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父母相处中 如何消除罪恶感

關於罪惡感的種種，真是練《莊子》的時候，極之難搞的一個主題。因為，我不能說「罪惡感百分之一百都是我執」：好比說，一個人，有時候，他覺得自己傷害到了他人，那個後侮時的自責和羞愧，的的確確是良心發現。而在家常之中，當一個人欺騙人、隱瞞真相的時候，自己會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有時候，我們也覺得那是一種「罪惡感」，但這種罪惡感，卻是來自「天然的同理心」；因為，人在欺瞞的時候，身體裡面是糾結的、恐懼的、不愉悅的，所以這種種身體感上的不舒服，傳達到意識心的時候，也有機會被解釋成「罪惡感」。而這一種罪惡感，卻是健康的，不然就不是人了。

但是，在《莊子》第四篇〈人間世〉篇的重要「中階」訓練「支離其德」，它具體的練法，卻真的就是「硬得做到不要受罪惡感支配」這一件事。

而這一個練法，如果練得好的話，效能往往是大到叫人喜出望外的。所以，在我而言，又不得不給它推薦一下。

它的效能，從正面講，最容易顯出力道的，就是在「家人之間」。不曉得祖國有沒有這種現象？在我們臺灣，人與人之間，爭相扮演施恩者和受害者來彼此踩住對方的罪惡感勒索，是很普通的事。比如說，「爸爸媽媽對你那麼好、那麼愛，你怎麼可以不聽我們的話、讓我們傷心呢？」這種話，我們是常常會說的。

而這麼一種和家人之間的情感糾結，在我的《莊子》課堂，同學若肯練「支離其德」，效果通常是最快的。

訓練的方法，就是「先找出：什麼事情會讓自己對家人有罪惡感，那件事情，如果果真是我們比較喜歡的，那就不妨多做」。好比說，如果我不是那麼想常常去看父母，但不去看他們，又會起罪惡感；那麼，就不要那麼常去看他們。如果不給父母錢我會有罪惡感，但父母又比我有錢，不給也傷不到他們的生活，那就不要給。如果他們來討，就回一句：「等我比你們有錢了，再給。」總之，一般人覺得是「不孝」的事情，就不妨多做。

而這麼做了之後，一開始的兩三個月，你會經驗到：父母的不滿情緒愈來愈多，很會追著你講一些譴責的話來給你製造罪惡感。但拖過這一段適應期，之後，他們漸漸就會發現一個蠻難堪的真相：「這孩子，他的生活中比較沒有我們之後，怎麼好像……過得比較快樂了？」於是他們那種自認為的「我生你養你，恩重如山!」的那種狂傲的自戀，就會稍稍被挫敗到，了解到他們對孩子而言的存在意義，時到今日，其實已頗為眨值，不值幾文錢，從利潤變成負債了。於是他們就比較不敢再那樣自信滿滿地囂張跋扈了。

然後，他們的垂死掙扎，就會轉成不斷地自怨自艾，不停地跟人說他們有多命苦、孩子如何地「不孝」。但，這個階段，修練「支離其德」的重點，就要「放下面子」，不管他們把你講到多難聽，都不要去救自己的面子，隨他們去毀謗。於是，他們就又會漸漸發現一件事：他們的痛苦，居然什麼也勒索不到！（空船神功：勒索得到東西的情緒會茁壯，勒索不到東西的情緒會萎縮）——而不得不承認一個結論「原來，我生氣的結果，就是氣死我自己；我痛苦的結果，就是痛死我自己。」——這是人類「轉化」的時候非常必須的要素：把他和他的我執關在同一個密封的鍋子裡，讓他被自己的我執煎煮。這樣人才會醒悟。

很多不會《莊子》心法的人，對待父母的招術，真的是蠻無力的，大約就是對父母勸之又勸、唸之又唸，然後挫敗於「跟本無法改變他」；而儒家只出了一個「幾諫」的餿主意：叫人被父母氣死也不可以動凶殺心。但，說一句實在話，大部分的情況，父母是「教不得」的，因為他們的那個英文說的「teachablemoment」，「可以教的時機」，一般而言，是千載難遇的。但是，當一個人被自己的我執搞到人體自燃，燒到受不了的時候，這個狀況，本身就是一個「teachablemoment」，他好像一個喝到濃硫酸的人，無論如何也不想再多喝一滴了。於是，什麼訓話都不必講，他自己就會改了。

經過這樣的「修理」的父母，通常，他之後的人生，你會很明顯地發現：他的笑容變多了；對他一點點好，他就很滿足、很欣慰。他會擔心、想不開的事情變少了。他開始學會自己找樂子，不再動不動就伸手叫別人來愛他了。他成為自己生活的國王，不再是子女人生中的乞丐、吸血鬼。

而這，也是《莊子》所認為的，為人子女者所能給的最大的孝道=讓父母放下我執。

其實，很多子女都會嫌「我的父母很想不開、很頑固」，但我這幾年一路看過來，都覺得：是你自己先不能放過你的父母，所以你的父母也被你綁住，什麼也放不下了。

當然，這些話在祖國，說不定都是多講了。因為這種極端的狀況，即使在臺灣，也不是家家戶戶都這樣的。但是，如果親人之間真的糾纒到這種程度，你不出《莊子》第四篇的這個絕招，還真是頂不住這種狀況吧。

當然啦，《莊子》認為的這種「大孝」，看在一般人的眼中，大概會被稱作「不孝」吧？

不過，對於這種事情，莊子本人倒是有這麼一個說法，叫作「北不見冥山」一這個故事說原文的話不好說，因為戰國時代的地理位置，今曰來看是一團迷霧——我換一個今天的講法，就是：有人質疑莊子教人「不必敬愛父母」，是不孝。莊子就回他：我認同的「孝」，是「让父母不再執著」，如果難度比喻成車程，那是從北京中央開到六環那麼遠，你說的什麼「敬父母」在一環，「愛父母」在二環，而我一口氣衝到六環了，你不要來跟我吼：「我怎麼看不見王府井的點心店？我要買的麻花呢？到底開到王府井了沒？」我不是沒能力開到，我是早開過頭了。

雖然這個「莊子的孝道」，看起來很詭異，但效果，通常是很不錯的「雙臝」結局。

而這件事情，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就是，耶穌基督一生教人的重點，是:希望人類能回復「天然的同理心」。可是，在道家的邏輯，卻會有這樣的意見：你直接教人回復天然的同理心，人類是做不到的，因為人都被後天制約的「人工罪惡感」箍住了，心已動彈不得。但是，如果我們能想到個方法，直接打破那個「人工的罪惡感」，天然的同理心反而就可以大幅回復了。而道家發明的那個「打破人工罪惡感」的方法，就是《莊子》第四篇的「支離其德」。

這件事情，耶穌基督很可能是也有想到，只是他那個時代的聽眾，沒有那個智能的基礎去聽懂他說的話，於是就變成現今《聖經》裡的爭議性條文：「不要以為我是帶和平到世上來的；我並沒有帶來和平，而是帶來刀劍。我來，是要使兒子反對他的父親，女兒反對她的母親，媳婦反對她的婆婆。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

但是，這種《聖經》中的爭議性條文，如果以道家的基盤去理解，會覺得這話是說得通的，邏輯上並沒有問題。因為，恢復天然同理心的方法，最有效的，的確就是直接去挑戰「人工的罪惡感」，但你在一群「早已浸透在人工罪惡感之中」的人際網絡裡面修練這個，少不得是會大受所以說，雖然，我們的目標，是得到「全真全見」之心，但，必須先跨越掉的第一個考驗，卻是「支離其德」，也就是消化掉那顆叫作「是非心」的果子。這個功法，耶穌一講就被釘死；佛陀不曉得講了沒，反正是被湮沒在太過大量的經卷之中了，也不知道那些經是後代的誰寫的。

而講得清楚的，目前的文獻中，好像就只剩一個莊子了；老子是「不講清楚」，一副就隨你自生自滅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