近几年，因思张先生年事渐高，自己于学术又少有创获，因此也就没有勇气打电话问候。 2017年春节上午，我试探着打通了他的电话，话筒里响起的声音是熟悉的，但是更缓慢，也无力了，似乎对我的印象已经不深，说，最好下午再来电话。我想，张先生为学界、为后学、为我，已做得太多太多，不宜再打扰张先生了。 张先生走了，他留给学界、学人的，是宝贵的可传世而不朽的学术著作，是他那永难磨灭的温雅谦逊的学者之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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