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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是我国主要制度之一，重要性不待多言。但愈重要的事，往往也就误解愈多。 或说科举以文章选士，考上的人只会写诗赋，哪懂得治国？ 或说科举本来也很重视经学，希望能选出通经致用的人才，后来却对“明经”科不甚重视，只重文章进士。 或如陈寅恪先生说，唐初虽然已有进士科举，但世家大族势力仍盛。武则天才重用科举进士，形成新兴势力，来对抗旧家士族。旧家士族是讲礼法门风，重经学的。因此擅长文采词赋的一些人，和讲经学的一批人，就在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中对立起来，造成了牛李党争等问题。 这些观察都不准确。 故我现在要介绍一点实况，说明科举既是为国抡才，组建文官队伍，当然需要能治理时政的人。而“官”不是“吏”，官要有学养、有见识、有文化担当，不只是钱谷刑名之类技术人员，所以还要通经学。⏤⏤总的原则，即是那句古话：通经致用。是汉代以来的规矩。 隋废“九品中正”，设明经、进士二科取士，称为科举，就是依此原则设计的。 唐承隋制，增设了明法、明字、明算诸科，而仍以明经、进士二科为主。进士一样要懂经学、知时务，诗赋杂文算加分题。 至宋神宗时，废明经，仅存进士。但进士不再考诗赋了，改考经义。 这其实是明经与进士的合流，变成了以写文章来表现经义，形成经义文（后来有一阶段亦称八股文）代圣立言。 在这个过程中，中唐便是个关键。明经科仍具有传统性权威，但以文辞说经，已启宋明之渐。 ㄧ、考试以经学为基本要求 当时对于想要从政的考生，经学要求有多高呢？韩愈说：“以明经举者，诵数十万言。又约通大义，征辞引类，旁出入他经者，又诵数十万言”（送牛堪序）。另外还要加上传注，又数十万言。 有多难考呢？韩愈又说了：“天下之以明二经攀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其可进者，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赠张童子工序）。 韩愈自己是进士出身，但他笔下对明经科之难、以及登第之荣耀，描写却是如此的。 进士科呢？大家只知它要试诗赋，因此说它是以文章取士，与明经科考经文经义不同。却不知进士还是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且就是考时务，也仍然是要用经义来讨论国政时务的。考诗赋亦然，试赋多问经义。 韩愈自己去命题过，进士策问十三首，一问：“《书》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龟筮考其从违，以审吉凶。则是圣人之举事兴为，无不与人共之者也”。 二问：“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环终始，若五行之与四时焉”。 三问：“夫子之序帝王之书，而系以秦鲁；及次列国之风，而宋鲁独称颂焉”等等…… 没有一条是与经学无关的。进士想要考得上，这些经学问题非要答得出不可。 而事实上，这些问题也并不好答。 例如有一题问：夫子曰：‘洁净精微易教也’这四个字怎么解释。又一题问乾卦卦德是健，但六爻，“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为健乎？” 还有一题问：尧舜治国，又是亲九族，又是平章百姓，又要协和万邦，还要宾四门、齐七政、类上帝，禋六宗，巡狩四方，实在辛劳得很，可是为什么孔子说：“尧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呢？ 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不要说一般公务员了，大学里专门研究经学的教授也罕能妥为回答，可见唐代进士科之经学素养不能小觑。由这些策问中，也就能发现唐代经学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为何。 二、考试引导独立思考并通晓时务 唐人经学著作，如汉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的章句注释或义疏笺释，比较少，一向也被视为是唐代经学不发达之证。 但每一时代均有该时代的著作之体，这些策试问答，即是唐代经学讨论的主要文体。研究唐代经学的人，不应呆呆地仅自限于章句注解和义疏笺释，还应把各家文集中收录的策试问答辑录起来，以见一代经学思想之大凡。 例如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四十，全卷都是策问。问进士与问明经，基本相同，只是进士不限于问经义，也可以有由经义引申出来的题目，明经则全属经义而已。 在讨论经义时，显然那时也已由替经典作诠释的角度（即汉晋通常采用的注疏方式），转而变成质疑，特别是追问经典中矛盾、隐晦、不协调之处。例如： 易曰：“君子夕惕若厉”，语曰：“君子坦荡荡”，礼之言䌹衣，则曰：“ 恶其文之着也”，《儒行》则曰：“多文以为富”或“全归以为孝”或“杀身以成仁”或“ 玉色以山立”，或“毁方以瓦合”皆若相戾，未能尽通。颜回三月不违仁，孟轲四十不动心，何者为优？下惠三黜而不去，子文三已而形愠色，何者为愈？召忽死子纠，管仲相小白；棠君赴楚召，子胥为吴行人，何者为是？析疑体要，思有所闻（进士策问，第二问）。 惩念窒欲，易象之明义，使骄且吝，先师之深诫。至若洙泗之门人故人，渐渍于道德亦已深矣，而仲尼愠见原壤、夷俟，其为忿与骄，不亦甚欤？商不假盖、赐从我之徒，而吝缺如。是皆所未达。诚为辨之（第四问）。 孔圣属辞，丘明同耻。裁成义类，比事繁年，居体元之前，已有先传；在获麟之后，尚列餘经。岂脱简之难徵，复绝笔之云误？子产之贵爱也，而赂伯石；叔向遗直也，而戮叔鱼。季札附子臧而吴衰，宋宣公舍与夷而宋乱。阵为鹅鹳，战岂捷于鱼丽？诅以犬鸡，信甯优于牛耳？子之所习也，为余言之（明经策问，春秋第一问）。 这些考题对现在读者来说，当然读来十分困难，但我特意抄录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当时考试之概况。⏤⏤这些，显然都是思考题而非知识记诵题，旨在视察考生析疑辨难的工夫。因为“宰相需用读书人”，所以首先须考察他们读了多少书、基本经典熟不熟。但读书人的毛病，就是往往成为书呆子。书呆子固然不妨成为学者，做官、治世却甚害事，故又要用考题来检测他们是否读死书、有没有思考力。 题目本身，则都是采取“质疑”经典的方式，期待考生能本其所学以疏通疑滞，对经典之所以如此，做更好的说明。 凡策问都是如此的，非仅权德舆一人为然。因此若广为辑录诸家文集中的策问之辞，便可了解当时经学上都关心些什么问题，其看法又为何。 这种策问，其实也带出了“疑经”的问题。 我们不要忘了：平常说宋人疑经风气之起，辄以欧阳修《易童子问》为说。《易童子问》不就是策问一类东西吗？其贡疑献难，不起于宋，而实起于唐人此种考试制度及策试的文体。 都鼓励一种不泥古、不佞经的态度，要发挥自己的见解。其精神状态与汉晋注疏为经典及传统服务的态度，或元明以降之经义八股，拘泥于《四书集注》《四书大全说》的状况，十分不同。 他们也常问制度上的事，例如权德舆问：“今有司或欲举中建制，置五经博士，条定员品，列于国庠。诸生讨论，岁课能否。然后删非圣之书，使旧章不乱，则经有师道，学皆专门。以为如何，当有其说”。大概当时政府正准备这么做，以提倡经学，故以此为问。可能反应不佳，或别有因素，其议未果，然朝廷尊文右经之意可见矣。 三、经义的辩难与应用 策问是套在“问题与答案的逻辑”中进行的，有问必有答。只是文集所收，常只有一半。出题的人，自己对那些问题，必有腹案及预想之解答，可惜如今已不可知。应试的人，因题作文，所答亦必多奇思妙想，足为经义生色，现在也遗憾其不甚可考。但问者如公输之攻，答者如墨翟之守，仍是不难想像的。 其麟爪偶存者，如韩愈《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就是应试的答卷。论以学生代斋郎之议不当，属于前文所说借考试来收集舆情一类；论颜子不贰过，则是对《论语》的一种新解释。他说的“过”，并不指一般意义，而是生于心就算过了： 颜之过，此类也。不贰者盖能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中也。《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无过者也。自明诚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是以夫子叹其不幸短命，今也则亡。谓其不能与己并立于至圣之域，观教化之大行也。 此说别树新解，引《中庸》以为说，谓圣人正性正德，无有不善，已有宋人气味。虽然于理不通（因为《论语》中孔子分明自己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自承有过言过语，得到旁人的纠正，十分高兴；还说禹闻过则拜。均可见圣人并不以为有过失是可耻的，也不以为圣人就从来不会有过错），但一种勇于立说的态度，灼然可见。 《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是韩愈贞元十九年应博学宏词时所作。学生指国学的学生。这种议对之体，也是策试问答之一类，但又不仅限于考试时。如《 禘袷议》就是“敕旨宜令百僚议，限五日内闻奏者”，于是身为国子监四门博士的韩愈就写了这篇“议”。博考礼经，认为：“事异殷周，礼从而变，非所失礼也。”整个论述，其实也即是对禘袷礼的新解释。 看这些议对之辞，可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议对与策试应答，在结构上是一样的，都是问与答的逻辑。这个逻辑不但在文体上成为唐代中期经学的主要表达方式，代替了著述注疏，也影响到他们的思维。 就前者言之，中唐许多经学意见习惯以议对、论说的方式出之。不只上面所谈到的那几篇，如柳宗元《四维论》《天爵论》，欧阳詹《自明诚论》、李翱《帝王所答问》《从道论》、刘禹锡《易论》等都是如此。 有时作者自己申言抒论，亦采此体，如权德舆《答客问》《答问三篇》《释疑》《放言》（均见文集卷三十）、李翱《杂说》、柳宗元《说车》《疏解车义第二书》等，皆近于此种问难释疑之体。 就后者说。文体必然关联着思维。唐代文学家这些策问论议，乃是介乎汉魏南北朝“论难”与宋明讲记语录之间的体式。 论难也是驳难问答，但重点在针锋相对，立已说，破敌论。汉代即有的问答体，如解嘲、答客难之类，又是虚问实答。宋明语录倒是实问实答了，但所答通常只是个结论，并未铺展其理据。这些策问，专门寻瑕蹈隙，找到经典中错落、矛盾、隐晦、歧义之处，要求考生答题者“析疑体要，思有所闻”“各以经对”“异同优劣，亦为明征”“可以详言，用窥奥学”“企闻博依之喻，当从解颐之辨”。不但要引据经典，且须看他的辨析力、文采和价值判断。 考生经常做此种训练，思维方式自然深受影响。 历来考试方式引导着教学，乃是不争之事实，此种策问之体，亦必引领着学生在准备考试时，不断去揣摩考官可能会怎么问。也就是模仿着像考题那样去阅读经典，又像考官所希望地那样去回答，体要析疑“为辩其说”。这就鼓励了一种独立思考，勇于辨析或辩理的精神，也形成了问题与答案相关联的思维方式。 反观我们现在的教育，能培养独立思考，勇于辨析或辩理的精神吗？ 四、不要书呆子，要能通经致用 经学在此时，并不全然只是知识或学问。国家科举，以此登进人才，以经义试士，自然有汉代要求大臣“通经致用”的遗意。因此经学常与国政时务有所关联。 策问考题总是要求考生“九流之家，论著利病，有可以辅经术而施教化者，皆为别白书之”“三适之宜、九品之法，或计户以贡士，或限年以入官，事有可行、法有可采，制度当否，悉期指明”“功与德，非常才所及也，农与战，非筮仕所宜也；安危注意之重，非设科可俟也。是三者固有利病，幸错综言之”（均见权德舆策问）等等，都可以看到这种性质。 不只收集舆情，亦借此以观其襟袍识见也。 这种用意，不是隐涵的，而是明摆着的政策。贞元十九年权氏于礼部策问进士，第一题就说得明明白白： 汉廷公孙宏董仲舒对策，言天人相与之际，而施于教化；韦元成匡衡之伦，以明经至宰相封侯，皆本王道以及人事。今虽以文以经贵禄学者，而词绮靡于景物，寝失古风；学因缘于记问，宁穷典义？说无师法、经不名家，有司之过，敢不内讼？思欲本司徒之三物，崇乐正之四术，……程孝秀之本业，参周汉之旧章。 朝廷要选拔的，是通经致用的大臣，而非文采词章之士、章句记诵之儒。话既讲得如此清楚，考题又老是这个方面，士之风习，自亦不能无所影响。我们看韩愈等人说理论事，动辄引经传、道孔孟，而高谈治国理政之要，就是此一风气下之产物。韩愈《原毁》讲尧舜讲周公，归结于“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成而理欤？”《原道》说今天为论者若能，“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本政》云：“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都是一派以经义治国理政的口吻。 这些文章，并不笺释注解哪一部经典或哪一段经文，可是不能说它不是解经文字，其性质，乃是对经义做通贯的了解后，借时政物事以发挥之，阐扬大义。 五、成为“文儒”的追求 古文运动的精神，就这样被导引出来了。 韩愈《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云韦处厚：“韦侯读六艺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为辞章，可谓儒者”；又《上宰相书》自称：“所读皆圣人之书。……其所着，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 探周孔之意，然后发为辞章，或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都说明了在韩愈这批人的心目中，儒者的事业，已不再是传统的笺释训诂，而是融会经义，发为文章。 这种儒者，用汉代王充的术语来说，就是“文儒”。 王充把儒者分成四个等级：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专治一经者为儒生，博览群经者为通人。这两类人都只是述者。文人则能采掇义旨，损益文句，连结篇章，成为作者。鸿儒更好，可以著书立说。文人与鸿儒，简称“文儒”。 唐朝这些人正以文儒自居。 柳宗元《送文郁师序》即标出文儒二字曰：“柳氏以文名高于前代，近岁颇乏其人。百年间无为书命者。登礼部科，数年乃一人。后学小童，以文儒自业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师者，读孔氏书，为诗歌逾百篇，其为有意乎文儒事矣。……吾思当世以文儒取名声、为显官，入朝受憎睸讪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师者其可讪而黜耶？” 文儒云者，正是王充所说的意思。且其说谓当世以文儒显名者甚多，可见文儒之称，以及把文儒当成一种人生的目标或期许，非一二人之私见，实有一批这样的人和一股这样的风气。 而文儒之文，亦不限于论说，还包括了诗歌。盖凡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之文，都可算是文儒之文。 现代研究中唐文化和古文运动者，不能从制度上探源遡本，反而东拉西扯，谈佛教、论小说、讲胡汉关系，都是离了我国学术之根脉（经学）而驰骋遐想的缘故。论科举也一样，不懂“通经致用”的文官选拔原则和政治运作，河汉其谈，也会不着边际。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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