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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竟然也注册公司经商赚钱？这多少让人不太敢信。但在那个年代，新四军做生意更多是出于无奈，虽然后来生意都做到了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组建初期，新四军还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领到一些军饷，勉强维持日常用度。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给新四军扣上了“叛军”的帽子，取消番号，停发军饷。没有军饷将如何生存下去？ 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供给部部长胡弼亮向副师长罗炳辉建议说，可以考虑在淮南地区的几个县实行赋税制度。因为这里已经有我们的民主政权，取消了以前的苛捐杂税，农民生产有劲头，粮食产量也有提高。适当收些税是可行的，能缓解部队的经济困难。 经师党委会研究决定后，罗炳辉采纳了胡弼亮的建议，初步解决了二师的供给问题。 但是，淮南自然条件差，粮食产量低，有些地方还是敌伪占领区，只靠这个小地方解决补给显然不太可能。按当时的物价，一百个农民只能勉强养一个战士，养两个都做不到，而战争的消耗又非常巨大。当时一发炮弹的费用能抵八亩小麦的收成；有时一场战斗就要打掉三四百发炮弹，相当于消耗了两三千亩地的小麦，数字惊人。 胡弼亮想过很多办法为部队筹款，但都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谓“病急乱投医”，胡弼亮到处翻书、找人请教，想尽快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 有一天，他突然在一本书上看到“屯田”二字，胡弼亮眼前一亮，想起了曹操和左宗棠也靠屯田获得军粮和给养。我们也可以啊，胡弼亮想到。他向罗炳辉建议让部队开荒种地。不久，部队的粮食和蔬菜问题就得到解决。 随后，在胡弼亮的建议下，二师又参照古代屯田制中“商屯”的做法，创立了染布厂、被服厂和毛巾厂。这些工厂不仅解决了二师的给养问题，自给自足之余，还能接济一下兄弟部队。 罗炳辉每天和战士打交道，深知前线将士在打仗时对香烟的依赖性。在他的提议下，胡弼亮决定上马香烟工厂，既让战士们有烟抽，师部还能把多余的香烟卖掉，增加收入。 当罗炳辉到新四军军部申请建厂经费时，副军长张云逸表示非常支持，当即批了42元淮南币。军长陈毅也表示，这是大好事，经费不够的话可以向他要，他捐献两个月的薪水。看到军部领导大力支持，罗炳辉趁机请陈毅军长给香烟起个名字。 陈毅说，我们新四军自己生产的烟，名字要有革命意义，就叫“飞马”吧，象征着革命发展会像万马奔腾，有冲劲，有气势。 经费不多，胡弼亮不好意思真去要陈毅军长的工资，他开动脑筋，要用最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一天，在与一个香烟小贩闲谈时，胡弼亮得知铜城有家卷烟厂叫“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是几个商人合开的。因为受不了镇政府的敲诈勒索和苛捐杂税，公司已濒临倒闭，无法经营下去。新四军二师解放铜城后，群众烟草公司前来寻求保护，并表示如果新四军能投资入股则更好。 这消息让胡弼亮很兴奋，投资入股则不用建厂房，不用培训工人，省钱又省心。胡弼亮的建议得到了师部认可，罗炳辉让他马上与铜城烟厂商谈合作事宜。 胡弼亮一行与烟厂经协商后决定，由部队出钱出人，负责工厂的经营管理；工厂利润的20%归原来几个老板所有，管理方面按他们的意愿，可参与可不参与。 本来要放弃工厂的几个老板自然乐享其成，表示工厂全权交给新四军了。 胡弼亮又设法搞来两台卷烟机，聘请了两名技师。又经军部参谋赖传珠牵线，让军部报社在印刷报纸之余，帮助印制烟盒。 在这期间，一大批从二师合作社精简下来的干部职工转到了烟厂，解决了烟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满足生产需要，胡弼亮把烟厂转移到铜城镇小李庄的一个地主院子里。院里有20多间房，10间当作车间，其余的当作宿舍。会计室则放在炮楼内，楼上住人、放钱，楼下办公。 在胡弼亮的精心安排下，新四军的烟厂终于像模像样地建立起来。 开业前，胡弼亮把烟厂改名为“新群烟草公司”，并在1943年5月正式投产。 当时设备简陋，生产工艺也比较落后，卷烟机连动力设备都没有，只能做一个大木轮，套上皮带后用手摇；切丝机只有一台，炒烟丝用的是一口大饭锅；包装也全是人工，手糊烟盒，人工包装。 条件虽然简陋，但人多力量大，每天的产量可达600多条。除大部分供应部队外，多余的就拿到市场上出售，不仅缓解了市面上香烟紧缺的状况，还给师部创造了收入，一举两得。 陈毅军长专门对产品质量作出指示，他说，质量就是商品的生命，要让“飞马”飞到每个烟民手里，就得有高质量。这样“飞马”才能飞到天长、六合、淮阴，飞到南京、上海去。 为贯彻陈毅军长的指示，胡弼亮与厂领导研究决定，从五个方面提高香烟质量： 一是采购最好的烟叶。他们组建一支骡马运输队，设法穿过敌人封锁线，从盛产优质烟叶的定远、凤阳、泗县采购烟叶； 二是精心炒制烟丝。炒制前把烟梗全部抽掉再切丝，炒丝时做到不焦不碎，香料搅拌均匀； 三是按科学比例加配香料。在敌占区商人的帮助下，他们想办法搞到了上海大烟厂的配方，又认真分析测试，研制出适合自己的配方； 四是做到包装精致。做到不松不紧，每支烟都无空头； 五是成立质量检验小组，对每道工序、每一条成品烟进行抽检，发现有问题的打回去重做，并要求责任人找出原因，写检讨反省。 在胡弼亮和烟厂领导层的严格要求下，“飞马”香烟名声越来越响，销量越来越好，每天前来订货的烟商纷至沓来，烟厂门前还经常有烟商排队等待发货，有人甚至夜晚还在等。 1944年上半年，烟厂又添置了卷烟机和切丝机各一部，加盖了20间厂房，新招100多名工人。工厂实行白班、夜班两班倒，每天生产香烟1200多条，比刚建厂时翻了一倍。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飞马”香烟虽然只是偏远农村小厂的产品，却连上海、南京、杭州的大烟贩都得闻其名，他们想尽各种方法到烟厂采购，使“飞马”的销量提升了一大载。大各路烟贩的带动下，烟厂利润呈倍增趋势，平均每月上交到军部的利润高达30万元。 1944年秋天，华北遭逢百年不遇的大旱，二师从烟厂上交的利润中，拿出1600万元支援灾区，一时传为佳话。 因为产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飞马”香烟名气又大，很多人想抽“飞马”烟却搞不到，到了一烟难求的地步。二师侦察员居长玉趁机用香烟作文章，达到侦察敌情的目的。 在侦察中，居长玉得知嘉山伪军队长陆建华是个烟鬼，就请人约他见面，说正在排戏，需要一套军装当道具，如果陆建华能够帮助的话，可以送他五包“飞马”香烟作为报酬。 听说有烟抽，陆建华大喜。对他来说，搞一套军装很容易，搞五包“飞马”就没那么简单了。他告诉居长玉，饭可以不吃，烟不能不抽，只要有烟，想要几套军装都行。第二天，陆建华送来了两套军装，居长玉如约送他五包“飞马”。 三天后，陆建华竟四处打听居长玉的住处。原来他的烟抽完了，问居长玉还愿不愿意用香烟换军装。看到陆建华贪心这么大，居长玉提出想用烟换一支手枪玩玩，陆建华立马说没问题。当晚，陆建华到仓库偷了两支新手枪，第二天换来了居长玉的两条烟。 成长玉不仅给陆建华烟抽，还经常请他吃饭。一次吃饭时，陆建华透露说，日伪军30多人明天要去盱眙龙山附近抢粮。居长玉听后假装很着急地说，如果这消息是真的，他要回龙山把父母接过来避一避。陆建华很认真地告诉他，消息绝对可靠，是据点里的翻译官说的。 当晚，居长玉向师部汇报了这个情况。罗炳辉立即布置了两营，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第二天上午，果然有一队日伪军开了过来。看到敌人全部进了包围圈，两个营的新四军一起开火，二十多分钟即全歼了敌人。 抗战结束后，烟草公司随军部机关转移到山东，在徐州和济南继续生产。部分烟厂职工随第三野战军进驻上海后，把“飞马”的制作工艺也带了过去。在军部的批准下，不久，上海卷烟厂也生产出了“飞马”牌香烟。 1992年，“飞马”牌香烟在上海卷烟厂停产，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从新群烟草公司筹措42元经费开始，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40多年时间里，“飞马”牌香烟叫响全中国，从最初的高档烟品牌，到改革开放后的百姓香烟，这个充满了荣誉的香烟品牌，它的历史却少有人知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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