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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奇岩 ——以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为研究文本 内容摘要：竹枝词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以竹枝词为文本研究《百苗图》自然有其独到之处，遗憾的是学界少有人问津。《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年代至今争议较大，但多数主张成于嘉庆时期。该书作者和研究者都认为，白仲家、车寨苗、鸦雀苗、黑脚苗、郎慈苗和六洞夷人等族称，为《百苗图》首次启用的称谓。事实上，从竹枝词角度考证，这些族称在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已出现，且其所述内容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十分相近。这足以说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中所发现的新族称是在乾隆时期。《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当成书于乾隆中期。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因微信排版的限制，注释无法显示。如需查看，请阅读原刊。 作者简介：严奇岩（1971- ），江西萍乡人，男，汉族，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史和西南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百苗图》一般是指清代李宗昉《黔记》中所称的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一系列抄本的总称（今天国内外所藏的抄本多达170多种），全书按八十二个条目并附载彩绘插图，系统地介绍清代贵州各民族社会文化状况，是一部图文并茂的珍贵的历史民族志。由于当时的印刷技术不高，书中彩绘难以批量翻印，致使嘉庆时期该书原本失传，只有各时期的临摹手抄本传世。正如李宗昉在其《黔记》中声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陈浩所作。闻有板刻，存藩署，今无存矣”。至于《百苗图》原书的文字记录部分，经李宗昉《黔记》的转引早已为人熟知。 一、《百苗图》成书年代的争议 由于《百苗图》（或称《黔苗图说》）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极高，目前国内外研究或收藏者颇不乏人，成为一门显学。但因《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本失传，各时期抄本太多，抄绘年代相距达一个多世纪，抄绘的地点也互有区别，除个别外，均未注明抄绘的时间地点和抄绘者的人名。因此，《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成书年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成了《百苗图》研究中十分棘手的问题。而《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又是众多“苗蛮图”之源，其时间的考证自然十分重要。正如国内最早关注《百苗图》的学者刘咸认为“《苗图》之作，始于何时，此为一甚可考据之问题”。大体上，目前学术界有关《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成书年代有层叠累积说、雍正说、乾隆说和嘉庆说等四种主要观点。 1、层叠累积说。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胡进，认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并不完全是哪一个人通过实地调查而产生的，也不是某一时代贵州少数民族的真实写照，因而《百苗图》所反映的内容，是层叠累积的结果。 2、雍正说。1883年伦敦出版的《横渡金沙江》一书卷2附录中国内陆会传教士Rev. George W. Clarke英译的82种人《苗图》其附记说，原稿大约写成于1730年(雍正8年)。 3、乾隆说。认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于乾隆时期的主要有以下代表：李宗放推断《百苗图》作者陈浩应在乾隆时期凌浩任职前后任八寨同知，从而断定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本在乾隆时成册；沈福馨和邓光华也认为《百苗图》系乾隆时陈浩奉命所绘；黄才贵认为《黔苗图说》之类的写本，多出自乾隆盛世之年前后；美国学者劳拉· 霍斯泰特勒(Laura Hostetle)指出乾隆朝重视以汇集帝国境内各种人民的信息来实行有效统治，才有l8世纪中叶关于82个族群划分的人种志的出现。此外，中国民族图书馆藏的《百苗图》也被认为是清乾隆盛世的稀世珍品。 4、嘉庆说。目前《百苗图》研究最权威的成果当推堪称历史民族学的奠基性工作的“《百苗图》研究丛书”。这套丛书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为清代嘉庆时期陈浩所作。如该丛书的主编杨庭硕先生认为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撰成于清嘉庆初年，后来进一步指出是嘉庆5年。其他《百苗图》研究专家如李汉林、刘锋、杜薇等也持该观点。此外，宋兆麟也认为《百苗图》条幅是嘉庆十六年以前的作品，但最早不超过嘉庆二年。 以上观点中，《百苗图》成书时间的层叠累积说可针对系列抄本，若针对《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一书而言则未免有失偏颇；至于《百苗图》成书于雍正时期一说，难以成立。因雍正时期苗疆开始改土归流，雍正七年始设八寨（今丹寨）理苗同知，鲁朝聘于雍正十年上任，为八寨首任同知，雍正时期才十三年，陈浩在雍正时期任理苗同知不可能。何况，雍正时期对苗疆地区的民族群体的认知刚开始，尚不具备详细了解八十二种苗蛮的条件。至于嘉庆说，笔者也不敢苟同。李宗昉在成书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黔记》中声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陈浩所作”，但李宗昉也没有指明是嘉庆时期。在八寨县历任同知名录中，也无陈浩。至于乾隆说，学界也只是提出观点，有待进一步论证，况且李宗放推断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于乾隆时期的观点也被学者认定为“缺乏根据的错误说法”。《百苗图》成书时间的扑朔迷离势必影响到《百苗图》研究的深入。  二、竹枝词对《百苗图》研究的价值 新史料的发现是我们进行历史考证的基本前提。笔者将近年收集的清代贵州竹枝词与《百苗图》对照研究后有了意外的发现。 竹枝词以吟咏风土为主，蕴藏着丰富的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原始资料。清代是贵州竹枝词创作的高峰时期，与《百苗图》一样，贵州竹枝词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雍正时期在贵州民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把政治机构推进到明代称为“生界”、“化外之民”的民族聚居区，使中央王朝对苗疆地区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同时，由于各族人民在清王朝的高压统治下，爆发的起义反抗不断，如雍正、乾隆年间包利红银起义和乾隆、嘉庆年间石柳邓起义等，极大地震动了清王朝在民族地区的统治。为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管理，中央急需了解邦内各民族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年间大批文人深入民族地区观风问俗，于是出现了反映民族地区风情的两类创作：一是乾隆时期的《皇清职贡图》及其影响下的各种《百苗图》，二是文人竹枝词。 清代歌咏贵州民族地区的竹枝词主要有康熙时期田榕《黔苗竹枝词》，乾隆时期的齐周华《苗疆竹枝词》和余上泗《蛮峒竹枝词》、嘉庆时期舒位《黔苗竹枝词》、吴振棫《黔苗杂咏》、孔昭虔《乌蛮竹枝词》、道光时期张澍《黔苗竹枝词》、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清末王锡晋《黔苗竹枝词》、易梧冈《黔苗竹枝词》、司炳煃《盘江苗女竹枝词续前》、乔子木《盘南苗俗竹枝词》、吴仰贤《黔中苗彝风土吟》、颜嗣徽《牂牁竹枝词》、李世钧《苗俗杂咏》和刘韫良《牂牁苗族杂咏》等。 清代歌咏民族地区的竹枝词有时以《百苗图》题咏的形式出现，图诗并茂，相得益彰。如有些《百苗图》版本中就有东苗、侬苗、锅圈仡佬和六洞夷人等图中出现竹枝词题咏。 清代贵州竹枝词反映了清代贵州社会生活面貌，堪称清代贵州各少数民族风俗画卷，是我们研究民族史、民族学不能忽视的重要材料。笔者曾就竹枝词的史料特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作过分析，认为竹枝词与一般文献相比有其独到价值。即竹枝词与官方史书的记载对象有所区别，它更关注边缘群体生活，因而竹枝词记载的清代贵州民族种类之多、内容之详实，超过同时期其他方志。 竹枝词记载的清代贵州民族种类超过同时期的方志。如历代方志文献记载的贵州“苗蛮”种类，据李德龙统计，《大明一统志》载有29种、乾隆《贵州通志》记载44种、《黔南职方纪略》载50种，田雯《黔书》有39种、《峒溪纤志》载43种、《清一统志》载31种。相比之下，清代竹枝词中记载的“苗民”种类更多。如康熙时期田榕《黔苗竹枝词》中载有25种，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载有50种，嘉庆时期舒位《黔苗竹枝词》载有41种，张澍《黔苗竹枝词》载有34种，道光时期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载有82种，刘韫良《牂牁苗族杂咏》载有59种。这说明竹枝词更关注边缘民族群体。 竹枝词记载内容之详实，一般文献是难以与之媲美，这对于深化《百苗图》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以补证《百苗图》研究的不足。 如刘锋认为西溪苗是《百苗图》首创，且以后的文献不再沿用此称呼。事实上，在道光以后的竹枝词中仍可见有关西溪苗的记载。如道光时期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载“天柱县西山落晖，天柱县东雨湿衣；与郎携榼野田醉，未上灯时郎莫归”。诗下注：“西溪苗在天柱县。女裙不过膝，以青布缠腿。未婚男女携榼聚饮于野外为配，生子后以牛过聘”。又如光绪初王锡晋《黔苗竹枝词》载“青山插遍柳毵毵，人影衣香满禊潭；笑与玉郎留后约，阿侬种草兆宜男”。这是咏西溪苗的诗，其下注：“西溪苗在天柱县。女子穿花边裙，青布缠腰。三月三日，未婚男子携笙，女子携榼，相聚戏谑，约饮于旷野，歌舞苟合。随而奔之。插柳枝于山口，以避行人”。 再如《百苗图》载车寨苗“男子多艺业，女工针线”。“艺业”何解？《百苗图》文字简练，语焉不详。从字面上看，“艺业”有技艺和学业双重内涵。如李汉林认为“艺业”特指读书应试，刘锋也认为车寨苗男子“艺业”是科举，且是从汉民族带来的文化特质。但从清代竹枝词看，车寨苗的“艺业”并不是指读书应试。如余上泗《蛮峒竹枝词》的诗中注明“车寨苗男子多技，妇人工绣，前此马三保之兵曾遗六百人于此，与苗人为婿，遂成苗”。道光时期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的诗中注明黎平、古州的车寨苗即六百户生苗“男习技业，女工刺绣”。“车寨”位于都柳江畔，清代改土归流后，都柳江航道开通，该区域内的从事林粮兼营的侗族转而从事长途贩运，生计方式日趋多样化。竹枝词强调车寨苗男子多技或习技业，因此，文中车寨苗的“艺业”是指技艺，并非指读书应试。 可见，竹枝词对深化《百苗图》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目前学界对竹枝词的史料价值关注不多，而以竹枝词为文本研究《百苗图》更为少见。因此，从竹枝词角度考证《百苗图》自然有其独到之处。 三、《蛮峒竹枝洞》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 从《蛮峒竹枝洞》记载的族称和内容看，《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成书于乾隆时期。 《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中载贵州民族种类82种，而作者认为有16种族称是自己新发现的。即“以往诸苗通志未载，皆近日相传，各色种类难分，采风者核续之十六种”。作者自称“采风者”，强调书中的里民子、白儿子、白仲家、土仡佬、鸦雀苗、葫芦苗、洪州苗、西溪苗、车寨苗、生苗、黑脚苗、黑楼苗、尖顶苗、郎慈苗、罗汉苗、六洞夷人等16种是自己新发现的民族群体。《百苗图》研究专家杨庭硕、李汉林、刘锋等也认为这些民族群体是《百苗图》陈浩新增的称谓，前代典籍未见，为《百苗图》首次启用的称谓或收录的民族文化新资料。以至杨庭硕、潘盛之根据文献记载情况在《百苗图抄本汇编》一书的目录中把《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中的82种族称分为三类：一是清初典籍已载条目（38条），二是乾隆《贵州通志》已载条目（24条），三是清末典籍未记载条目（20条），其中的20个条目除了陈浩所称的16种外，还包括黑仲家、清江仲家、白龙家和短裙苗等4种。 其实，从清代贵州竹枝词看，《百苗图》作者和研究者认为新增的民族群体称谓如白仲家、车寨苗、鸦雀苗、黑脚苗、郎慈苗、六洞夷人等族称出现在乾隆时期余上泗的《蛮峒竹枝词》中（后被收入道光《大定府志》），且其所述内容与《百苗图》十分相近。另外，《百苗图》新增的“黑楼苗”虽在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没有出现专有称谓，但余上泗已关注了该群体的文化习俗。这些足以说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中所发现的新族称是在乾隆时期，若认为该书成书于嘉庆时期，则与事实相悖。 余上泗，字凫山，贵州镇宁人，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举人。余上泗才华横溢，为世所重，其所著《蛮峒竹枝洞》一百首，与康熙时期的田榕《黔苗竹枝词》被时人誉为双璧，数百年来不断被学子所传诵。后人评价余上泗：“公天资高迈，风度轶群，家贫力学，乾隆庚辰恩科解元。……后官黎平教授，诱掖后学，训迪多方，一时名士争出其门。生平著作颇多，今皆散轶”。余上泗先后于乾隆三十四年任正安州训导、乾隆四十年任黎平府开泰县教谕、乾隆四十五年任黔西州学正等职。余上泗在乾隆时期足迹遍及贵州大部地区，对贵州各民族有所了解，《蛮峒竹枝词》即为余上泗在乾隆年间宦迹贵州各地留下的作品。 余上泗《蛮峒竹枝词》共有竹枝词100首，诗下多有注文，补充说明各族群的名称及其文化习俗，全文出现的民族群体包括罗鬼、白罗罗、补笼仲家、卡尤仲家、青仲家、土人、佯犷（杨荒）、花苗、青苗、白苗、平伐苗、杨保、东苗、西苗、仡兜苗、夭苗、宋家、蔡家、谷蔺苗、蛮人、峒人、瑶人、打牙仡佬、披袍仡佬、锅圈仡佬、水仡佬（扰家土民）、狗耳龙家、马镫龙家、木老、牯羊苗、紫姜苗、九名九姓苗、八番苗、六额子、白额子、僰人、洞苗、红苗、九股苗、白仲家、短裙苗、罗汉苗、六洞夷人、鸦鹊苗、郎慈苗、黑苗、剪头仡佬、鱼家蛮、黑脚苗、车寨苗（六百户生苗）等50种。其中白仲家、六洞夷人、鸦鹊苗、郎慈苗、鱼家蛮、黑脚苗、车寨苗（六百户生苗）等7种是《蛮峒竹枝词》中新出现的族称，同时《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新载的黑楼苗和短裙苗等民族文化资料也可在《蛮峒竹枝词》里的“黑苗”中找到其踪迹。 通过对照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的族称足以说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中的新增族称是在乾隆时期出现的。 关于“白仲家”，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载“白面纤腰窈窕娘，杷槽打乐任相将；所私嫁后往来绝，匹布从今遗外郎”，其下注：“白仲家女子，纤身雪肉，每岁孟春择地为场，以大木空其中，曰‘杷槽’，男女持竹片以击，曰‘打乐’。所私者谓之‘外郎’，出嫁后婚家以苗布遗外郎，自是断往来”。诗中记载白仲家恋爱习俗中击杷槽及断郎礼的习俗与《百苗图》的记载有惊人相似。如《百苗图》载：“白仲家在荔波县。男子头戴狐尾，以耕种为业。女子身小而明慧，色白而多美，衣尚淡蓝色，穿匀云细褶裙，红绣鞋，胫绕以颜色裤。每岁孟春，择平壤之所，以大木空其中，名曰‘杷槽’，置之于地，男子各执竹片以打‘杷槽’，其声似鼓，名曰‘打乐’，又曰‘同耍’。或男女抱腰相戏谑，父母在旁观之不禁。即汉之能通苗语者，亦可与焉。故未嫁之女多与汉人来往，呼之曰‘外郎’。出嫁后夫家转送苗布数匹，曰‘断郎礼’，外郎不得再往来”。 竹枝词记载的车寨苗也是在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有诗云“月场弦管闹纷纷，摇曳歌声响过云；何高偏遗六百户，至今犹道马将军”，诗中注：“车寨苗男子多技，妇人工绣，前此马三保之兵曾遗六百人于此，与苗人为婿，遂成苗，故又称‘六百户生苗’”。竹枝词中记载的车寨苗状况与《百苗图》记载类似。如《百苗图》载：车寨苗“在古州。男子多艺业，女工针线。未婚者，于平旷之所为月场。男弦而女歌，其清音不绝，与诸苗不同。相悦者，自行配合，亦名‘跳月’。虽父母在旁观之，亦不为意也。此系马三保之兵，流落六百名于此”。《蛮峒竹枝词》和《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一样都是强调车寨苗（属侗族）来历及其行歌坐月风俗。 “鸦雀苗”在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写作“鸦鹊苗”。其诗云“语音嘈杂不堪亲，结屋深山号野人；襟袖无端将素缀，怪来鸦鹊是前生”。诗中注：“鸦鹊苗女子以白布纫两袖及胸，裙亦如之，故名”。指出“鸦鹊苗”得名是因为其说话声音象鸦雀以及穿着腹部白而两侧黑如鸦雀色的衣服。正如《八十二种苗图并说》载：鸦雀苗“在贵阳府属。女子以白布镀其胸前、两袖及裙，故名。鸦雀喜居山，种杂粮为食。亲死，择山顶为吉壤，其语似雀音”。 学界认为“黑脚苗”一名未见于其他典籍，仅《百苗图》有此名。其实，“黑脚苗”也见于余上泗的《蛮峒竹枝词》。如诗中载“额边高插白翎儿，出入那曾问崄陛；有事吉凶何处卜，还来盆内斗螺蛳”，其下注：“黑脚苗头插白翎，好掳掠，最凶悍，有事取螺蛳二枚入水盆中，观其斗以卜吉凶”。《百苗图》中记载的黑脚苗是：“在清江、台拱。男子短衣、大裤，头插白翎。出入三五成群，持标带刀，以抢劫为能。凡作事，用螺蛳二个置于盆中，观其相斗，以卜吉凶。每多应验，因呼之曰‘军师’。女子夫死，不能再嫁。如男不能抢劫者，女则不嫁之。近亦畏法，已改矣”。可见，《蛮峒竹枝词》记载“黑脚苗”头插白翎、好掳掠及螺卜等文化事象与《百苗图》记载相同。 “郎慈苗”在余上泗《蛮峒竹枝词》已记载，其产翁习俗独特。诗云“房中才听泣呱呱，便教床头卧丈夫；饮馔反劳妻子供，不知乳哺待君无”。诗中原注：“郎慈苗妇产子，以夫抱处床上，弥月不出户，产妇乳儿毕，出外力作，饮食以供其夫，俗之颠到，无过此者”。郎慈苗产翁习俗在《百苗图》中也有相同记载。《百苗图》载：“郎慈苗在威宁州，其俗更异。妇产子而夫在房抱守，若产妇状，弥月乃出。而产妇反出外力作，措饮食以供之。如亲死，气初绝，将亲首扭反向后，曰‘好看后人’”。 “六洞夷人”这个称谓也出现于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余上泗《蛮峒竹枝词》载“尖头鞋子细花装，偏向邻家约女郎；半里如云蓝盖伞，担笼携酒送新娘”。诗中原注：“六洞夷人妇好服颜色衣裙及细花尖鞋出嫁，邻女数十人各携蓝布伞送至男家，三昼夜则携新妇归。生子后方行聘偕返，奁资有数十匹布者”。其服饰与婚嫁习俗与《百苗图》记载惊人相似。《百苗图》载：“六洞夷人黎平皆有之。妇女爱穿颜色衣裙，细花尖鞋，胫绕以裤。未婚男女剪衣换带，卜吉而嫁之。邻女送亲者邀连数十人，执蓝布伞连袂歌舞，至男家，欢饮唱和三昼夜，携新妇同归母家而散。新郎每夜潜入女家，与妇同宿。生子方过聘而归夫家。以布数匹为嫁资，或多至数十匹者，女则纺织惟勤，男亦知书识字。丧葬之礼，悉与汉同”。 以上白仲家、车寨苗（六百户生苗）、鸦雀苗、黑脚苗、郎慈苗、六洞夷人等6种是乾隆时期《蛮峒竹枝词》中新出现的族称，其名称和内容与《百苗图》所载一致。另外，从《蛮峒竹枝词》所载“黑苗”的内容看，《百苗图》中的黑楼苗和短裙苗的民族文化资料也是在乾隆时期已发现。 “短裙苗”的族称在明代已出现，但在《百苗图》中短裙苗才开始作为一个特定民族群体称谓而使用，故也被认为是《百苗图》新增族群。《百苗图》载短裙苗：“都匀、八寨有之。男子穿短衣宽裤，妇人短衣无领袖，前不护肚后不遮腰，下身穿裙不穿裤，其裙长只五寸许，极厚而细折蔽盖而已，常采紫草为生。酒醉常卧于山凹。隆冬浴于溪涧，且云可以助暖”。“短裙苗”专指称苗族中居住在深山区的黔东南支系北部亚支系。这种特定的民族群体也见于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蛮峒竹枝词》载短裙苗“短裙穿袖体难周，三五成群野饭牛；忽听山湾铜鼓响，一齐叉手上岩头”。原注：“短裙苗裙止一尺，但围私处而已”。 余上泗所称的短裙苗穿超短裙及斗牛的习俗也是指今苗族中黔东南支系北部亚支系，类似于《百苗图》中的“短裙苗”。 “黑楼苗”是《百苗图》新载的族称。《百苗图》载黑楼苗“清江、八寨有之。邻近诸寨于高坦处造一楼，高数层。用一木杆，长丈余，空心悬于层顶名“长鼓”，凡有不平之事，即登楼击之。各寨相闻，俱带长镖、利刃，齐至楼下，听寨长判之。有事之家备牛酒。如击鼓不到，罚牛一只，以作公用”。这是关于侗族鼓楼方面的较早资料。余上泗《蛮峒竹枝词》有几处载黑苗，诗中一处的黑苗即为《百苗图》中的黑楼苗。其诗载：“不平鸣处事难休，牛酒携来怨欲酬；冈上数声长鼓过，一时围绕聚堂楼”。诗下注：“黑苗于岗上建楼，曰‘聚堂’，高数层，用巨木挖空悬楼上，曰‘长鼓’，有不平者，备牛酒，楼下击鼓，各寨闻声集楼下，听寨长决之，事毕飨以牛酒”。可见，余上泗《蛮峒竹枝词》尽管未载“黑楼苗”名称，但也涉及《百苗图》中黑楼苗相近内容。 当然，《蛮峒竹枝词》与《百苗图》中有些族称指代不同。如 “罗汉苗”在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有二首诗记载。其诗一是“丁香耳坠作连环，布额条条鬓发悬；腹背两边皆刺绣，胸前一幅挂银钱”。诗中原注：罗汉苗妇人发散绾，胸刺绣一幅以银钱饰之，后刺绣一幅，曰“衣尾”；其诗二是“嫁女端然择外家，无人方吃异亲茶；头边沃水才三日，又要煎汤濯鬓鸦”。诗中原注：“罗汉苗嫁女，先外家而后他族，数日必煎水洗发”。而《百苗图》载罗汉苗“八寨、丹江有之。男子头戴狐尾，披发于后。最敬弥勒佛，每逢三月三日，男妇老少各携食物供佛。歌舞三日，不食烟火，亦寒食意也”。显然，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的“罗汉苗”与《百苗图》中的“罗汉苗”不同，实际是指《百苗图》中的“阳洞罗汉苗”。如《百苗图》载阳洞罗汉苗：“在黎平府。男耕作贸易；妇人发鬓散绾，插木梳于额。富者以金银作连环耳坠。衣短，结双带于胸背，前刺绣一方，饰以银铜。长裤短裙，或长裙无裤。养蚕织锦，常以香水沃发。力勤可爱，为苗蛮中特出者”。 四、结语 竹枝词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以竹枝词为文本研究《百苗图》自然有其独到之处，遗憾的是学界少有人问津。《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珍贵的清代贵州民族志，但其成书年代至今争议较大，而多数主张成于嘉庆时期。该书作者和研究者都认为，白仲家、车寨苗、鸦雀苗、黑脚苗、郎慈苗和六洞夷人等族称，为《百苗图》首次启用的称谓。事实上，从竹枝词角度考证，清代贵州民族群体如白仲家、车寨苗、鸦雀苗、黑脚苗、郎慈苗、六洞夷人、黑楼苗和短裙苗等在清代乾隆时期的贵州竹枝词中已有记载，且其所述内容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十分相近，这说明乾隆时期这些族群已被发现，并被社会广泛关注与认可。这些新发现的族称主要分布于清代贵州的荔波、古州、清江、台拱、黎平、八寨、威宁州、贵阳府属等地，即绝大部分在雍正王朝改流前属于“生界”地区，清雍正改土归流后这些前代典籍没有记载的民族群体开始为人所关注，并在乾隆时期成为文人歌咏的对象。《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作者陈浩身为八寨理苗同知，深入苗疆腹地，若该书成书于嘉庆时期，作者陈浩不至于疏忽到苗疆腹地的这些族称到嘉庆时期才“皆近日相传”而被认为是新发现的民族群体。因此，从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已出现的族称看，陈浩既然强调这些是当时新发现的族称，则《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应成书于乾隆时期。余上泗足迹遍贵州民族地区，特别是乾隆四十年任黎平府开泰县教谕，深入这些新发现族群的聚居区，其作《蛮峒竹枝词》时可能参考过《八十二种苗图并说》。 成书于乾隆六年的《贵州通志》没有收载这些新族称，即《百苗图》作者认为“以往诸苗通志未载”，据此推测这些新族称是在乾隆中期出现的且被社会认可。因此，笔者认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于乾隆中期，即约在18世纪中期。如此看来，台湾馆藏影印本《番苗画册》中有“乾隆御览”和“古稀天子”等印章和字样，是有一定的根据，其是否“利市”的伪作，有待进一步讨论。 现在问题是既然这些族称在乾隆时期已出现，但为什么乾隆、嘉庆时期贵州文献较少记载这些族称而被人认为是清末典籍未记载的条目呢？估计这与政局不稳有关。乾隆六十年贵州爆发了大规模的乾嘉苗民起义，无暇从事文献收集与整理，且许多现存的史料也遭战乱毁坏，流传在世的不多，而清代贵州的文献多是嘉庆以后保留的资料。因此，至今贵州有关乾隆中后期的史料不多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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