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笔者和萧相恺、沈伯俊等先生受邀一起到河南宜阳参加西游文化暨花果山旅游开发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重点在探讨当地的花果山景区、民俗信仰与《西游记》的关系以及花果山的旅游开发。
河南宜阳花山寺
在那里，我们有幸游览了花果山，参观了供奉齐天大圣的花山庙，看到了相关的一些碑刻。
在进入研讨阶段时，会议举办方显然希望与会专家认定这里的花果山就是《西游记》小说里所描写的花果山的原型，但探讨的结果显然让他们失望，因为与会专家没有一个明确肯定这种关系，毕竟学术探讨不同于景区为招揽顾客所进行的广告宣传，要有根有据才行，不能信口开河。
根据笔者当时考察的印象，当地所能见到的相关资料对研究《西游记》的成书并没有多大帮助，但是该地区流行的齐天大圣崇拜现象及相关庙宇、碑刻对探讨《西游记》成书之后在民间的传播及影响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值得进行一番认真的探讨。
以下根据相关资料，从几个方面对河南宜阳及明清时期的齐天大圣崇拜现象进行梳理和分析。
从实地考察及查阅相关资料来看，河南宜阳花果山一带的民间长期以来流行齐天大圣崇拜，这是没有问题的。其直接的证据有三：
花山寺老母大殿，里面供奉的是孙悟空的母亲
一是花果山景区内有座花山寺，其西佛殿供奉的神灵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二是在花山寺前有很多碑刻，其中一些碑刻如《重修齐天大圣孙佛老祖庙序》、《重建花果山山庙碑记》、《重修西佛殿碑记》、《重修齐天大圣木暖阁序》等对此有着较为明确的记载。
三是在当地流传着一些崇拜齐天大圣的民俗，“花果山地区的山民们家家户户敬奉的主神也是齐天大圣”[1]，“花山庙附近的花山村，家家户户几乎都供齐天大圣神位，有的还供有大圣塑像”[2]。
此外当地还流传着一些有关齐天大圣的传说故事，如“齐天大圣自选庙址夜搬砖瓦木料的故事”[3]、“悟空寻根拜娘亲”的故事、“美猴王显威南天门”的故事等[4]。
花山寺年久失修，毁坏较为严重，现已由当地政府拨资进行了简单的维修，其西佛殿原先供奉的齐天大圣塑像今已不可见，现在所看到的神像为新塑的，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神像，其形象并非猴形，与《西游记》里的描写相差甚大。
宜阳水帘洞
相关碑刻在花山寺前密密地排列着，字迹还比较清楚，但长期裸露在外面，缺少必要的保护措施，其状态让人感到忧心。
花山寺西佛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供奉齐天大圣的？当地的齐天大圣崇拜又是兴起于何时？限于资料，对这个问题还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这里根据花山寺前的碑刻，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在花山寺前，立有几十块碑刻，其中一些记载寺庙重修的经过，另一些则记载捐修者姓名。就时间而言，最早者立于清康熙年间，其他大多为乾隆及之后所立。据当地人说，碑刻有立于明代者，但今已不可见。
从这些碑刻的内容看不出寺庙初建及供奉齐天大圣的具体时间，有的只是笼统地说“世远年多，庙宇将颓”[5]。就实际看到的资料而言，当地齐天大圣崇拜兴起的时间至多可以推到明末，再往前，就缺少可信、足够的证据了。有没有可能是宋元时期呢？从理论上说，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它需要直接、可信的资料来证明。
说宜阳花果山是《西游记》中花果山的原型，这一说法并不是始自当今，早在清代当地就已经有这种说法了：“斯山也，即西游记所称齐天孙佛成圣处也，故其庙在也。”[6]“花果名山，中州福地，实齐天大圣之所从出也。”[7]
《太平寰宇记》
不过能支撑这一说法的资料很少，且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持此说者所能举出的最为有力的证据是编于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补阙》中有明确记载：“寿安县岳顶山在县西南，又西为花果山。”据此，有的人认为这条记载比《西游记》成书早500多年，《西游记》作者在创作时必定以这里为原型。
《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这一点没有什么疑义，但问题在于，怎么能证明这个花果山就是《西游记》里花果山的原型，怎么又能证明《西游记》的作者来过这里呢？要证明这一点，还需要直接、过硬的资料。
同时，根据相关资料，我们也可以找到不少不利于这一观点的反证：
首先，花果山这个名字是否为河南宜阳花果山所专有？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宜阳花果山古称女几山、姑瑶山，后来才改称花果山，正如有人所说的：“后因山多奇花佳果，又名之曰花果山。”[8]从相关资料来看，全国各地叫花果山的地方除了宜阳外，还有不少，兹列举如下：
《人文宜阳》
据《严陵志》记载，在浙江遂安有座花果山：“在县西北四十五里，相传古有僧化身于此，因建庵焉。居者不种蔬，但焚其地而锄之，则蔓菁之类自出。”[9]
河北迁安有一座花果山，在“迁安县北五十里”[10]。
河北抚宁则不仅有座花果山，还有个水帘洞：“箭杆：水在抚宁县东北，自口外花果山、水帘洞入箭岭关西，夹山四里，下入洋河。”[11]“花果山：在界岭关外，有洞，道人筑阁其中，洞外悬泉万泒，至冬凝结如冰帘，夏初始解。”[12]
山西静乐有座花果山：“龙和山：在静乐县西南，接岚县界，一名花果山。”[13]
四川渠县也有座花果山：“宕渠山在县东五十里，一名大靑山，又名花果山。”[14]
由此可见，全国各处叫花果山的地方甚多，但凡山地草木繁茂，出产花果，即所谓“山多奇花佳果”，就可以称作花果山，这并非宜阳一地所独有。
至于水帘洞、流沙河、高老庄、通天河等《西游记》小说中出现过的地名，在全国也能找出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因此仅以地名还难以证明其为《西游记》中花果山的原型。
河南桐柏水帘洞
远的不说，同是在河南，就有人提出，《西游记》中花果山、水帘洞的原型在河南桐柏山：“淮源的花果山·水帘洞，无论从其壮美度、历史渊源、地名地貌等，都与《西游记》原著高度相同。”[15]其论据及论证思路与宜阳花果山原型说如出一辙。
类似的证据、同样的论证，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其中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在近年有关《西游记》花果山、孙悟空原型的研究中，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其次，就宜阳花果山而言，其女几山的名称在古代更为外人所熟悉，正如主《西游记》原型说的乔文博所介绍的：“尽管自北宋时花果山之名已正式载入地理类总书《太平寰宇记》，但或因其得名较晚，或因其名称太俗，惯发思古之幽情的文人们在其诗文中一直以女几相称。”[16]“现在见到的所有描绘花果山的诗文，自隋唐到明清，一直以‘女几山’相称。”[17]
既然如此，《西游记》的作者何以了解这个情况并弃女几山之名而单取花果山为创作原型呢？这样一来，花果山原型说就更不可信了。
再次，供奉、崇拜齐天大圣的现象是不是为河南宜阳花果山一带所独有，其他地方没有呢？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
江苏连云港花果山
主张宜阳花果山为《西游记》原型说的乔文博认为：“花山庙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供奉的神明中有齐天大圣，这在国内所有寺庙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18]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从相关文献记载及现在保存的遗迹来看，明清以来，齐天大圣崇拜在全国各地十分盛行，很多地方都建有齐天大圣庙，并且还有各种民俗、信仰活动。
即便是在今天，全国各地保存下来的齐天大圣庙也有不少，比如仅在河南省境内，鹤壁、焦作、安阳、济源、巩义等地都已相继发现有保存完好的齐天大圣庙或遗址。各地既然建有齐天大圣庙，就会有人去膜拜，就会又相关的民俗、信仰活动，就会产生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就会有一些地名、人命乃至物品等方面的附会，等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文化内涵丰富的民间宗教民俗现象。
如果只是因为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确定《西游记》花果山、孙悟空原型的话，那么这样的原型在国内还能找到几十个乃甚至上百个。
更为关键的是：《西游记》是一部虚构的神魔小说，而不是历史或地理类著作，将作品中所提到的地名、人名等一一落到实处，这本身就是对作品的一种误读。
沈氿绘花果山
即便是从创作素材的角度着眼，在对作者生平、经历以及创作经过都没有弄清楚、存在颇多争议的情况下，我们又怎么知道作品中的描写哪些为虚构的，哪些为真实的呢？判断的依据和标准又是什么？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要判定哪个地方是《西游记》创作的原型，是一件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
当然，反对笔者上述看法的大有人在，声言找到《西游记》地名或人物创作原型的已有不少，这也已成为近年来《西游记》研究的一个热点，至于这些观点是否有根有据，可信度有多少，这就要看各人的判断了。
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各类原型说提出者多强调本地资料的独特性或唯一性，对这些资料与其他地方存在更多共性的一面，要么不知道，要么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过去。比如有位研究者在谈到流行于西北地区的齐天大圣崇拜时，曾做出这样的判断：“在陕北、宁夏以及甘肃陇东地区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其他地方非常罕见的‘灵猴（孙悟空）崇拜’现象。”[19]
其实只要认真查阅资料就可以知道，这种“灵猴（孙悟空）崇拜”现象在其他地方一点都不“非常罕见”，而是遍布全国，十分常见。如果能把全国各地已发现的资料放在一起综合来看，相信对此类研究会大有帮助，否则只能是各说各话而已。
湖南衡阳花果山景区
这里引述清代学者崔述的一段话，相信对研究者会有启发：“邠州山上有水，自洞口下，名水帘洞。山下果树甚繁，好事者遂以为《西游记》孙悟空发祥之所而建猴王庙焉。呜呼，世所言古迹者，大率皆如此矣，故今并附辨之。”[20]
就笔者考察的印象而言，河南宜阳地区所流行的齐天大圣崇拜应当出现在《西游记》小说面世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西游记》面世之后，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当地民众因作品联想到这里以往的花果山地名，开始供奉齐天大圣，并附会出一些相关的传说故事来，由此逐渐形成齐天大圣崇拜的信仰及民俗。这与目前所看到的资料是吻合的，与其他地方的情况基本相同，也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受官府打击及后来移风易俗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曾风行各地的齐天大圣崇拜到近代以来，逐渐衰落，河南宜阳如今还保留下一些遗迹，这是十分可贵的，这对研究《西游记》在民间的传播和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遗迹的学术价值在此，而不在《西游记》的成书方面。
福建顺昌齐天大圣神位
上文说到，河南宜阳花山寺西佛殿及相关碑刻是明清时期的齐天大圣崇拜遗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明清时期，特别是《西游记》小说面世之后，齐天大圣崇拜曾经在民间广泛流行，不仅范围较广，而且还相当兴盛。
首先，从地域上来看，明清时期齐天大圣崇拜的分布还是相当广泛的，可谓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以南方福建、湖北等地尤为盛行。据尤侗《艮斋杂说》记载：“福州人皆祀孙行者，为家堂，又立齐天大圣庙，甚壮丽。”[21]
福建之外，湖北也建有不少齐天大圣庙，据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记载：“闽楚多齐天大圣庙。”[22]梁学昌等人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闽多齐天大圣庙，楚亦有之。”[23]
类似的记载尚有不少，因资料并不是太常见，这里列举如下一些：
“蕲俗以六月某日赛二郎神，神一人前导，山民呼行者，举行者名，则元人小说所载孙悟空也。”[24]
“蕲地岁举二郞神会，舁孙悟空像为前导。”[25]
“会城祀齐天大圣。”[26]
“闽中、两粤之齐天大圣、金花夫人、三界神，湖南之黑神魈神等祠，概宜禁绝。”[27]
“《西游记》有齐天大圣、鹿角大仙，旧城竟建祠同祀。”[28]
纬文堂刊本《两般秋雨庵随笔》
甚至在较为偏远的西藏也有这种信仰和风俗：
“西藏大诏西廊有唐三藏师徒四众像塑，元装，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之属。”
以上介绍的是南方各地的情况，在北方地区，齐天大圣崇拜也较为常见，比如李绂《穆堂类稿》曾有如下记载：“自河以南少雨泽，州方祈雨，乡民结柳枝为冠，又以柳枝为舆，舁一泥神曰孙悟空，鸣金代鼓，于道至州。”[29]
直到晚清，这一信仰及民俗仍在民间较为广泛地流传，比如义和团所崇拜的众神中就有齐天大圣孙悟空。据目击者介绍，义和团“所祀之神多出于小说，如鸿钧道人、广成子、孙悟空之流；其所诵咒，有云唐僧、沙僧、八戒、悟空者。有曰：一拜天门开，二拜地户裂，三请孙悟空，四请猪八戒。此余亲闻”[30]。
“其所谓上体诸神，为托塔李天王、孙膑、吕布、马谡、王平、孙悟空、猪八戒、宋江、吴用、济颠、许仙、济小塘、皦承光之属”[31]。
其次，就形式而言，齐天大圣崇拜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建庙膜拜，一是为节庆风俗。从上述引文的内容来看，各地建有不少庙宇，有专门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的，也有同时供奉唐僧师徒四人或其他神灵的。
朱拓齐天大圣
相关的民间节庆风俗就动机而言，有为祈福免灾者，有为求雨者，有为求财者，大都十分隆重热闹，参与者众多，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于此可见齐天大圣在民间的影响力。
通过一些相关的记载，可以当日齐天大圣崇拜的盛况，比如福州一带：
“四、五月间，迎旱龙舟，装饰宝玩，鼓乐喧阗，市人奔走若狂。视其中，坐一猕㺅耳。”[32]
湖北一带的热闹程度并不亚于福州：
“是日，蕲人无远近，皆来就观，辍市肆，肃衣冠，立于门，岀只鸡、百钱为寿，必请命于行者，以致于神。”[33]
李绂的《裕州观祷雨》诗详细记载了利用齐天大圣孙悟空求雨的场景：
柳枝毵毵柳叶靑，结柳作坛高冥冥。
中有泥神吁可惊，曰孙悟空猴精灵。
神或附人称马子，惊愚骇俗走相使。
鸣金伐鼓沸如市，呵殿传呼拟官吏。
束柳作冠垂作衣，还载柳车披柳帷。
旌旗翻翻书柳叶，枪棓森森皆柳枝。
神怪相惊作危语，将恐雨行且兵至[34]。
扫叶山房刊本《朱批增注聊斋志异》
蒲松龄还曾就齐天大圣崇拜现象写过一篇小说《齐天大圣》，作品对福建地区的齐天大圣崇拜进行了描绘：“殿阁连蔓，穷极弘丽。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盖齐天大圣孙悟空云。”主人公许盛因“窃笑世俗之陋”，简慢神灵，受到惩罚。后来孙悟空显灵，许盛“由此诚服，信奉更倍于流俗”，“屡至闽，必祷大圣”[35]。
信奉齐天大圣之后，许盛的生活发生重要转变。作品以文学的笔法反映了福建地区齐天大圣崇拜的情况，可见在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身上，民众寄托了很多美好的愿望，希望借助他的神力来消除灾祸，风调雨顺。
尽管在明清时期，各地官府对民间盛行的齐天大圣崇拜进行了打击和查禁，使这种信仰和民俗的发展受到种种压制，但它并没有因此而禁绝。
近年来，人们相继在福建、浙江、山东、广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发现了不少齐天大圣庙及相关的碑刻、传说故事，由此不难想象当年全国各地齐天大圣崇拜的盛况，可见官方查禁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此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也建有很多齐天大圣庙，至今仍是信徒众多，香火不断。
泉州开元寺西塔猴行者浮雕
需要说明的是，就兴起的时间而言，全国各地流行的齐天大圣崇拜与《西游记》一书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有大量是在《西游记》小说面世、风行之后兴起的，反映了该书在民间的传播和影响情况。但也不可否认，有的则产生时间相当早，甚至早于《西游记》的成书。
以福建地区流行的猴王或齐天大圣崇拜为例，现在已有相当多的记载和遗迹证明，从宋元时期起，福建泉州等地的民间就已有猴王、齐天大圣崇拜。
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在其《孙悟空的诞生》一书中曾专门探讨“福建与《西游记》故事之间的一种密切关系”，提出“与《西游记》故事没有任何关系的南海之地——福建，似乎被什么奇妙的姻缘与孙悟空连在了一起。福建这个地方与孙悟空的诞生似乎有某些关连”[36]。
这个观点有较为丰富、可信的文献支撑，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近年来在福建顺昌宝山发现了“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神位、福建其他地方也相继发现了不少齐天大圣庙，这也都是较为有力的佐证[37]。
《西游记的秘密》
在《西游记》成书之前，各地曾广泛流行西天取经故事特别是猴王或齐天大圣的故事，这一事实也在提醒着研究者：《西游记》的成书未必是单线进行的，直接从某处取材，以某处、某人为原型，它应该是综合了各地流传的取经故事，有取有舍，并加上作者个人的想象虚构，那些未被采用的故事仍有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还要说明的是，那些曾于《西游记》成书之前流传的西天取经故事，在《西游记》面世之后，又会反过来受到小说作品的影响，改变其内容，发生一定的变异。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复杂的。
如果要根据这些资料来考察《西游记》的创作素材及成书过程，因缺乏准确的时间定位，缺少中间环节和直接的证据，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在进行具体探讨时，一定要特别谨慎，不能把话说得太满。
对民间隆重、虔诚的齐天大圣崇拜，官府的反映则是负面的，将其作为危害地方安定、伤风败俗的淫祀进行打击。
杨秋宝绘齐天大圣
以齐天大圣崇拜最为盛行的福建地区为例，地方官员曾对这一民间信仰和风俗进行过严厉打击。
清康熙年间，福州知府迟维城对“齐天大圣、九使等庙”，“痛惩其弊，力请大吏禁止，又亲率民壮扑其像，拆毁淫祠百十余所”[38]。如此大力度的打击，拆毁一百多寺庙，严重抑制了当地的齐天大圣崇拜。
其后，不断有人要求对这一地区的齐天大圣崇拜现象给予查禁。如陈寿祺曾上书福州地方官员：“今大圣庙巍然犹存，稍东又设火药库，恐亦非便，若请于大府，乘此次修建贡院之役，或禁或徙，毅然行之，亦不朽之功也。”[39]
林昌彝也写有《请毁福州淫祠议》，其中也谈到齐天大圣崇拜：“最可嗤者，五谷神、瘟疫五鬼庙，齐天大圣府，姑勿论子虚亡是，学士难言，而画栋雕甍，曲跪尸祝，举国若狂，人情好怪，一至于此。”[40]可见官府的查禁政策是受到不少文人拥护的。
据笔者所看到的资料，福建之外，湖北地区的地方官员也曾对当地的齐天大圣崇拜进行过打击。清乾隆年间，钱鋆中在担任蕲州知州时，对当地的二郎神会“力为禁革”，并“毁孙悟空像五，在城者三，在漕河者二”[41]。
刘继卣绘齐天大圣
其他各处也有地方官员进行过这类查禁行动，比如汤肇熙曾撰有《毁灭齐天大圣神像晓谕居民改祀正神示》，提到自己下令“将庙内猴毁灭，令地保传谕，改祀本地土谷之神，名正言顺，有福无害，嗣后切勿再为邪言所惑，仍奉齐天大圣。”[42]
由此不难想见，整个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地方官府对齐天大圣崇拜这种淫祀的查禁是一贯的，态度也是坚决的，这种查禁政策虽然不为民众理解，甚至遭到民众的反对，但得到文人阶层的一致拥护。
地方官府为何要对民间盛行的齐天大圣崇拜给予如此严厉的打击，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
首先，就思想意识形态而言，中国古代官府对祭祀一直有着严格的规定，对非官方的、不合于礼制的民间宗教信仰和风俗一概视之为淫祀，进行严厉打击和查禁。
这种打击和查禁也不是自明清始，民间与官府在宗教信仰与风俗上的较量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自然查禁的对象不光是齐天大圣，其他所有非官方、不符合礼制的民间信仰与风俗都在打击、查禁之列。
象牙雕齐天大圣
其次，就现实层面而言，地方官员对这种民众参与性很强的信仰和民俗一直抱有一种警惕、排斥的心理，担任影响社会安定，引起动乱，甚至造反。在历史上，有不少借助民间信仰发动的起义，有前车之鉴在，官员们不能不特别小心。
张德彝看到义和团所请之神为孙悟空等时的感受很能代表这种心情：“邪道惑人，例干法禁，且红巾、黄巾之害，已为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唐赛儿、白莲教等皆历历在目，想秉国诸公有尝胆卧薪之虑，具惩羹吹虀之思者，必不令其滋蔓难图，流毒无穷也。且在辇毂之下，现仅初立，不过作俑于一、二无知之辈，附和之人不多，即早驱逐，庶不至酿巨祸于将来也。”[43]
此外，民间集资举办祭祀的活动方式难免发生强行摊派、男女混杂以及铺张奢华等负面现象，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生产劳动，正如有人所描绘的：“觋巫煽惑，沿户科敛，于所在妖宫行香设宴，谓之献寿。有疾之家不延医服药，糊舟建醮，谓之祈祷。鸣金擂鼓，昼夜喧阗，四民皆荒本业，奔走若狂，甚至市价腾踊，资产耗竭。”[44]
“老少奔驰，男女混杂，彼僧尼庙祝遂得造作浮词，谓偶尔之吉凶，为神灵之祸福，藉以诳骗香资，实为人心风俗之害”[45]。
周根宝绘齐天大圣
这些也都给地方官员以正当的查禁理由。
再次，就其他方面的原因而言，其实也是属于观念层面的。比如有些人认为《西游记》本来就是虚构的小说，孙悟空也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加上通俗小说一直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因此齐天大圣崇拜自然是荒诞无稽，是一种恶俗，应该被禁止。
也有人认为孙悟空是个猴子，属于兽类，向其跪拜显然十分荒谬，无法接受。汤肇熙对辖区民众就是这样讲的：“查齐天大圣出于《西游演义》，荒唐之说，岂可奉以为神。神为猴，尔等朝夕拜跪于猴之前，直是敬猴，并非敬神，事属奇闻，情殊诞妄。”[46]
总的来看，官府及正统文人对以齐天大圣崇拜为代表的民间信仰及风俗是蔑视和反感的，将其视为一种影响人心风俗及社会安定的危险因素，从陈寿祺上书地方官员的下面一段话里可以看到这种心态：“屏山为贡院兴贤之地，斯文之命脉，小民乃作猴王庙压其顶，淫亵正气，有损龙脉，科场弊窦，多潜其中，法诚宜徙。”[47]
关良绘齐天大圣
不可否认，围绕齐天大圣崇拜的建造庙宇、举办相关信仰及民俗活动，因系民间自发组织，肯定会存在一些弊端，官府进行监督和管理，这也是有必要的。
但如果一味禁绝，不体察、考虑民众的心理和感情，以蛮横的手段强行禁止，效果也未必好。查禁的成效只能是暂时的，显然不能使齐天大圣崇拜绝迹，从今天各地保存下来的很多庙宇、碑刻等历史遗迹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以齐天大圣崇拜为代表的民间信仰及民俗在明清时期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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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乔文博《千古名胜花果山》，载其《人文宜阳》，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页281。[2] 乔文博《洞天福地花果山》，载宜阳县人民政府编《花果山资料选编》，宜阳2008年刊行，页10。[3] 乔文博《关于花果山西区移民工程的思考》，载其《人文宜阳》，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页311。[4] 参见宜阳县人民政府编《花果山资料选编》，宜阳2008年刊行，页60-62。[5] 乾隆十五年《重修齐天大圣孙佛老祖庙序》，载宜阳县人民政府编《花果山资料选编》，宜阳2008年刊行，页49。[6] 乾隆十五年《重建花果山山庙碑记》，载宜阳县人民政府编《花果山资料选编》，宜阳2008年刊行，页49。[7] 道光八年《重修齐天大圣木暖阁序》，载宜阳县人民政府编《花果山资料选编》，宜阳2008年刊行，页50。[8] 乾隆十五年《重修西佛殿碑记》，载宜阳县人民政府编《花果山资料选编》，宜阳2008年刊行，页50。[9] 清雍正间《浙江通志》卷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 清雍正间《畿辅通志》卷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 清雍正间《畿辅通志》卷二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 清光绪间《抚宁县志》卷一，清光绪三年刻本。[13] 清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五十，《四部丛刊续编》本。[14] 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五十一，清道光刻本。[15] 刘剑《淮源与西游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页51。[16] 乔文博《关于女几的话题》，载其《人文宜阳》，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页57。[17] 乔文博《唐伯虎与花果山》，载其《人文宜阳》，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页72。[18] 乔文博《洞天福地花果山》，载宜阳县人民政府编《花果山资料选编》，宜阳2008年刊行，页10。[19] 孟繁仁《《西游记》故事与西夏人的童话》，《运城高等师专学校学报》1997年第3期。[20] 崔述《考信录》丰镐考信别录卷二，清嘉庆二十二年、道光二年、四年刻本。[21] 尤侗《艮斋杂说》卷五，清康熙西堂全集本。[22]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页13。[23] 梁学昌《庭立记闻》卷二，清嘉庆刻清白士集本。[25]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三，清道光舟车所至丛书本。[26] 宫鸿历《闽中纪事四十韵寄姜西溟、杨端木、查荆州声山、严宝成、吴元朗、王赤抒、宋坚斋团云、蔚汤西、史蕉饮、汪文升安公》，陶梁辑《国朝畿辅诗传》卷二十八，清道光十九年刻本。[27] 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卷十一祀典门三，清道光十二年刻本。[28] 焦东周生《扬州梦》卷四，载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页301。[29] 李绂《穆堂类稿》别稿卷十四，清道光十一年刻本。[30] 唐晏《庚子西行纪事》，1919年求恕斋丛书本。[31] 张德彝《六述奇》卷十二，载《稿本航海述奇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32] 尤侗《艮斋杂说》卷五，清康熙西堂全集本。[34] 张应昌辑《诗铎》卷二十四，清同治八年刻本。[35] 蒲松龄《齐天大圣》，参见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1459-1463。[36] 中野美代子《西游记的秘密》（外二种），中华书局2002年版，页382、387。[37] 具体情况参见齐裕焜《《西游记》成书过程探讨——从福建顺昌宝山的“双圣神位”谈起》（《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王枝忠、苗健青、王益民《顺昌大圣信仰与《西游记》》（《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蔡铁鹰《“大闹天宫”活水有源——顺昌“齐天大圣”之我见》（《学海》2006年第1期）。[38] 清雍正间《八旗通志》卷二百三十七人物志一百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9] 陈寿祺《答陆莱臧县尹论福州水利书》，《左海文集》卷四下，清刻本。[40] 林昌彝《请毁福州淫祠议》，《林昌彝诗文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41]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三，清道光舟车所至丛书本。[42] 汤肇熙《出山草谱》卷三，清光绪昆阳县署刻本。[43] 张德彝《六述奇》卷十二，载《稿本航海述奇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44] 清雍正间《八旗通志》卷二百三十七人物志一百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5] 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卷十一祀典门三，清道光十二年刻本。[46] 汤肇熙《出山草谱》卷三，清光绪昆阳县署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