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南禅寺重修圆觉庙碑记》。
南禅寺大殿，面阔三间，明间辟门，次间破子棂窗。出檐深远，屋面平缓，是吾国现有古建中屋面最为平缓者。明间较宽，无补间斗栱。檐柱侧脚、生起明显。正脊鸱尾。这似乎是一座唐代古建的标准版建筑，全因1974年进行了一场落架大修，原本的门窗上部皆是拱券。
大殿柱头五铺作双杪，偷心造。额阑上无普柏枋，栌斗上置泥道栱，栱上两道柱头枋，枋间散斗，枋侧隐刻慢栱。
根据吾人学到的知识，吾国古建筑中唯有佛光寺东大殿是有叉手无侏儒柱，被后世称为孤例。梁思成先生在《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只在山东金乡县朱鲔墓石室雕刻和敦煌的一幅壁画中见过类似的结构。还可见于日本奈良法隆寺庭院周围的柱廊，佛光寺是国内现存此类结构的唯一遗例。
也许有人会说，梁思成先生的著作写于二战期间，当时南禅寺大殿尚未发现，佛光寺在当时是唯一的唐代遗构。但吾人在翻阅2005年出版的东南大学潘谷西主编的《中国建筑史》（第五版）的时候，在第五章第二节佛寺、道观及清真寺，第一例即为山西五台佛光寺大殿（南禅寺大殿未收录进该书），依然称佛光寺大殿“下不施侏儒柱而仅用叉手，是现存木建筑中的孤例”。潘先生的书是大学教材，印数惊人，几乎所有的大学建筑系学子都从中受教。
如果南禅寺的梁架也是采用有叉手无侏儒柱的结构，为什么在各种书籍中不被提及呢？梁思成先生生前肯定是知道发现南禅寺大殿一事的。但翻遍《梁思成全集》，找不到关于南禅寺大殿的片言只语。按说，1953年，山西省文物部门发现南禅寺大殿，至1971年梁先生逝世，中间有18年的交集。以梁先生对古建筑的热爱，他不可能对第一国宝置之不问。这其中必有隐情。
从梁先生的著作中找不到答案，余想到另一位建筑宗师刘敦桢先生。1965年，他主编审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史》，1968年含冤去世。1980年，这书经今人略作修改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这里面应该有南禅寺的内容。果然，余看到刘先生的书中南禅寺大殿的剖面复原图上，脊槫之下有叉手有侏儒柱。这和实际就不相一致。刘先生对南禅寺的介绍也极尽简略，用词皆是“复原”、“基本上”这样的弹性词汇。
余又翻阅1992年出版的《刘敦桢文集》第四卷，《中国古代建筑史》（1964年4月），这是刘先生亲自审定未经他人删改的手稿。果然，其中对南禅寺大殿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明确平梁上立侏儒柱，支令栱、替木承脊槫。这就说明，南禅寺大殿的梁架，至少在1966年以前，脊槫之下本是有侏儒柱的。
余接着翻阅傅熹年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该书在剖面图上侏儒柱消失，文字说明中写到：平梁上以叉手、令栱支托脊槫。但同时指出：1974年前后，文物部门曾对此殿进行全面修复加固。除构架部分基本保持原状外，檐椽与屋顶均因历代修葺中改动较大面重新作了复原设计。
显然，现有的南禅寺大殿在1974年的修复中作了不少重大变动。余查阅了1980年第11期《文物》杂志，上有祁英涛、柴泽俊的文章《南禅寺大殿修复》，文中对大叉手变动的前因后果作了详细说明。
根据《南禅寺大殿修复》一文，侏儒柱和驼峰并非唐代原物，本也不想变动，却在施工过程中自动脱落，遂在安装中取消，恢复了唐代建筑的原样。
南禅寺大叉手的改动，一下使两位已故建筑宗师的著作中已有的结论变得不再肯定，使得建筑学院的教科书存在争议。余以为，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举动。也许，南禅寺大殿从1953年被发现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争议。这从梁思成先生的不发一言和刘敦桢先生的语焉不详中，可以看出端倪。吾国高等学校建筑学院的启蒙教科书，竟然对第一国宝也并不青睐，甚至连一张插图都没有，令人想入非非。
东路阎王殿，面阔三间，带檐。清代。
前檐柱头纵向斗口跳，横向劄牵伸出耍头，直接落于栌斗上。
劄牵下绰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