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写“此地无银三百两”，古人该怎么把钱安全地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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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自然是没有银行的。第一家具有近代特征的银行在清朝光绪年间才成立。漫长悠久的岁月当中，从贝壳到铜钱，再到金银，古人都使用着稍显沉重的媒介充当钱币。

可以设想如果古人要购置房产，那得拿出多大体量的货币才能顺利完成交易。君不见，海昏侯出土的汉代五铢竟重达十好几吨，光是掩埋都得耗费多少人力。

大家可别忘了，“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古人的存钱意识比之现代人只强不差。只不过没有千姿百态的理财方式与存储手段，古人只能使用一些单纯朴素的办法。

那么，古人究竟如何保存积攒下来的资产呢？这当中究竟有蕴含了多少故事与智慧。且往下看。

 

贮贝

 

首先不得不说到最原始的货币——贝币。它出现在大约三千到四千五百年前。汉字中的“货”“买”“卖”“贩”，以及许多与产品交换有关的字，都是以“贝”作为部首。

所谓“存钱”在当时就是“贮贝”。由于人们对待贝币的态度十分珍重，便特意制作了许多精巧的器物用以盛放。流传到今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云南一带广为发现的青铜贮贝器了。

贮贝器的造型直观地体现了其实用功能。而装饰工艺则是附着于造型之上的点缀。最早的贮贝器通体呈竹筒形，盖子以子母口合于器身。盖子与器身又单独附有小耳，用以穿绳联结。其他的部件，都是后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器耳的焊接为提携带来便利，而贮贝器由提筒形到束腰形再到鼓形的演变过程中，造型和实用性都在一步步趋向完善。

贮贝器的器盖往往是最重要的“艺术表现舞台”，上面的塑造极具典型性、情节性和故事性，以众多的立体雕像进行装饰。表达的主题，既包括动物、狩猎、驯马，又含有战争、祭祀、纺织、纳贡等雕像，可谓丰富多彩。

比如在这件虎牛搏斗贮贝器中，器耳的造型就相当引人注目。两只老虎攀附在器身左右，四肢健美有力，虎口大张怒视前方。而器盖处雕饰有弯腰、伸角和猛虎展开生死搏杀的犍牛，器盖正中树上有因惊惶而爬到树之最上端的两猴，甚至还有因惊恐而展开翅膀、准备飞离这是非之地的两飞鸟。

 

 虎牛搏斗贮贝器

 

令人惊奇的是，考古发现证明这些存放在贮贝器当中的贝壳，竟然来自遥远的地方。这是一种叫作“环纹海贝”的贝壳，它的产地主要在热带地区，如太平洋和印度洋，亦分布在中国的海南岛与西沙群岛。西南地区绝不可能出产此类贝壳的。因此，若要获得这些海贝，只可能通过贸易往来接触到沿海地区。也难怪这些海贝会被视为珍宝，被存放在无比精致的贮贝器当中。

 

扑满

随着货币更替，小巧的铜钱登上舞台。如果说贮贝器算是“存钱桶”的话，那么一直沿用至今的“存钱罐”则更令人亲近熟悉。古代的“存钱罐”有个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称谓，叫做“扑满”。

不过得先解释一下，“扑满”在更早的时候叫“缿”。著名的睡虎地秦简中有一篇《秦律十八种·关市律》中就有记载：“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东汉的《说文解字》解释为：“缿，受钱器也，从缶，后声。古以瓦，今以竹。”隋唐时期的颜师古加了一条注释：“若今盛钱藏瓶，为小孔，可入耳不可出”。从造型上而言，“缿”与“扑满”如出一辙，所以晚清考据大家王先谦直接点破：“扑满者，……即缿也”。

扑满几乎是家家必备之物，其外形一般呈圆体、平底、中空，有陶、瓷、竹、木等材质的分别，多数朴素简约，也有的做成或小猪，或小虎，或小牛模样等动物造型。由于中国古代通行“天圆地方”的铜钱，古人为了不致频繁取出，仅在顶端留有一条能投放铜钱的狭长开口。有的扑满在腹部还开有小眼，好让绳子插系，悬吊在房梁上。如此一来，铺满的主人所积攒的铜钱聚少成多，到了必要之时打碎扑满，就能一解燃眉之急。

其实，“扑满”的得名正是由于这一颇具仪式感的使用方法。“扑”有击、打的意思；“满”即是对其造型饱满浑圆的描述。往往只有钱存满了，才会取出钱来，一把击碎，“满则扑之”，所以这种存钱罐被形象地称为“扑满”。

 

 宋代扑满

 

“扑满”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当中。与此相关牵引而出的是西汉名臣公孙弘的故事。日后贵为丞相的公孙弘少时家贫，甚至以放猪为生。后来做过狱吏，年到四十才奋发读书，待六十高龄才以“贤良”之名被举荐入京。当他即将走任京城之时，一个叫邹长倩的乡友送给他一个“扑满”，并留下临别赠言：“入而不出，积而不散，故扑之。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可不诫与？”这是让公孙弘在荣华富贵之后也不要忘记幼年的寒苦生活，应当恪守清廉操守。日后，公孙弘步步高升，位列九卿。但他牢记告诫，并未因身居高位就穷奢极欲，而是一直保持勤俭，盖布被，食粗粮，生活简朴甚至粗陋。他还用富余的钱财开设东阁客馆，招纳贤才，深得士人爱戴。“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但是公孙弘却能避开“满则扑之”的命运，还留下了“后来居上”的万古美名。

自此之后，扑满就具有了戒贪的寓意。唐代辅佐君主开辟盛世的贤相姚崇就曾写过一篇《扑满赋》，批判贪婪和自满的恶习。其中名句“谦以自守，虚而能受”既写出了扑满的特点，也传达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

南宋诗人陆游也曾写过扑满：“钱能祸扑满，酒不负鸱夷。”说明过度聚敛钱财必会招致灾祸。民国时期，更有一首《扑满歌》写道：“脰细口小腹便便，溪壑日填邓通钱。不思蕴利生殃孽，讵防瓦裂碎难全。”以此告诫人们切莫过度贪财，以扑满“碎裂难全”的下场警示世人。

由此可见，扑满已经从用于储钱的工具逐渐升华为一种用以教寓的符号。人们世世代代通过扑满领悟立身处世的道理，得到乐极生悲的启示。小小的器物，蕴含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精神瑰宝。

 

窖藏

古人贮藏财产的方式多种多样，形形色色。但一般也就分为罐藏和窖藏两类。上面已经介绍过罐藏。

我们都知道“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古时，有一个叫张三的人，把银子埋藏地下，又害怕别人来偷，于是上面留字写道：“此地无银三百两”。邻居王二偷走了银子，也留字写道：“隔壁王二不曾偷”。

这个故事，就涉及到古人存钱的一种方式——窖藏。

所谓窖藏，就是先把金银财宝封装在坛坛罐罐、箱子盒子里，再在地上挖出深坑进行直接埋藏。由于其手法隐秘，富豪往往青睐窖藏用以保存财富。

窖藏的风气甚至影响到古人对房产的购置。由于熟知这种储蓄习惯，后任房主往往都会对自家院落掘地三尺，试图寻得秘宝。

唐代官府对此出台法律条文，《杂令》规定：“诸官地内得宿藏物者听收。他人地内得者，与地主中分之。即古器形制异者，悉送官酬其值。”该条十分慷慨：在公地里获得埋藏物，让发现人取得完全的所有权；在私人地里获得埋藏物，发现人与地主各得 50% 的所有权；若系古代文物之类，则由官府收购。

不过，到了宋代，卖主往往倾向于预先向卖主收缴购房的额外费用，作为将来可能挖到金银财宝的预估补偿。这笔花销被称为“掘钱”。

沈括的《梦溪笔谈·异事》中就记载了一则买房遭索“掘钱”的故事。当时，宋代左丞相张文孝看中了洛阳一栋古宅，卖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追加“掘钱”。无奈张文孝实在喜欢，只得忍痛多付1000多缗钱。朋友都认为付这笔钱太吃亏。哪成想张文孝后来翻修，还真在地下挖出一个石匣，内有黄金百余两，总数正好与房款和“掘钱”相抵，张文孝相当于白得一处房产。

由于一般窖藏手段太过常规，容易引起觊觎。所以古人在窑藏时，总会想方设法让外人找不到。按照常理，犄角旮旯足够隐蔽，应是保全之所。可实在敌不过窃贼搜寻。于是，一些大户人家想出更为极端的举措，把钱财藏匿于粪堆茅厕这类常人不至的污秽之地。

1982年，在江苏盱眙马湖店村发现的西汉窖藏便属此例。当时生产队分片挖水渠，却突然发现几十斤重的金器财宝。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一只金兽，竟然有18斤，是目前全国考古发现的金器中最重的一件金器。金兽下盖着一个精美奇特的铜壶，壶内装满了金器，其中9块半金饼重达2864克，15块马蹄金、麟趾金重达4845克，11块金版“郢爰”重达3260克。黄金总重量超过20千克。

 

 盱眙马湖店村出土金兽，现藏南京博物院

 

出于防盗考虑，窖藏时一般会采取逆向思维，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与盗贼的一场精彩智斗。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同理，财宝当然也不能聚集在一处。一般来说，需要采用上下分层的放置方式，先放一层，掩埋后再放上一层，再掩埋再接着放，多者达三四层。各层之间，往往用石板、砖块叠压，土层之间则用糯米熬成的液汁和石灰夯实密封，有时其中还会拌上碎石子和瓦片之类，以增加盗挖难度。

民国时期上海名医陈存仁，曾亲眼见到家中这种分层窑藏的手段。当年陈家分家析产，记载窑藏有20缸银子。不过，后人最初只挖出8缸。之后扩大挖掘面积，竟然也未找到。幸亏有经验老到的长辈出面提醒，继续在原先寻得财宝之处深挖，果不其然找到了剩下的12缸银子。

 

钱票

使用实物金银不仅携带不便，也容易露财在外招致危险。在唐宋年间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状态下，国家的经济想要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要对大量的钱财进行集散处理。就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宋朝，纸质货币应运而生，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交子”。

随后，在商人集散地点出现了专门存储与兑换这种纸质货币的机构，这就是“票号”的前身。在这里只需要凭借一张票据，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整存整取。一般而言，这种场所都有专门的几大商人联名保证，因此信用价值较高，富人能够得到更好的货币存储与运输。

明清商业勃兴、分工专业化、贸易空间扩大，不仅借贷关系频繁，而且大量使用代替金属货币流通的信用工具，许多大宗交易都用票据进行偿付和结算。票据未到期前，持票人只要在票据的背面签字画押，即背书后就可以转让第三者，第三者需要时，亦可背书后再转让于第四人，如此辗转流通。与此同时，初具雏形的各类金融机构都接受工商企业或个人、家庭的银钱存储。

小说《红楼复梦》中写道：贾家将房子卖给了“刘大人”，还房价之际，刘大人“在身边取出几张银票来，说道‘这一张是恒泰号的三万两，这是义兴号的三万两，这是合泰号的二万两，这是祥茂号的二万两，其十万两。这一张是口儿外钱店里的五百两，他是义合字号，这是众位二爷的茶钱。这一张是资顺布字号的二千两，是送老主管的劳金。’”

这里“刘大人”家的银子分别存在了五家银号之中。从这行文语气中可见“银号”的功能也约略等同现代银行的基本效用了，而这钱票就好比存折。有此方便，古人再也不必费尽心思纠结如何贮藏资产了。

 

结语

储蓄行为，其实从货币诞生之时就出现了。只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生产工具不断提高，人们才因时制宜思考出了不同的存钱模式。从笨拙地将货币存放在器具中，再到小心翼翼地隐藏在地底下，最后终于换成钱票解放了实体资产，存钱的手段终于走向现代化。

古人虽然不太懂存钱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但却通过脚踏实地的存钱实践，为后世子孙留下了质朴却受益无穷的储蓄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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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倪方六.中国古人是如何存钱的[J].新长征(党建版),2012(08):5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