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研究》期刊/蒋立松：话语张力——略论地方志对舒位《黔苗竹枝词》创作的影响

包梅 20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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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题材竹枝词创作的高峰时期。这类竹枝词的创作并不是对各种民族风情的客观描绘，其内容尤其是关于少数民族形象的描写深受地方志等官方文本的影响。本文比较了乾嘉诗人舒位的《黔苗竹枝词》与乾隆《贵州通志》等的相关内容，讨论了在“苗蛮”形象的书写中，官方立场与文人视角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研究发现，《黔苗竹枝词》的叙事主题、主要内容、叙事重点，多取材于同一时期的地方志，尤其是乾隆《贵州通志》。本文从地方志的记载中提取素材，将官方叙事与个人表述有机结合，进行加工、创作，系统地还原了乾嘉时期贵州不同民族的形象。这说明在清代前期的民族叙事中，官方话语能够强有力地影响、规约人们的创作过程。

关键词:《黔苗竹枝词》地方志贵州叙事

项目支持：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互联网背景下边境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8JJD88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舒位（1765—1815），字立人，号铁云山人，直隶大兴人，乾嘉时期著名诗人，所著《瓶水斋诗集》17卷、别集2卷，收录了其平生创作诗歌2000余首。其中，他旅居贵州期间（1797-1798年）创作有专门描写贵州非汉族群的《黔苗竹枝词》52首，收入《瓶水斋诗别集》第2卷。《瓶水斋诗集》流传甚广，在嘉庆时期即有刊本问世，光绪时期重刊；其中的《黔苗竹枝词》在清末民初还曾单独编入当时颇为流行的《香艳丛书》第5集中。笔者比较了《黔苗竹枝词》与乾隆《贵州通志》的相关内容，发现前者脱胎于后者的地方很多。两种看似不同的话语体系——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个人的和官方的——却按照相似的价值标准和审美逻辑，共同塑造了清代主流文化视角下被泛称为“黔苗”的贵州非汉族群形象。笔者做如此比较，并不是简单地想否认舒位《黔苗竹枝词》的创作成就，而是想把它作为一种话语现象加以讨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竹枝词的文人视角、个人书写往往服从于地方志的官方立场、集体话语，后者的话语力量强有力地影响、规约着竹枝词的创作过程。

一、舒位的旅黔生涯

与《黔苗竹枝词》的创作

舒位旅黔，与从军有关。清仁宗嘉庆二年（1797年），舒位跟随刚由河间府知府升任贵西道的王朝梧到了贵州。这年正月初五，贵州西南部南笼府“仲苗”爆发“南笼起义”。“苗变”甫起，便迅速蔓延至黔中以西的地区:

时郡辖之永丰州，普安县，安南县，及册亨州同城，新城县丞城，黄草坝城，捧鲊城，皆被围。而安顺府之永宁州，归化厅，及贵阳府之广顺州，定番州，长寨厅，大定府之威宁州，黔西州，平远州，诸仲苗尽反。[1]

朝廷命云贵总督勒保率军镇压，王朝梧被编入征剿官军中，舒位当然也就“万里从征”。据陈文述《舒铁云传》记载，“值南笼仲苗不靖，威勤侯勒保统兵征之。观察身在行间，君为治文书，勒侯见而器之，恒与计军事。”[2] 这年秋天，南笼战事平。嘉庆三年（1798年），舒位辞别王朝梧，启程离黔。他感念王朝梧的知遇之恩，离别前曾做《留别疏雨观察》三首，中有“一人知己当无恨，万里从军属有缘”之句。[3]

从嘉庆二年（1797年）入黔，到次年离开，舒位大约在贵州生活了近两年的时间，其中大多数时间是在南笼府。旅黔期间，舒位创作了以贵州非汉族群为题材的《黔苗竹枝词》，较为全面地描写了当时贵州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及风俗习尚，主要包括序言、52首竹枝词、注释等三个部分。在竹枝词最后还有王朝梧所撰跋语一篇。其注释在每首诗之后，对诗歌内容进行解释。这些诗歌朗朗上口、形象通俗，堪比一幅幅民族文化的风情画。例如，其咏“八番苗”[4]：

八番女儿日夜忙，耕田织布胜于郎。

长腰鼓敲老虎市，今年稻香满椎塘。[5]

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八番苗”女性长于耕织、宴会击鼓的生产生活情境。

关于创作的缘起，舒位在序言中说：

苗既居处言语不与华同，其风俗、饮食、衣服各诡骇不可殚论。余从车骑之后，辄以见闻所及杂撰为竹枝体诗，且为之注……。设非亲历其境，骤而示之以所作，不几致疑于海上之木、山中之鱼哉？夫古者輶轩采风，不遗于远。而刘梦得作竹枝词，武陵俚人歌之，传为绝调。余诚乏梦得之才，又所记謏琐，无足当于采录。而以一书生万里从征，往来柳雪，横槊而赋，磨盾而书，将以是为铙歌一曲之先声焉。[6]

可见，他创作《黔苗竹枝词》的意图十分明确，便是尽可能全面记录贵州各个“苗类”的基本情况。显然，基于对“苗”与“华”相异的基本判断，把西南的“苗类”看成是文化上的他者，这在当时以儒家文明为自我标识的知识群体的集体话语中是十分流行的看法。带领舒位入黔、对舒位有知遇之恩的王朝梧在《黔苗竹枝词》的“跋语”中特别强调了“凡苗之性类与华殊，顺其性则喜，拂其性则怒……。故治苗之术，则必识其性而驯扰之”。[7]刚经历了“仲苗”的反叛，对于“苗性”的种种认识，可能在官员、文人群体中成为了“公共话题”。舒位正是从这一认识前提出发，创作了《黔苗竹枝词》，对贵州数十种“苗”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描写。

二、乾隆《贵州通志》

对《黔苗竹枝词》的影响

（一）对《黔苗竹枝词》“亲历性”的重新审视

“亲历性”是后世人们评价竹枝词价值的内在标准。它使读者往往产生一种“现场感”和“参与感”。前引舒位的序言中也十分强调“亲历”在其竹枝词创作中的重要性：“设非亲历其境，骤而示之以所作，不几致疑于海上之木、山中之鱼哉？”然而，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审视和辨明。

1.“亲历”其实是十分有限的，不能将舒位所说的“亲历”等同于到过竹枝词内容所及的所有民族地区。《黔苗竹枝词》中记载了41种“黔苗”，分布于贵州东南西北不同的地区，如主要分布于贵州西北部的“倮㑩”、小范围分布于威宁州的“六额子”、分布于贵州东南部“九股苗”、“黑苗”等等族群。从舒位旅黔期间的活动轨迹看，他很难有条件“亲历”大多数民族地区。舒位旅黔，大部分时间是在贵州西南的南笼府（后兴义府）中度过的，再考虑到他是在“兵荒马乱”之中来到的贵州，他很难有条件“亲历”上述所有的地区。关于舒位的旅黔轨迹，兹据王乐《舒位年谱》以及相关史料梳理几个重要的时间段如下：① 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初一日，从王朝梧自京入黔，作留别诗三首。三月，过湖北襄阳、荆门、湖南常德、怀化、贵州贵阳、清镇等地，至贵州羊场。适贵州“仲苗”反，王朝梧被编入勒保军营中，舒位在军中“治文书”。② 六月，“仲苗”平，舒位入南笼军营。此后一直留住于南笼府（兴义府）中。期间，创作《黔苗竹枝词》。③ 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威勒侯勒保将移督四川，邀舒位同行。舒位以母老辞。继续留住于兴义府。其间与郡人李琼英过从甚密。④ 嘉庆三年（1798年）七月，留别幕主王朝梧，启程归家。[8]

由此可见，舒位创作《黔苗竹枝词》时因其活动空间的有限而导致的文化接触局限是十分明显的。他所强调的“亲历”，是在从“汉区”到“苗疆”、从“内陆”到“边陲”的文化地理空间转换的整体意义上而言的。它既是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文化空间的切换。在舒位的众多旅黔诗中，他的“亲历”的感受往往夹杂了许多对于异乡的天涯意象和陌生感。例如，其《黄丝驿题壁》：“一宿黄丝驿，荒村绝世喧。山虚孤月朗，天近众星繁。鲁酒酌深夕，疎灯摇断垣。他乡情绪劣，不必有啼猿”[9]。这首诗中，“孤月”、“断垣”、“疎灯”，构成了舒位亲历贵州这个“他乡”的最初图景。因此，舒位的亲历最终转变为在“异域”的陌生化过程。

2.与“亲历”的有限性形成反差，《黔苗竹枝词》形成了大型“组诗”形式的创作格局。《黔苗竹枝词》52首，涵括了当时官方“认定”的贵州诸“苗类”中的绝大多数。这种动辄几十首、甚至上百首“竹枝体组诗”在清代贵州竹枝词创作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清康熙时期田榕《黔苗竹枝词》24首、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有100首、道光时期毛贵铭《黔苗竹枝词》100首，等等。民族地区“竹枝体组诗”的出现适应了人们对于了解、掌握多民族状况的知识诉求。换言之，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话语构建，“民族叙事”自然会成为社会上的公共话题。因此，舒位的《黔苗竹枝词》等大量的“竹枝体组诗”构成了这一时期“民族叙事”的一部分，带有了极其强烈的“地志”的特征。事实上，宋元以来这类带有“地志”特征的“竹枝体组诗”已演变、发展为一种显著的现象。施蛰存认为：

宋元以后，出现了各种地方性竹枝词，往往是数十首到一二百首的大规模组诗。每首诗后附有注释，记录了各地山川、名胜、风俗人情、以至于方言、俚语。这一类的竹枝词，已不是以诗为主，而是以注为主了。这些注文，就是民俗学的好资料。[10]

要解决亲历的有限性与竹枝体组诗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于“亲历”之外依靠“他说”“旧闻”也就成了自然、不应被苛责的“采风”途径。许多竹枝词均是如此，并不奇怪。例如，康乾时期田榕撰《黔苗竹枝词》24首，即坦言“右竹枝词所咏，悉本旧闻。自入国朝，沐浴王化，已及百年，苗风丕变，语言服习，不至尽如篇中所云。”[11]而道光时期毛贵铭在贵阳创作竹枝词时，也常常参考当时颇为流行的各类“苗图”。他在《贵阳水口寺寓居别去留四首》其三中感叹“明日别汝去，城中看画图”，其下注云：“黔城多张卖诸苗图状者”。[12] 应当进一步思考的是，竹枝词创作者于“亲历”之外所借鉴、参考的文本是什么？不同的文本是如何相互影响、作用，并最终体现于竹枝词创作中的？舒位的《黔苗竹枝词》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诸多线索，具有典型的个案价值。笔者在下文将重点考证《黔苗竹枝词》与地方志之间的文本关系，从而将竹枝词置于清代“民族叙事”的整体框架中来加以理解。

（二）《黔苗竹枝词》之主要内容取材于乾隆《贵州通志》

1.清代地方志的编撰为贵州的“民族叙事”提供了直接的官方依据。贵州自明永乐建省以来，历代编修、刊刻过不少方志。属通志类的，明代即有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黔记》等。这些方志对贵州“苗蛮”的情况有详略不同的记载。清代以后，地方志中关于“苗蛮”的记载日趋丰富。康熙时期卫既齐主编《贵州通志》（以下简称《康志》），将“土司”“蛮僚”合编一卷，共记载“蛮僚”31种，并绘插图60幅，开清代贵州民族“图志”的先河。清高宗乾隆六年（1741年）刊刻、鄂尔泰主持编修的《贵州通志》（以下简称《乾志》），在前志的基础上，对贵州“苗蛮”进行了重新归类、整理，共记载了各类“苗蛮”近52种。与《康志》相比，《乾志》做了一些改动，将《康志》中“蛮僚”的插图进行删除。《乾志》在“凡例”中说：“苗蛮种类虽多，其形状服食究亦相去不远。旧志每种各绘一图，似转觉支离，不如删去。盖其性情风俗，备于纪载，不必按图而考索也。”[13] 对于全省“苗蛮”的情况，《乾志》中记载了52种，其中除了武陵蛮、夜郎、牂牁蛮、东谢蛮、南平僚等5种属旧史所载之外，其余“仲家”等47种可以视为乾隆时期贵州“苗蛮”的专称（详见表1）。

《乾志》中关于“苗蛮”的记载，可能对后来的“苗蛮”叙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清高宗乾隆十六年（1752年）傅恒主编的《皇清职贡图》中的贵州部分，一共84幅图、涉及40多种“苗蛮”，与《乾志》基本一致。地方志可能成为其它文本最重要的参考依据。

2.《黔苗竹枝词》与《乾志》在名类和体例上基本一致。

（1）两书的“名类”大体一致。将两书中的“苗蛮”名称，按照各自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

表1：《黔苗竹枝词》和《乾志》中民族称谓

《黔苗竹枝词》

西南夷、夜郎、牂牁蛮、东谢蛮、南平僚、仲苗、宋家苗、蔡家苗、龙家苗、花苗、黑苗、青苗、红苗、白苗、西苗、东苗、夭苗、克孟牯羊苗、平伐苗、紫畺苗、阳洞罗汉苗、谷蔺苗、九股苗、红仡佬、花仡佬、水仡佬、剪头仡佬、打牙仡佬、锅圈仡佬、披袍仡佬、木老、仡兜、佯僙、八番、六额子、倮㑩、峒人、蛮人、侬人、瑶人、僰人

合计：41种

《乾志》

武陵蛮、夜郎、牂牁蛮、东谢蛮、南平僚、仲家、宋家、蔡家、龙家、花苗、白苗、青苗、红苗、黑苗、九股苗、东苗、西苗、克孟牯羊苗、夭苗、谷蔺苗、平伐苗、紫畺苗、阳洞罗汉苗、仡佬（下列筒裙仡佬、花仡佬、红仡佬）、剪头仡佬、猪屎仡佬、打牙仡佬、锅圈仡佬、披袍仡佬、水仡佬、木老、仡兜、佯僙、八番、六额子、僰人、峒人、蛮人、杨保、土人、倮㑩、白倮㑩、瑶人、侬苗、荔波水、佯、伶、侗、瑶、僮六种

合计：52种

《黔苗竹枝词》目次中出现的41种“苗蛮”，均见于《乾志》，后者记载了52种。不同之处，一是《黔苗竹枝词》减少了《乾志》中记载的荔波杂居的水、佯、伶、侗、瑶、僮6种；二是《黔苗竹枝词》未记载《乾志》中的筒裙仡佬、猪屎仡佬、杨保、土人等四种“苗蛮”；三是将《乾志》中分别记载的“倮㑩”和“白倮㑩”合并于“倮㑩四首”之中。“名类”一致可能说明了清代的“民族叙事”中已经形成了主要由官方进行界定的族类划分标准。

（2）两书的叙事体例大致相同，均采用了“先总后分”的叙事框架，且叙事要素大多一致。①《乾志》在叙事上主要采用先总后分的体例进行记载。即，先依据历史文献对的历史上的“蛮夷”进行总叙，“以原所自始”，其中，对“西南夷”、“夜郎”、“牂牁蛮”、“东谢蛮”、“南平僚”等5种“苗类”的记载均明确说明出自旧史。然后再对其余47种“苗蛮”的“性情风俗”进行分别的具体详述。其叙事要素主要包括分布、文化特征等项。例如《乾志》关于“紫畺苗”的记载，首先是分布，“在都匀、丹江、清平”，然后是文化特征，如“夫死，妻嫁而后葬”等等。[14]《黔苗竹枝词》也采用了这种“先总后分”的叙事框架。在竹枝词中，他也同样先分别咏颂了“西南夷”、“夜郎”、“牂牁蛮”、“东谢蛮”、“南平僚”等历史上的5种蛮夷，然后再分别为“仲苗”等余下的30多种“苗类”创作了竹枝词。同样，其中的叙事要素，也与《乾志》相类，主要包含族类的分布以及文化特征等等。例如，其关于“紫畺苗”的注释，与《乾志》一样，首先是分布，“紫畺苗在都匀所属”，然后是文化特征，“夫死，妻嫁而后葬”。[15] 这种“先总后分”的叙事框架以及叙事要素的安排，可视为方志编撰的规定性在竹枝词创作中的表现。很明显，舒位的《黔苗竹枝词》在这些形式上与《乾志》是大体一致的。

3.《黔苗竹枝词》关于“苗蛮”风俗的记载，其主要内容大多与《乾志》所载相同。这里所说的内容相同有两层含义。一是所咏内容可以在《乾志》中找得到；一是其注释中的文字，包括部分句子和词语，与《乾志》相同或高度相似。所不同者仅是内容的多寡和文字的调整。例如，其咏“峒人”：

撷得茅花冷过冬，比肩人似鸟雌雄。

此间定是多情地，开出相思草一丛。

其下注：“峒人冬采茅花为絮以御寒，盖仿佛芦花毬矣。夫妇出入必偕。其种在石阡郎溪司及永从诸寨，断肠草生焉。”[16]

这首竹枝词中涉及的内容有三项：①茅花过冬；②出入必偕；③出产断肠草。试与《乾志》做一比较。这三项内容，除了“断肠草”的记载不知出自何处之外，其余两项，在《乾志》中也有明确的记载，笔者在相同内容下以“——”标识：

峒人皆在下游，冬采茅花为絮以御寒，饮食辟盐酱，夫妇出入必偶。性多忌、喜杀，不离镖弩。在石阡司、朗溪司者颇类汉人，多以苖为性；在永从诸寨者，常负固自匿，然少为盗；在洪州者，地沃多稼，而惰于耕，惟喜剽刼。每持刀弩，潜伏陂塘，踉跄篁薄中，飘忽杀越，不可踪迹。又招致四方亡命，窝分掳获。故黎平之盗向以洪州为多，今皆敛戢矣。[ 17]

可以据此判断，这首诗的内容主要出自《乾志》。这并不是个案。笔者按照“内容相同、文字相近”的原则，将《黔苗竹枝词》与《乾志》逐一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黔苗竹枝词》52首竹枝词中，主要内容出自后者的占了50首。仅有两首例外。一是“侬人”，竹枝词所咏风俗未见于《乾志》；一是“花苗”，不知何故，舒位疑将《乾志》中关于“仲家”“蓄蛊毒”的记载误为“花苗”习俗了。

综上，舒位创作《黔苗竹枝词》，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借鉴和参考了《乾志》。当然，《乾志》本身也与（万历）《黔记》《康志》《黔书》等史乘存在着承继、转抄的关系。《乾志》可能并不是他参考的唯一文本，但从上述证据看，基本可以断定是最主要的文本。舒位在前引序言中说“以见闻所及杂撰为竹枝体诗，且为之注”。从内容上看，他的 “注”大多显系出自《乾志》。不过，《乾志》中所记载的内容相对多、杂，舒位在依据这些相关内容进行创作时，对内容是有所取舍的。以上文所引“峒人”一诗为例。其出自《乾志》的内容为“茅花过冬”和“出入必偕”两项，而《乾志》中的内容，除了这两项之外，还有饮食（如：饮食辟盐酱）、族性（如性多忌）等。

（三）《黔苗竹枝词》对“黔苗”形象的再创造

毫无疑问，舒位是将其“亲历”“苗疆”后的文化体验、感受与现有的史志尤其是《乾志》的材料相结合而最终创作出《黔苗竹枝词》的。显然，这里面依然存在着个人文学创作的“自由”与官修史志的“规约性”之间的互为张力的关系问题。不能回避官修志书对竹枝词创作的话语影响力。但是也不能简单、机械地把竹枝词仅仅看成是前者的“诗歌文本”。舒位在不违背官方话语的规约性前提下对“黔苗”形象进行了有着自己个人风格的再创造。那么，他在创作《黔苗竹枝词》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如何体现于他塑造的“黔苗”形象之中的呢？

1.“陌生”与“神秘”，是舒位塑造系列“黔苗”形象的基本审美取向。前引序言中，他坦陈由于“黔苗”的居处、言语“不与华同”，其风俗、饮食、服饰也显得“诡骇不可殚论”。这使得他在面对另一种文化时，表现出了种种的陌生和不解。清仁宗嘉庆二年（1797年）的秋天，他在写给朋友的一首诗中表达了这种陌生感：

若问西南事，知君笑欲瑳。

地遥天较近，人少石偏多。

瘴疠秋霜杀，婚姻夜月歌。

参军听蛮语，不解意云何。[18]

这首诗呈现出一幅关于贵州的陌生意象。陌生意象的基础是表现为风俗、饮食、服饰等文化各方面的异质性。贵州历来是多族群、多文化之区，各种“不与华同”的文化大量存在。舒位所说的“华”是以儒家为本位的知识精英所持的文化认同。他从这一视角观察的“黔苗”风习便自然归入到“华夷”结构中的另一端，成为了令人“诡骇”的风习。

因此，从儒家本位的立场出发，舒位在《黔苗竹枝词》中对“黔苗”风习的各种“异俗”进行了提炼、渲染。而当时的官修志书如《乾志》等，已经有了大量这方面的记载，成为舒位创作的重要知识来源。从根本上讲，“异俗”之所以大量见诸文献记载，是由于其具有“文”“野”之分的标识作用。通过对“异俗”的言说，人们获得了对贵州“苗蛮”社会的认知。当这些认知成为系统，便以巨大的话语力量，影响着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表述。舒位面对贵州的“苗蛮”社会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已然存在的话语力量的影响。人们利用这种话语不断地强调、重复、描述着贵州“苗蛮”社会中的异质性。以婚俗的描写为例。在《黔苗竹枝词》中，以婚俗为主题的诗作有14首，占全部52首竹枝词的27%。事实上，不仅是舒位的《黔苗竹枝词》，在清代贵州“苗蛮”题材竹枝词创作中，婚俗一直是一个主要的主题。

毋庸置疑，舒位对“黔苗”婚俗的描写是非常成功的。在他笔下，“跳月”、“男女相私”、“对歌”等等信手拈来、十分鲜活。尽管他不太可能亲历其中的绝大多数，但他善于从《乾志》等已有的内容中撷取材料进行惟妙惟肖的创作。这使得他的婚俗作品充满了逼真的现场感。例如，他描写“白苗”青年男女“以歌相会”的情景：“折得芦笙和竹枝，深山酣唱妹相思。蜡花染袖春寒薄，坐到怀中月坠时。”其下注：“男女相会，吹以倚歌。歌曲有所谓妹相思、妹同庚者，率淫奔私匿之词。”[18]可以想象：在村口的小山包上，月华初上，“白苗”男青年一边吹着芦笙，一边与心仪已久的女孩情歌唱酬，蜡花点点相依偎，直到月落乌啼之时。这首诗中运用的语汇十分具有符号性。“芦笙”“蜡花染袖”等等，既实指乐器和服饰，但在这首诗的语境中，又分别与“男”“女”相对应，变成了代表性别的“语码”。其余，如“春寒薄”“月坠时”等等，含蓄地表现了男女相会的时空情景。考《乾志》“白苗”条中并没有这些内容，仅说“妇人盘髻长簪，跳月之习与花苗同”。“花苗”条关于“跳月”习俗是这样记载的：“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择平壤地为月场，鲜衣艳妆。男吹芦笙，女振响铃，旋跃歌舞，谑浪终日。暮挈所私而归，比晓乃散。”同条还记载了“花苗”的蜡染技艺：“裳服先用蜡绘花于布，而后染之。既染，去蜡则花见。”[19]因此，舒位的竹枝词虽然大多脱胎于《乾志》，但依然可以用诗性的语言十分灵动地、鲜活地表现出“苗蛮”风俗图景。这正是舒位的竹枝词区别于“图志”和“史志”之处，也是竹枝词书写民俗的魅力之所在。

2.“文”“野”相别是竹枝词与地方志共同基本立场之一，但舒位的《黔苗竹枝词》在具体问题的表述上却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舒位与众多同时代的竹枝词作家一样，都以主流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少数民族社会进行描摹、介绍、评价。其实质是以“礼”为标准构建起来的文化秩序，凡是“与礼不合”者便属于“野”的范畴，反之，“与礼相合”者也就变成了“文”的范畴。这一立场与地方志所表现出来的官方立场是一致的。站在此立场，竹枝词文本中对民族风习的态度有时是“居高临下”的、“看不起”的、有时是“不解”的，当然，有时也是“接纳”的。

需要注意的是，舒位在对具体的不合于礼的一些风俗、甚至是一些别人看来“恶俗”的文化事项的描写上，却表现出极大的柔性和谨慎。这是舒位的与众不同之处。试以对“六额子”描写为例来说明。“六额子”是清代乾隆时期开始见诸史载的族群，主要分布在大定府境内。《乾志》与许多竹枝词作品都对其奇异的“洗骨葬”风俗进行了描述，但不同的文本所表现出的话语特征却是不一样的。

（1）《乾志》的记载：

六额子在大定，有黑白二种。男子结尖髻，妇人长衣不着裙。人死，葬亦用棺，至年余，即延亲族至墓前，以牲酒致祭，发冢开棺，取枯骨刷洗，至白为度。以布裹骨，复埋一二年余，仍取刷，至七次乃至。凡家人有病，则谓祖先骨不洁云。近经严禁，恶习渐息。[20]

显然，《乾志》对这一习俗所持的态度是十分负面的，认为是需要“严禁”的“恶俗”。

（2）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的记载：

晓出山头结髻尖，负煤归去更担盐。

何当数刷先人骨，须待长官下令严。

其下注：“六额子，男结尖髻。人死，葬年余，取其骨，洗而刷之至数次。人病，则谓先人骨不洁，又取刷之。真恶俗也，近稍收敛。”[21]

与《乾志》记载稍有不同，余上泗的诗中记载了“负煤”“担盐”作为生计的内容，这可能是他根据自己的见闻而增加的。清代大定府操持这种生计的未必仅限于“六额子”，（道光）《大定府志》中记载境内百姓中的贫苦百姓“幼者十二三，老者五六十，无不以负盐为业。”[22]其对“洗骨葬”习俗则与官方话语保持了一致，直斥为“真恶俗也”，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厌恶之情。

（3）舒位《黔苗竹枝词》中的记载：

空山埋后才三尺，冷水浇来又一回。

不信膏肓容二竖，招魂入骨锦囊开。

其下注：六额子有黑白二种，皆在大定府。风俗相同。人死葬亦用棺。至年余，则发冢开棺，取枯骨刷洗之，至白为度。以布裹骨，复埋一两岁，仍取刷洗。如是七次乃止。凡家人有疾，则谓祖先之骨不洁也。[23]

与上述文本相比，舒位的描写却要柔性得多。他没有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在诗文和注释中还巧妙地回避了《乾志》中“近经严禁，恶习渐息”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舒位的谨慎之处。由此可见，在“民族叙事”形成的不同话语关系中，舒位与其它的话语之间既有紧密的联系，也有相互的区别，体现了舒位的创作智慧。

三、结论

综上所述，舒位《黔苗竹枝词》的创作与《乾志》等地方志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一方面，竹枝词的内容多取材于地方志，其对于“黔苗”的基本价值立场也与地方志所代表的主流意识相一致；另一方面，舒位又以诗人的笔触、诗化的语言，为后人留下了一幅幅鲜活、细腻的清代“黔苗”社会的生活图景。竹枝词创作的个人自由与地方志所隐含的文本规约性之间实现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所反映的，是在复杂历史语境中形成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模式。它规约着人们对“黔苗”社会的体验、认知、观念、表述。将这一时期的众多地方志、竹枝词、和各种各样的图志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不同文本中呈现出来的“黔苗”形象是如此的相似。概言之，官方对贵州“苗类”的系统描述、解释已成为民族叙事中的主流，为竹枝词的叙事提供了知识来源和表述规范，从而支配、规约了竹枝词的创作。它使得竹枝词创作变得“有章可循”，表述什么和如何表述，均受到官方叙事的深刻影响。这将竹枝词“导向”了一个相对模式化、程式化的话语结构之中。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志反思”浪潮中，普拉特曾研究了西方民族志写作中不同的文本之间的“相似性”问题，指出在民族志写作中普遍存在着“个人性叙述”和“非个人性叙述”之间的重要关联，揭示了民族志写作的“话语建构”特征。[24]舒位的《黔苗竹枝词》正是在“个人性叙述”和“非个人性叙述”之间寻求平衡、突破的典型之作。

— 参考文献—

【1】（清）张锳：《嘉庆平南笼府苗改名兴义府本末》，《兴义府志》，第43卷，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2】（清）舒位：《瓶水斋诗集》，曹光甫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798页。

【3】（清）舒位：《瓶水斋诗集》，曹光甫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268页。

【4】作者注：“八番苗”为聚居在“八番”地区（今贵州惠水县等地）的族群，与今天布依族关系密切。本文中所引民族称谓，均系旧称，若非特别需要，在文中不再一一考释、说明。

【5】（清）舒位：《瓶水斋诗集》，曹光甫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789页。

【6】（清）舒位：《瓶水斋诗集》，曹光甫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772—773页。

【7】（清）舒位：《瓶水斋诗集》，曹光甫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792页。

【8】王乐：《舒位年谱》，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47—52页。

【9】（清）舒位：《瓶水斋诗集》，曹光甫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240页。

【10】施蛰存序，丘良任：《竹枝纪事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第4页。

【11】（清）田榕：《碧山堂诗钞》，戴文年、陈训明、陈琳主编《西南稀见丛书文献（影印本）》，第10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