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河流出仲山脚下峡谷口，就算到了关中平原。在这里，河床逐渐展宽，形成一个S形大弯道，其形状如同葫芦。葫芦在古代也称“瓠”，因此这个地方就被称作“瓠口”。
瓠口晚烟
1985年开始，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对历代引泾水利工程的渠首遗址进行了近一年时间的考古调查、钻探与试掘工作，结果发现“在今泾阳县王桥乡上然村北，有一座东起泾河东岸木梳湾村南尖嘴，西至泾河西岸湾里王村南的大坝遗迹。该坝今残长1800多米，顶宽约10米，底150多米，距地表残高5～6米。根据大坝土质、包含物以及后代灰坑、墓葬的打破关系和热释光年代测定，可以断定它就是修筑于战国末期的秦郑国渠渠首大坝遗址”。“今残存于泾河一级阶地上的东段残坝是由一种富含有机质的土壤——黑红土和黄沙土与小砾石，按3:6:1的比例，均匀混合而成。坝土无明显夯砸痕迹，但有镇压层理（厚40～100厘米）”。河面部分的350余米早被冲毁，而且可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大坝。“就残存坝体看来，郑国渠大坝气势宏伟，结构合理，拦蓄力强。”在坝前形成一较大蓄水区，“若以坝前蓄水5米计，则可蓄水1500万立方米以上，相当现代一座中型水库”。
考古专家发现和确认了郑国渠大坝，认定郑国渠首筑有拦河坝，用蓄水方式引流入渠，这个观点不啻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块重石。1986年7月3日《人民日报》、7月4日《陕西日报》与8月22日《文物报》都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新华文摘》1987年第1期摘编有《郑国渠首发现我国最早拦河坝遗址》，认为“这是我国迄今已发现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拦河坝”。《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发表有题为《陕西发现秦代郑国渠拦河坝和水库遗址》的文章。
引泾灌溉筑坝拦水，最早是由明代的袁化中提出的，袁化中是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进士，曾任泾阳知县，著有《泾渠议》。袁化中对筑坝曾有推测：“（郑）国至秦北山下，视泾河巨石嶙峋约三四里许，而泾水流于其中，堪以作堰。”在泾河中流修筑石囷堰，“立石囷以壅水，每行用一百余囷，凡一百二十行，借天生众石之力以为堰骨，又恃三四里众石之多以为堰势，故泾流于此不甚激亦不甚浊”。石囷就是用圆木或荆条绑扎的圆形、方形或矩形框架，内填大卵石或块石的水工构件，又称石囤、石笼。用这种方法筑起的拦水堰，是因地制宜的选择。袁化中是中国坝工史上确认泾河上有秦郑国渠大坝的第一人。
明代的袁化中
中国近代水利先驱李仪祉对袁化中的说法，持认可态度。李仪祉是陕西蒲城人，郑国渠从他的家乡流过，他研究泾河水历史，颇有见解，后来的泾惠渠，即由他主持兴建。他确认郑国渠大坝坝高30米，石笼是大约3×3×4米的长方体，筑坝时把石笼纵横交织叠置，坝面用土填实，上游坝面铺以三合土，用于坝体防渗。
我在郑国渠渠首采访，泾河张家山水文站专家带领我沿着泾河峭岸行走。他指着河滩里很多巨石，说这些石头都是修建郑国渠大坝遗留下来的，往上往下就没有了，即使有，也没有这么多巨石集中地堆积在河滩里。他相信袁化中和李仪祉的说法，郑国渠是筑坝引水。
如果是按照立石囷这种方法筑坝，可以想象当时郑国面前的工程量有多大。砍树伐木，开山取石，结造石囷，投石充填，撬动搬运河床里的嶙峋巨石，用以充当天然坝基，打桩立木，以做屏抵，凿岸分流，以避免或降低水流的冲击力，巨大的石囷，一行一行、一层一层堆码起来，挑筐运土，往来奔走……
郑国就在这现场，野岸荒滩、汤汤浊流，以及这繁忙紧张的工地，是他的背景，他是总指挥，像是将军面对战场，在劳动号子的声声呐喊中，由他督遣的人马正在冲锋陷阵。
也有水利专家对郑国渠大坝存在质疑。郑国渠筑坝拦河建库蓄水的观点见诸报章后，即遭到一些水利史志工作者的反对，叶遇春著有《郑国渠渠首引水方式辨析》一文，从郑国渠总体规划、渠首地带淤积情况、渠库并存的矛盾、所谓“拦河坝”遗址、土质、蓄水区范围、输水设施、泄水设施、郑国渠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记载等10个方面，论述了水库蓄水方式不能成立。李令福著有《论秦郑国渠的引水方式》，认为郑国渠建造之初采取的是筑导流堰壅水入渠的引水方式，而非大坝蓄水。张骅、孙卫春等也认为郑国渠是“无坝自流引水”。主张无坝说的专家们，除了技术分析外，还从文献记载找来根据。《史记》、《汉书》均记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水经注》中载：“凿泾河引水，谓之郑国渠，渠首于中山西瓠口引泾水。”都没有反映拦河大坝的内容。若有，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的司马迁、班固、郦道元不可能不加以记载，更不会用一“凿”字而不用“拦”或“截”来描述拦河大坝。尤其是司马迁，郑国渠建成到司马迁写《史记》约130余年，情况易于了解，更何况司马迁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人，为记述秦直道，尾行1400余里，秦郑国渠距离京师近在咫尺，他肯定会亲自踏勘的。
在我看来，若郑国渠有坝，那是郑国的丰功伟绩，那坝就是为郑国竖起的丰碑；如果无坝，一个“凿”字能让泾河自流引水，那也是郑国的一项伟大创造，足以彰显他的智慧和能力了。有坝和无坝，是水利专家、水利史志工作者感兴趣的事情，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身负特殊使命的韩国水工，在秦国土地上，他的使命能否行使下去？
郑国渠是一项由中央政府直接组织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于郑国渠缘于郑国的疲秦之计，故其设计规模异常庞大。《宋史·河渠志》载：“郑渠之制，用功最大。并仲山而东，凿断冈阜，首尾三百余里，连亘山足。”由于郑国渠的干渠在下游分为两条，故总其长度远远超过300里。专家们勘察郑国渠渠道遗迹，其宽度一般都在30米以上，深度将近20米，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再加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支渠，郑国渠的工程量更是天文数字。正因为如此，秦国动用的人力，在10万之上。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沮水》详细记载了郑国渠路线，“渠首上承泾水于仲山西邸瓠口，渠渎东迳宜秋城北，又东迳仲山南。……郑渠又东，迳舍车宫南，绝冶谷水。郑渠故渎又东，迳巀辥山南，池阳县故城北，又东绝清水，又东迳北原下，浊水注焉。……又东历原，迳曲梁城北，又东迳太上陵南原下，北屈迳原东，与沮水合。……沮循郑渠，东迳当道城南，……又东迳莲芍县故城北，……又东迳粟邑县故城北……其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也。”
这条路线走向，涉及的地名有二山、四水、三原、七城、一宫、一陵。这其中，最大的难题，是郑国渠如何处理与几条河流的交叉？“绝冶谷水”、“绝清水”、“与沮水合”又是怎么一回事？
现代专家们给出了两种解释：
一种认为，古代的“绝”与“度”、“渡”相通，是指立交工程，也就是采用原始渡槽的方式。另一种认为，“横绝”是拦河滚水坝，渠走坝的上游，与天然河水混合，当天然河水少时，即随渠而去；当天然河水过大，如洪水来临时，则溢流过坝泄入原河道中。持后一种观点者认为，假若用渡槽立交方式，那就有一个前提：渡槽与河面高程差必须相对大，否则渡槽立交有阻碍泄洪之虞；另外，郑国渠目的是灌溉，沿途水源岂有不用之理？当然，横穿的河流比较多，情况各异，也不能完全排除渡槽立交的可能。无论采用的是何种建筑物，郑国完善解决了交叉问题是不争的事实。有人判断，郑国渠“绝”冶、清二水，采用的是“横绝”的方法，郑国渠拦截这两河的常流量，暴雨洪水通过另开辟的泄洪水道排走。为保证渠道正常水量，渠中水位与河沟水位还要相差不大，因此在冶、清二水的南面修筑拦水坝，“横绝”此二水。郑国渠与浊水相交，“浊水注焉”，可能渠与浊的水位相当，浊水注入渠道较为顺利，所以浊水是直接注入郑国渠的。还可能采用“假道”的措施，利用一段浊水作渠道。郑国渠与沮水相交，是“与沮水合”。“沮循郑渠”是将沮水揽入郑国渠，循郑国渠东流入洛。历史学家孙达人指出：“郑国渠的成功之处决不是、也决不可能依靠全程开新渠的愚蠢办法，而只能是通过开凿若干最必要的渠道使原有众多河水改变流向，或者使之变成为自己的渠道。”
在专家们对郑国渠工程技术问题做各种论证的众口声声中，我在关注郑国的使命，探寻他如何在疲秦之计的“疲”字上做文章，如何以一己之力和过人智慧拖住秦国“毋令东伐”。这是韩国“智力输出”兴建郑国渠的初衷，忘记或偏离了这个大目标，郑国的一切努力将会变得毫无意义，看来秦国东伐的脚步有所放缓，但并没有止步。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郑国渠动工第一年，即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晋阳反秦，被蒙骜平定。秦王政二年（公元前245年），秦攻魏卷（今河南原阳西）斩首三万。秦王政三年（公元前244年），秦蒙骜攻韩，取十三城。又进攻魏的畼、有诡。翌年，蒙骜攻下畼、有诡。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秦蒙骜攻魏，取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燕（今延津东北）、虚（今延津东）、桃人（今长垣西北）、雍丘（今杞县）、山阳（今焦作东南）、长平（今西华东北）等二十城。置东郡（今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赵国命庞煖组织最后一次合纵，率赵、楚、魏、燕、韩五国兵攻秦，至蕞（今陕西临潼东北），被击退。秦攻魏，取朝歌（今河南淇县）。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韩桓惠王死，子安立。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秦杨端和攻魏，取首垣、蒲、衍氏（均今河南长垣附近）。秦王政行冠礼。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秦吕不韦因嫪毐事免相。宗室大臣建议逐客。李斯被逐，上书陈述穆公以来客卿之功。秦王召还李斯，除逐客令。
郑国渠动工之初不会有机会。在他的第一个目标——即说服秦王凿泾开渠——实现之后，他必须全力以赴投入到渠首工程之中。他的对手秦国君臣们，既有统一全国的韬略，当然也有较高的鉴别水平，在工程动工伊始便搞出破绽，不但不能得到秦国君臣信任，而且事情可能会砸锅，工程搞不下去，疲秦之计就无法实现，他也可能因此而暴露。他只有一种选择，即把工程做好、做大。他是这么做的，秦国也因此走进他的圈套之中。
在我查阅《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过程中，目光曾在秦王政三年（公元前244年）的记载中逗留。
这一年，秦韩之间又起战火，蒙骜一举攻取韩国十三城，郑国获悉这一消息，作何感想？他大约会无比沉痛。但时机仍然未到，蒙骜大军如此强悍锐利，足以说明秦国未被拖“疲”。他要做的是让修渠工程继续下去，让沉重的劳役、巨大的财力物力投入继续给这个西方巨人施压，直到它气衰力竭，支撑不下去。
到了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最好的时机或许已经出现，修渠工程已经拖了秦国六年，这么长时间大概已经超过秦国的预期，因为建成都江堰用了五年时间，而六年之后的引泾建渠工程还远看不见终日，而赵、楚、魏、燕、韩五国鼓荡余勇最后一次合纵攻秦，直杀到关中的东大门潼关，秦国形势危急，必全力予以反击，甚至不排除从建渠工地征调民夫工役赶赴前线以充军的可能，可以设想，若果此时建渠工程瘫痪、坍毁，所投入的一切眼见得将被一风吹去，成为泡影，必然会在朝野掀起巨大的震荡，如此里应外合，秦国势必危在旦夕。
对郑国最后的考验，出现在建渠的第八个年头，这一年，那个疲秦之计的始作俑者、对郑国充满厚望的韩桓惠王死了。
也许，他正在浊水之上，琢磨着他的“假道”设想；也许他正在沮水岸边，督察着渠水入河口的交汇工程；也许，那是一个月明星稀之夜，他登上一座高高的丘梁，遥望东南方向，沉重地发出长长的叹息；也许，那是一个推杯换盏的时刻，他与朝内督工的上峰正在为某个难题的解决、某段工程的告竣而欢饮……
他还能回想起韩王的托付、送别他时那期待的眼神吗？韩国的山水，韩国的都城，韩国的乡音乡情还会浮现在他的眼前、回响在他的耳边吗？他还能回想起远在故乡的妻儿家小的面庞吗？
但这时的郑国，已经不是刚入秦时的郑国了，一种变化发生在悄然之间，一点一点，一滴一滴，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像雨水渗入石缝，在看不见的地方聚集，终究会变为山泉。这变化不着痕迹，却是持续有力地推着他朝一个方向走去，那是他本不想走的方向。
面对他的工程，他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就像一个铤而走险、深谋远图之人，养了仇人一个儿子，本想养到一定时机，用这养子去剪诛仇人，却未料这一养竟养出感情来如同亲子，不会再拿他去做赌注了。这里面肯定包含了巨大的矛盾、痛苦，原本的谋算、使命与对自己所从事的融入骨髓的热爱、本能的工匠精神、人向自然发出挑战的信心和勇气，如同乱麻交织一起，纠结于心。韩王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充当救扶危卵、延续韩国宗庙香火的英雄好汉，秦王也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成为功垂大地、造福千秋的伟大工匠。他的内心一定体验了被撕裂的痛苦，他也许在无数个夜里辗转难眠，不停地向自己发出诘问，他也许会哀伤垂泪，痛不欲生。他有过犹豫不定，有过孤独无助，他有过对未来莫名的惶恐又夹杂着情不自禁的期待。他的良知和本能，让他选择的重心偏向了后者，这就决定了他命运的走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在获知韩桓惠王死去的那一夜，郑国一定会在心里这样默念：大王，臣非不忠，而是韩国命数将尽；臣非惧秦，而是秦国必然崛起。天下久乱，山东诸侯，尽皆强弩之末；秦国风卷云涌，必扫六合归一统，此乃势也，不可逆也！臣一水工，不涉朝堂政事，不将一兵一卒，绝无回天之力，尚可为者，惟尽善工事，造福苍生。大王，郑国是韩国的罪臣，却不愿做历史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