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叉手做法的多样性问题与演变问题，本文“中篇”当中已经进行过简单的介绍。“下篇”的重点仍然是聚焦这个问题，并进一步展开详细叙述。
大叉手的产生其实要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在傅熹年先生、杨鸿勋先生、周学鹰先生的著作中，我们能够看到非常详细的阐述。（可参考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根据众专家的研究结果，在新时期时期的黄河流域，当时的建筑形态以“半穴式”建筑为主流，这是一种向地下发展出生活空间的建筑形态。在当时建筑技术极为原始、落后的客观情况下，向下发展空间可为当时的人们开创出理想且必要的生活居住面。 在半地穴式建筑中，建筑的下部是挖掘出来的，而建筑的上部则是通过木材构建出来的。其构筑方式主要是通过建筑中心粗大的树干作为主要支撑柱，在四周通过细长的树枝交搭形成斜向的围合空间。这种做法就是大叉手最初的雏形。这种架构形式是自古以来人类通用的做法，因为斜坡屋顶非常利于排水，故该做法并不存在中心起源的情况。如墨西哥村落的传统草房屋架，正是和中国早期原始叉手屋架极为相似的案例。这种屋架形式构造简单，施工难度低，上部铺以茅草后即可遮风御寒。当时的叉手，形态上类似今天所见木构建筑之上普遍使用的“椽子”，平铺后形成一排排木骨。这种相似性非常明显，因为他们均肩负着承担屋檐之上瓦片或者茅草的重任。但细观之下，早期的叉手和椽子却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区别体现在：1.更晚时期的椽子仅有承担屋顶瓦片、望板之作用，并非整屋的核心承重构件。层叠的梁架、柱网、枓栱才是背后的主力。 2.更早时期的叉手虽形似椽子，但却是整屋最重要的承重构件之一。在木构房屋整体体量还不大的新时期时代，较为纤弱的叉手连同立柱已经能够支撑起整个房屋。随着建筑体量的不断增大，原始的叉手已经不能满足支撑更大房屋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斜梁”出现了。所谓斜梁即是从原始叉手中分化出的更为粗壮的斜置梁架。这种梁架解决了原始叉手支撑力不足的问题，可谓一项重要突破。这种斜梁的两端或搁于建筑外围夯土墙上，或搁于两檐柱柱头，中间通过横向梁架拉结形成较为稳定的三角结构。这种做法在今天的部分建筑实物和大量图像中仍能看到。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一套铜帐构件，为五脊顶。其做法或是汉代小型木构建筑中斜梁的一个缩影。亦如日本奈良新药师寺本堂。此建筑在本文“上篇”中做过介绍。现在看来，新药师寺本堂的人字叉手若较真的话，应属斜梁的做法，和佛光寺东大殿的人字叉手十分不同。新药师寺本堂是奈良时期的建筑，相当于中国唐代。但是其梁架形式却比较存古，哪怕在日本的众多奈良时代的建筑中它也是个特殊的例子。本堂的斜梁在两肩各开槽口，分别承托一列槫子，槫上再承椽（斜梁与椽已经分化），其跨距之大让人震惊。“承槫”是识别斜梁很重要的方式之一。因为斜梁通常较长，在其跨距内往往会经历数层槫子。与此相似的斜梁结构还包括甘肃高台县地埂坡魏晋墓M1中表现出的梁架结构（本文“上篇”中介绍过），其特征几乎与新药师寺本堂一模一样。奈良法隆寺金堂以及大阪四天王寺金堂分别在重修和重建后还原了推测为飞鸟时期典型风格的斜梁形态，其与上述两个案例的做法也几乎相同。飞鸟时期的斜梁是一种非常存古的做法，与中国唐和唐以前的斜梁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一点值得重视。斜梁是佛光寺东大殿人字叉手的“来源”。随着抬梁式建筑的发展和成熟，斜向梁架在建筑中的比重逐渐降低，最终萎缩为东大殿平梁之上的人字叉手，并在后续的几百年内慢慢淡出历史舞台。这是建筑结构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在少数民居型建筑中看到斜梁的遗风。如江苏徐州户部山民居中常见的“金字架”即是典型的一例。下面一个章节我们继续聚焦人字叉手的演变过程，但会将重点放在唐及唐以后的演变脉络上。我们最熟知的大叉手实物来自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诸多文献资料都对此结构做过介绍。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叉手”与“捧节令栱”之间紧密的咬合关系。几十公里外的南禅寺大殿的叉手也是如此做法。我们暂且把这种类型的人字叉手称为“佛光寺型”。
在海对面的奈良，同样拥有人字叉手的法隆寺西院回廊，不必细看就能发现叉手做法与佛光寺东大殿的很不相同。叉手与捧节令栱之间并无任何咬合关系，而是通过一枚大枓将两者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在国内的任何一座早期木构建筑上都没有找一样的实例。我们暂且把这种类型的人字叉手称为“法隆寺型”。
图17：作者自绘法隆寺回廊的人字叉手结构图
（红色为叉手、绿色为捧节令栱、黄色为槫子）那么，“法隆寺型”是否也源自中国呢？我想应该是的。在我们熟悉的榆林窟第25窟北壁的“拆楼图”上就能见到。从细节来看，拆楼图中的叉手相交于大枓之下，枓上托捧节令栱，令栱上有三只散栱。叉手刷红，散枓刷绿，三只散枓绘制不清晰，易被认为是替木。很显然，叉手和捧节令栱没有任何直接接触，这与法隆寺型的做法完全一致。这是笔者目前在国内能够找到的和法隆寺型叉手极为相似且能够相互印证的唯一案例。这两种叉手演变的先后顺序目前没有看到相关的论述，但是从结构的稳定性与合理性角度来看，显然佛光寺型要优于法隆寺型。可以推断，法隆寺型应该是比佛光寺型更为古老的做法，佛光寺型是对法隆寺型的一种改进。改进后的叉手，在结点位置更加牢固，能够更好地承担屋脊的载荷。这种推断不由得让我想到了贺大龙先生关于“叉手与脊部构造”的相关研究结论。在贺大龙先生的重要著作《晋东南早期建筑专题研究》中，他将叉手、槫子、蜀柱之间关系的演变脉络进行了梳理。分为：枓底平齐式、枓底半嵌式、枓底嵌入式、栱替交构式、替槫交构式、抱槫扶脊式，共计六种。首先是枓底平齐式。这种做法出现在：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布村玉皇庙前殿、潞城原起寺大殿等建筑上，时代明显偏早。其做法为在脊槫下设置替木、小枓、捧节令栱，叉手上端各开半卯，捧节令栱嵌合于两只叉手构成的卯口内。从结构位置看，叉手上端点与小枓枓底平齐，故曰枓底平齐式。布村玉皇庙前殿与潞城原起寺大殿虽然叉手之下有蜀柱，但只要将蜀柱移去则与二唐构做法完全一致，因此归位一个大类。在枓底平齐式之后出现的做法为枓底半嵌式。采用此做法的建筑如：龙门寺西配殿、平顺大云院弥陀殿、镇国寺万佛殿、小张碧云寺大殿等（时代仍然非常早），且延续到了北宋中晚期。叉手依旧抵在捧节令栱两侧，但叉手的上端点较枓底平齐式有所上移，与捧节令栱之上的小枓枓攲嵌合。这个变化非常之小，但却是叉手结构、位置嬗变的开始。这一些列变化从五代时期开始直至元代，叉手的位置不断上移，出现了“叉手与捧节令栱 替木”同时嵌合的形态（栱替交构式），也出现了“叉手与替木 脊槫”同时嵌合的形态（替槫交构式）。这种不同的嵌合方式正是因为叉手上移而引起的，其背后原因正是“叉手在不断地给蜀柱让位”。至抱槫扶脊式出现，叉手与蜀柱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叉手的位置也上移至再也无法上移的程度。至此，支撑屋脊的重任彻底交给了蜀柱。下面我们用一张图来回顾这个变化。通过研究这样的结构位置变化关系，是否可以推断“法隆寺型叉手”为这六型之前可能存在的一种形式。在法隆寺型存在的年代，叉手尚未与捧节令栱有任何咬合关系。之后，因为叉手的上移，在演变上逐渐与上述六例产生了发展脉络上的连续性。这仅仅是我的一个猜测。至此关于人字叉手相关的内容解读到这里，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或多或少的帮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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