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西南，向来是历史学、人类学的经典课题，而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则似乎主要是近些年的事。人们意识到，在古代历史中，西南地方的主要意象，传达的却是汉族文人的认知体验。 举其要者，无非空间与心理上的遥远、民族形象上的妖异联想，以及政治上的叛乱威胁（张轲风《异样的目光：明清小说中的云南镜像》，《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4期）。 聚焦明清文人西南叙事，并在此方面引领学界风气之先者，要属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胡晓真的新著。这部《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作为“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第一种，已于2017年1月由台大出版中心正式出版。 在《自序》部分，作者首先追溯了自身学术历程中“西南”转向的缘起，是撰写《儿女英雄传》论文时，因为涉及清代礼学，无意间读到了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于是她便从江南和海上才女的世界，一脚踏进了西南。 其次，胡晓真还郑重表述了这项研究的旨趣，毋宁说是志愿——“拓展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也希望文学研究以其可以深入文字肌髓的特色，触动以西南为领域的其他学科”（胡晓真《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版。此后引文皆出此本，不再出注）。 这正反映出该书第一方面的方法论特色，曰文类跨越与文献活用。诚如王德威在所作序言《写在华夏边缘》里指出的，胡晓真定义的文学，并非仅仅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史模式下的文体四科（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而是也涵盖史传、志书、奏议等文章之学。 在第四章《治理之书与审美经验》的引言部分，胡晓真提出，无论与西南地区有关的文本，其文类归属如何，它们都展现一个共同的特色，亦即历史、传说、见闻与想象虚构在同一话语体系中互参互证，又彼此竞逐，形成一个“西南知识系统”。 通过考察文类属性不统一著作的边地叙写，论者试图挑战僵硬的文类观，反思文本的多义可能。 至于此书《导论》结尾，引用清代词臣画家邹一桂（1686-1772）以西南景色为主题的系列画作《山水观我》，来说明本项研究的应有思路，则非但是以“转换文类”进行比喻，而且鲜明体现出跨越学科壁垒、灵活运用文献的长处。 再如第二章《旅行、猎奇与礼学考古》，不同于当代学者多将《滇黔土司婚礼记》当成历史或民族志材料看待，胡晓真看中的是其第一人称自述的叙事特色。 接下来，该书还援用呈献朝廷作为大清帝国展示的《职贡图》，与嘉庆以后出现、辅助地方治理的《百苗图》，从而以图像纪录的资料，对照陈鼎的叙述。 活用文献的长处又体现在第三、四章对于田汝成（1503-1557）《炎徼纪闻》与田雯（1635-1704）《黔书》性质的把握上面。《导论》将其划归私人方志的类别，继而谈到对方志作文学解读的可能。 当然，到了第六章开头，列举明清时期方志、图版与笔记的西南叙事时，胡晓真在注释中又将《炎徼纪闻》视为笔记，前后文观点似有待统一。 文本对读与脉络化思考则是该书又一明显的方法论特色。例如揭橥《炎徼纪闻》卷三《阿向》一篇武力征讨的具体情节，在明代后期被张萱《西园闻见录》、冯梦龙《智囊·兵智部·武案》大量录用。 该书同卷《阿溪》所讲述明朝官员孔镛制服地方势力的事件，除了张、冯二书，也被田汝成的同代人雷礼（1505-1581）纂辑的《国朝列卿纪》，和何乔远辑《名山藏》所取材。 由此胡晓真认为，田汝成的战争叙事，不但屡为明代各种私人历史类著作所征引，也被通俗叙事挪用转化，吸引更广大读者群的兴趣，深深影响了通俗文学中的西南叙事。 更精彩的文本并置体现在对田雯《黔书》和收入其《古欢堂集》的单篇文章《黔陋说》这二者的比较。前者一再渲染贵州山水特异之美，从后者却只看见穷山恶水，貌似是作者的昨是今非。 但胡晓真却由二作抵触的缝隙中，发现《黔书》的繁复修辞，一方面固然是田雯的写作风格，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如何以书写抵抗自己（排斥宦黔）的心理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胡晓真在抉发田雯二作隐微从而深察文心之际，提示读者她的研究思路，正在于把《黔书》放回作者整体的书写脉络中。其实，置于脉络而考察也是贯串全书的一条线索。 且不提第二章的一个小节标题《〈滇黔土司婚礼记〉的虚实交界与诠释脉络》对此问题的反映，就拿《导论》来说，开篇部分她倡言“明清文人西南叙事之驳杂多元的特色，亦说明我们必须把这些文本放在时代、地理、政策、民族、性别等种种脉络化的思考中讨论，才能剥显、焕发其掩藏于猎奇外衣下的丰富面貌”。 收束部分，她则交代本书连结的学术脉络。除了参与多学科对话，著者特别提到美国学界近二十多年兴起的“新清史”提供的思考向度。 具体研究个案方面，她认同地图、日用类书的兴起，反映晚明地理知识的丰饶，据此提出对边域的书写，一方面是帝国内部的探索，一方面则连结、延展、散发为对广大未知世界的兴趣。这应是陆次云《峒谿纤志》这类作品的历史脉络。 又如，关于明初贵州地区女土司奢香的传奇性事迹的记载，本书认为明之高岱（1508-1564）《鸿猷录》、嘉靖《贵州通志》、张萱《西园闻见录》，与清之查继佐（1601-1676）《罪惟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田雯《黔书》以及嵇璜（1711-1794）《续文献通考》等书，就叙事手法的经营来看，皆无出《炎徼纪闻》之右者。 但接下来，胡著为我们展示出王世贞（1526-1590）质疑田汝成记载真实性，从而开启的另一个脉络的叙事版本。也就是奢香入朝时，高后已薨两年，绝不可能赐宴。这一理性分析影响至于清毛奇龄（1623-1716）《蛮司合志》与嘉庆《大清一统志》的表述。 不难看出，胡晓真紧扣《炎徼纪闻》的后世接受这个核心问题，为读者尽可能完整如实地展现古人的认可与怀疑、照录与删改，真正达到了历史学者罗志田所谓“前后左右读书”的治学佳境。 如果联系胡晓真早年的治学成绩，特别是《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2003台湾麦田出版社、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一弹词小说领域的标志性成果，我们还可对其脉络化思考的主张与实践，产生更深的领会。 拙文《评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较早谈到胡晓真的“脉络考察”（“源流考察”）方法，并认为这一立意于为各种现象问题确定历史坐标的探索意识，有助于让研究贴合历史情境和文化土壤（朱锐泉《评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见载曹虹、蒋寅、张宏生主编《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不妨引用该书第六章导言部分的“夫子自道”，就是“我们阅读一个文学创作的文本，不仅是由历史脉络（intext）的线索来从事文本（text）之解读，也同时由文本来重建历史脉络”。应当说，这种寓重建于回归的学术理念，在本文所评析的胡先生新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光大。 最后还想讨论一点，本文认为胡晓真该书毋庸置疑采取的是边域视角，通过边缘发声，有助于世人认知更为清晰完全的明清时期国家与文化版图。 其次，全书贯彻着史学思维，具体说就是一条脉络化思考的红线。最后并且可能最为重要的，是著者高度自觉地站在文学诠释的立场上，纵横捭阖，闳通深细，畅论古今中西之义理。 恰如《导论》所言，作者选择明清文人西南叙事这一题目，“希望探索的是西南自然及文化环境对明清文人文学心灵的作用，亦即前者如何刺激、诱发后者的反应，而后者又如何赋予前者文本化的表现，并烙印于普遍的文化想象之上”。 胡晓真继而谈及，“凡于文本幽微处，细细推究文本所传达之情意、音声、画面，乃至于气味、触觉的联想，探求文字深处的人情物理、心灵纠葛，自是文学的诠释”，据此她指出“文学研究者所倚赖者，当是这种文学的感知与敏锐（sensibility）”。 对照这段论述，我们不难认识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益热络的文化研究潮流下，真正能挺立潮头经受时间考验的优良学术著作屈指可数。林林总总变本加厉的是这类做法：运用电子手段检索一堆原始材料，再附加几个宗教、地域、饮食、服饰一类的标签，粗制滥造地匆匆出炉砖头般沉重却显然并不“厚重”的作品。 时至今日，抵御泡沫、坚守本位的态度，已经愈来愈成为文学研究界的共识。值此际遇，《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和它的研究者所倡导的，“浸润于文学感知的诠释，与历史考证、田野深描、理论建构的互相辨证，诚应是当代人文学科互跨并琢磨研究范式的努力方向”，正应作为学者们每刻悬诸耳畔的药石之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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