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逆势而动：安东尼·波顿成功投资法》 ⊙潘启雯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提到战国时人白圭的一套经商致富的原则:“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白圭依据对年岁丰歉的预测，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而被后人奉为中国的“商祖”。英国知名投资家安东尼·波顿“进行与众不同的投资吧，做一个逆向投资者”的投资秘诀与白圭基本一致，都是逆向操作，不与人趋同。 在《泰晤士报》评选的全球十大传奇投资人物中，波顿的名字在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沃伦·巴菲特之后。从1979年至2007年的28年中，波顿掌管的“富达特殊情况基金”的年化收益高达19.5%，仅次于巴菲特。在欧洲，这是个迄今未被打破的记录，因此他又被冠以“英国巴菲特”或“欧洲股神”称号。 以“逆向投资”著称的波顿始终坚信，价值投资灵活多变，从不画地为牢。在他的专著《逆势而动：安东尼·波顿成功投资法》中，波顿毫无保留地透露自己是如何进行逆向投资。在提倡价值投资当下，波顿的投资理念或值得颇多投资人学习和借鉴。 寻找名不见经传的公司 波顿职业生涯始于1971年。原本学习材料工程的波顿，在毕业以后因机缘巧合入职了一家小型的商业银行凯塞·厄尔曼。尽管后来这家银行在英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银行整改中倒闭。但是，在凯塞·厄尔曼银行的工作经历形成了波顿后来一直秉承的投资风格。波顿在该银行负责管理“史罗格莫顿信托基金”，主要投资于一些中小型公司。波顿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了对中小公司的投资偏好和自己做调研的习惯。而且凯塞·厄尔曼银行的分析团队包括基础分析师和技术分析师，从那以后，波顿就一直喜欢使用股市趋势图表作为他的投资参考。 1979年是波顿人生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波顿加入了富达国际。当时富达国际在英国市场投放了首批4只信托基金，其中就有后来波顿管理的 “富达特殊情况基金”。 波顿投资技巧的核心是以一种逆向进取的方法寻求资本成长的机会，并且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波顿这样解释所谓“特殊情况”的各种类型：特殊情况公司的净资产、股利收益率或每股未来收益被低估了，但是这些公司却具有某些潜在因素可以提升未来股价。 基于这一点，波顿集中投资于那些并非市场巨头公司的股票。而且采取“自下而上”的选股方法，主要选用和有争议公司本身密切相关的特定标准，而非宏观经济因素选择投资对象。 换言之，和老谋深算、买入蓝筹并长期持有的巴菲特相比，波顿明显剑走偏锋，热点题材股他不要，主流蓝筹股他不碰，炒作概念股他不选，他挑选的永远都是一些价值没有被充分发现，价格没有被完全释放的优质且不受关注、备受冷落公司的股票。 回望富达特殊情况基金近30年的重仓股名单，虽然也有像英国石油、渣打银行、英国电讯之类的明星公司，但真正的“主角”永远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另类”公司。波顿曾总结过自己的主要投资目标，比如拥有复苏与增长潜力的公司，资产价值未得到市场普遍认可的公司，或者是拥有特定市场份额、特定产品的公司等。 逆向投资的前提是深入研究 识别出那些“不受欢迎”且具备持久性竞争优势公司后，须进行内在价值和投资回报率的量化分析，做到心中有数。通过多年的实践和总结，波顿发现，逆向投资者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研究。独立评估各个公司优劣势，以及判断当前股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公司优劣势，是波顿判断是否持有公司股票的重要途径。 从早期开始，波顿的投资方法就一直是建立在对公司进行内部调查的基础上，他既要考虑股票分析师的分析结果，又要与投资目标公司的管理层定期召开会议，这种模式后来也成为了波顿竞争对手的范本。在波顿看来，一名成功的投资者必须具备两种品质：对潜在投资机会进行勤勉而广泛的研究，以及摆脱市场对“热股”普遍追捧的影响。 总在寻找价值被低估的、“不受欢迎”的股票，持有至充分估值卖掉，再寻找，再卖掉……波顿近乎偏执的投资理念，让他获益良多：1999年持有的30只股票“乌鸡变凤凰”般全部被并购，并由此奠定了他“重组+并购王”的江湖地位；互联网泡沫破裂前不断增仓传统行业股票，躲过一劫；“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大举买入保险、旅馆、交通业、医疗等公司的股票，井在经济复苏之际大赚了一笔…… 从波顿曾投资过的股票中，更能读透他“逆向投资”的精妙。比如，Gallagher烟草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波顿开始购买该公司的股票。波顿喜欢它，是因为它有趣的地理位置、具有被并购的潜力以及本身强大的赢利能力。市场最终印证了波顿的精明。2006年12月，Gallagher烟草公司逐步被日本烟草公司收购，富达特殊情况基金不仅因为该公司业务的成长而获得了股价的增值，还因其股票被竞争对手并购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溢价收入。 是什么在支撑着波顿这种与众不同的判断力呢？ 其一，源于波顿前瞻性的想象力。要知道波顿多么有想象力和判断力，只要看看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长期持有的诺基亚公司的股票就知道了。在那时，当多数人都觉得移动电话就是些无用的砖头并对此嗤之以鼻时，波顿却很早就意识到这只股票的价值。 其二，毫无保留地工作也是波顿“寻宝”的关键环节。波顿每天早上6:30离开西萨塞克斯郡的家，赶坐去伦敦的火车。在火车上阅读《金融时报》，并对至少一家他当天要考察的公司进行分析。除此之外，他还要看富达内部的分析资料以及从外部获得的经纪人的调研。如果他出差去考察其他地方的公司，一般一天要亲自参加5至6个会议。每次会议，波顿都亲自做文字记录。在他书桌后面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排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笔记本。 当然，波顿不是神，也会犯错，甚至曾经有过持续3年(1989年至1991年)基金业绩不如金融时报全股指数增长的“至暗时刻”。但是正像他自己说的，“投资从来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而且我也没听说过哪一位成功的职业投资者不曾从许多失败中吸取教训。”波顿能做的，或许就是让这些失误成为小概率事件。 定期复核“投资理由” 在《逆势而动》中，波顿反复强调“投资理由”重要性，并将“投资理由”作为其买入之后也必须定期检查的核心内容。巴菲特说过，“不管持有什么股票，你都要说出你的投资理由，你要把股票看成公司的一部分。”彼得·林奇也曾说：“当你持有一家公司股票时，你应该用几句话将你的买进理由说出来，而且这些理由连你十几岁的孩子都能听懂。” 波顿是如何做的呢？在建立投资组合时，波顿首先要确定的是“我的投资组合是否与我的信心程度相匹配”。在选择个股方面，波顿只选择那些被严重低估的股票，如果对一只股票没有信心，他决不买进。开始时，波顿只在一只股票上投入资产组合的0.25%，之后随着信心程度的增强，再渐进式增仓，但任何一只股票在组合中的比例都不会超过15%。 持有投资组合后，波顿每月都要做一次例行检查，以评估自己对投资组合内每只股票的信心程度。波顿还会在笔记本上端写上五个标题：“强力买入”“买入”“持有”“减持”以及“？”。随后，他会把投资组合里的股票一个个写在这些标题下。这样做不仅能帮助自己树立自信，还能让自己知道需要在哪些股票上做更多的工作。 有一项数据表明，波顿平均持股的时间为18个月，与巴菲特的动辄十来年相比，波顿的投资周期明显短了很多。所以，波顿的事例告诉人们，价值投资并不必然等于长期持有，价值投资也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手法，不同的策略。相对而言，与其花精力在选择什么时候卖出股票，倒不如重点去寻找真正有价值的股票。事实上，波顿也总是在重复“发现价值股票、持有至充分估值后再转向另一个价值股票”的过程。 与其他价值投资大师不同，波顿在时机的把握上还善于利用技术分析作为一个辅助工具，并充分利用富达基金内部的技术分析师团队，定期与他们交流对股票标的投资时机的看法，以相互验证他对股票买卖时机的判断。如果技术分析和他的观点一致，波顿的投资就会比预定的投资更多。如果技术分析和他的乐观看法不太一致，那他就会检查一下投资计划，看看是否忽视了某些消极因素。 由于意识到公司独立分析研究的重要性，波顿除了分析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相对估值法，他同时还会去会见大量这种类型的公司管理人员，旨在获得信息优势，因为获得一手信息更有利于发掘市场的无效率性和被低估公司隐藏的内在价值。和其他参照比较基准的基金经理不同，波顿并不在意把持有的股票，与金融时报股票指数的成分股走势进行比对。他的目标是在长期内尽量获得最高的年平均收益，即使短期内收益会有所波动也不为所动，正是这种特殊和独立的方法，使得波顿赢得更多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收益。 很显然，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投资细节和理念，让波顿从容地行走在波谲云诡的资本市场，创造出一个一个属于自己的荣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