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刚大学毕业，正逢国家开始推行五天工作制。那时和现在不同，好企业总是先响应这些法定福利，烂企业才推三阻四。 我工作的企业属于烂企业那堆的，不仅没有五天工作制，多数时候都是工作七天，其实企业里也没那么多事，没事干的时候就3、5个人扎堆打牌，斗地主、拖拉机、扎金花各式花样，那时的同事们打牌水平都很高，我的打牌技术也是那时候攒下的，以致于现在偶尔露一手时还能让人刮目：“你这么个人怎么还会这个？”同事们都心知肚明长久下去肯定不是个事儿，但苦于当时被“户口、福利分房”等各种政策锁定，心里再惶恐也要奉陪下去，只等政策解锁陆续散去，也有很多人被低效的散漫和狭窄的社交圈磨尽了意志，压制着内心的惶恐，用“大把的时间挥霍在企业就是奋斗”之类的话麻痹自己。 我当时老板的口头禅是“人家一周工作七天，你工作五天，怎么能拼得过人家”，因为那时年轻志大，并不抵触工作的辛苦，而是恐惧天天被限制在狭小工作空间中，会逐渐失去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能力，所以对老板充满诡辩的“口头禅”非常抵触，甚至曾经一度用最坏的恶意去揣度老板：“用控制时间的方式限制员工的眼界，搞愚民管理”之类。 于是，合同刚一解锁，果断离开，义无反顾。多年过去，当初的同事已经散落在各行各业，事业有好有坏，但总体情况还是可以做出区分：忠诚于997的那拨同事后来多成了“下岗职工”，那些早早离开的“不安分”的人，经历了短暂的“落魄”之后，大多随上了社会的“波流”。 因为这段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对那些满口“奋斗、996、9117”的老板大佬都心怀警惕，总觉得“对员工自我学习、自我充电时间的剥夺”是一种管理恶意。我始终坚信，管理应该建立在善意的动机上，企业领导人“建立符合员工利益的企业愿景”比“号召员工为企业献身”更富有良知，事实上，那些活跃在聚光灯下的明星企业领导人对社会最大伤害莫过于“一将功成万骨枯”。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约束企业领导人“企业私用”的治理机制比建立让员工奋斗的机制要重要和严峻得多。 企业里的人，可以分为两类：被动工作者和主动工作者。 被动工作者是那些以生活为第一要务的人，对他们来说，工作是生活的成本，是提升生活质量必须付出代价，成本当然越小越好，他们在工作中呈现一种被动的状态：思考事情从自己出发，按部就班，很少主动张罗事，掌握一项技能就想吃上一辈子，最常说的话就是诸如“你交给我的事我从来都没耽误”之类的解释，最喜欢做的是那种显而易见、容易被领导看到的工作，因为这类工作收益最可靠；与前者不同，主动工作者不仅视工作为谋生的手段，还在于“工作本身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载体”，对他们来说，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千方百计在工作中寻找机会才是重要的，发现机会之后，还要努力让自己满足机会的要求，为此去学习、去充电、殚精竭虑去提高自己，做到这些，他们投入的远不止996，而是全部。 996根本不是企业的“第一性”事项。管理的正确的姿势不是“996”，而是找到那些“主动工作者”，把他们引入公司发展的航道，这样的人多了，航道就成了洪流。管理者必须认清楚，无论是主动工作者和被动工作者，他们都不为“公司”工作，他们追求的是自己的人生目标，你的航道承载不了他们的追求时，都会离开。而且，主动工作者离开之后，对公司的伤害会更大，这种伤害不仅仅限于离开，还在于与公司抢夺生存空间的可能。 不要再争论“996”了，踏踏实实回到“对管理的尊重上，对人性的敬畏上”。让被动工作者得到善待，有尊严地生活；让主动工作者得到空间，实现理想的空间。这是管理必须遵从的人道，符合天道的人道。 *苗博士写于高铁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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