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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审的不仅是案子，还是别人的人生。每当判决或调解时，何吉英总会花功夫把判决主文或协议内容写清晰，哪怕是一起很普通的探视权案，她也会仔细琢磨探视方式是否合适？每隔多久探望一次？探望时间如何安排？几点到几点、是否过夜？是否需要事先沟通协助？是否需要由谁来协助监督探视？ “把问题想在前面，总比后面产生后遗症好，夫妻散归散，对孩子的影响要降到最低。”何吉英总会和她的法官助理唠叨一句。
2002年，大学毕业的何吉英走进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开始了自己的法官之梦，民庭、立案庭、新城派出法庭、柘林派出法庭……一路上她兜兜转转多个部门，看尽了“一地鸡毛”的人间故事。一晃18年过去，如今的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同时也是立案庭的副庭长。 女儿“要妈妈”
窗外，初秋已至。 穿着法官制服的何吉英坐在调解室里，眼前是14岁的琳琳。 琳琳有些紧张，但语气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我不愿意，我对爸爸没有感情，我要跟着妈妈住。妈妈之前和我说过很多次让我跟爸爸，但我不要，我不要跟着爸爸。” 何吉英凝视着琳琳：“你妈妈现在已经抑郁了，你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学，对你妈妈来说，她压力很大，她是到了万不得已才走到法院打官司要求变更抚养权的……” 正说着，琳琳的眼泪出来了，何吉英一下子哽咽了，眼前的琳琳和自己家的大女儿年龄相仿，一颗幼小的心灵眼睁睁地看着父母打官司“不要她”，这对她来说何其残忍！ 何吉英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一下情绪，真不想再问下去，但又不得不问，因为，琳琳父母的分歧实在太大了。 这是一起变更抚养权案，琳琳的母亲叫邱敏，邱敏结过两次婚，与第一任丈夫生育了女儿琳琳，与第二任丈夫生育了儿子明明。第一次离婚后，琳琳随邱敏共同生活，第二次离婚后，两个孩子都随邱敏生活，现在，邱敏向法院起诉，要求把女儿的抚养权变更给她的第一任丈夫吴平。 翻阅卷宗时，何吉英有些诧异，照理说，母亲和女儿已经生活了那么久，如今孩子都快初中毕业了，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母亲提出要求变更抚养权？她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诉状的内容太简单，看不出缘由，于是，何吉英约了原、被告来法院分别谈话。 邱敏长得很瘦弱，脸色憔悴，满身写着疲惫。 “法官，我已经无路可走了，让女儿跟她父亲共同生活吧。女儿已经初三，每天上学路途遥远，往返换车三个多小时，太费精力了！她现在的时间很宝贵，她父亲就住在学校附近，孩子跟他住，我宁可让孩子多睡一会儿。” 何吉英仔细听着，她知道，邱敏一定还有更深的原因。 “第一次离婚后，我带着女儿再嫁，没想到女儿与我的第二任婆婆相处不好。我既想维系好第二段来之不易的婚姻，又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女儿受委屈，用了各种办法，但都无济于事，我只好再离婚。” 邱敏拿出一沓病历交给何吉英，原来，在第二次离婚后，带着两个孩子的她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精神和情绪渐渐失控，已连续服用抗抑郁药物近两年。 “有时辅导儿子作业，我会不由自主地乱发脾气，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我不适合再继续带女儿了。”邱敏低垂着头。 何吉英转而再去与被告吴平谈话。 吴平在事业单位工作，何吉英原以为这位父亲的条件应该不错，没想到一见面，吴平的回答便让她大吃一惊。 “法官，我收入不高的，我不是正式员工。”吴平把工资单递给何吉英。何吉英低头一看，合同工，没有编制，工资确实很低。 “你女儿现在到了中考的关键时刻，住在你这儿可以不用来回奔波，也能休息好，你觉得呢？”何吉英问。 吴平一口回绝：“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准备结婚了。我这个年龄好不容易谈个女朋友，你让孩子过来住，房子也不大，孩子和我感情生疏，又是一个女孩子，你觉得孩子住过来方便吗？对她的发展好吗？” “毕竟孩子初三了，让她节省三四个小时，哪怕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的。你腾一个地方，即便房子再小，铺一张床，弄一个桌子，不会干扰你的。”何吉英继续劝。 “不行，我马上就要结婚，马上就要登记的！”吴平立场鲜明，丝毫不肯让步。 何吉英感到了调解的空前难度。“既然你们意见不一，那我们听听孩子的想法吧。”她一声叹息，对原、被告说。 就这样，放学后的琳琳来到了何吉英面前。 “妈妈不想你受委屈，但她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好，需要有人来撑一把，所以你看，有时候她会让你弟弟的父亲来帮忙辅导作业。”何吉英爱怜地看着琳琳。 “嗯。”琳琳擦了擦眼泪，“法官，我这么大了，马上也成年了，道理我都懂的，我也愿意缓解妈妈的压力，如果……要住在爸爸那里，那双休日我能回妈妈那里吗？” 何吉英的心里一阵酸楚，看着懂事的琳琳，她的耳边响起了吴平那决绝的声音——“不行，我马上就要结婚，马上就要登记的！” “你现在的重点是好好学习，中考时考一个好成绩。”何吉英努力挤出一丝微笑，“爸爸可能不像妈妈那样会表达感情，但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在的，爸爸内心深处肯定是关心你的。他不同意你过去，是因为他考虑环境一下子改变会影响到你，他也是从你的角度在看问题，你爸爸只是把情感放在心里没说出来。你想想，小时候，他疼爱你的记忆总有吧？” 琳琳想了想，点点头。 何吉英的内心五味杂陈，说这些话，她只是希望能够尽量减少诉讼带给孩子的伤痛。 案子的法律关系不复杂，复杂的是怎么来权衡当事人的实际要求，怎么来权衡孩子内心真正的需求？无论把孩子判给女方还是男方，何吉英都能写出合法合理的判决书，但她真正想解决的，是实实在在帮一帮这个孩子。 第二次通知原、被告来法院，这次是正式开庭。庭前，何吉英再次做起了调解工作，希望有一方会出现回转。 “我是深思熟虑才走到这一步的，我不愿意孩子再跟着我。”邱敏说。 “我马上要开始一段新的婚姻，孩子已经初三，和我也没有什么感情，换了环境对孩子也不好。”吴平仍然不让步。 也许这个案子真得调解不了了，何吉英叹了一口气，只能开庭。 庭审结束后，何吉英给原、被告又说了一句：“法院不再开庭了，在宣判之前，我会和你们再联系，如果有新的想法，你们及时向我反馈。” 宣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何吉英纠结着。 是判给母亲？还是判给父亲？综合所有的因素，她倾向于把孩子判给父亲，但孩子的内心并不愿意跟随父亲，而母亲的现状又不容乐观，一直服药，如果判给母亲，母亲压力更大！ 纠结，缠绕在心头层层叠叠的纠结，当何吉英看到家里两个女儿嘻嘻哈哈玩闹时，她忍不住对女儿们说：“你们真的很幸福啊，妈妈看到过一个小姐姐哭，你们要珍惜啊！” 审限快到了，何吉英终于把判决书写好，宣判前，她还想努力一把，于是拨通了邱敏和吴平的电话。 “法官，让我再考虑一段时间，再考虑考虑。”电话那头传来邱敏的声音，何吉英的心头一热，她看到了一线生机。 之后，何吉英不断通过电话来给双方调解，邱敏和吴平终于达成协议，女儿跟随母亲共同生活，父亲每月抚育费增加200元，学杂费和医药费双方各半承担。 “孩子需要父爱，这是母亲给不了的。”调解协议签订那一天，何吉英喊住了吴平，“经历了一场父母都不要她的诉讼，对孩子内心深处的打击很大。你抽空和孩子聊一聊，双休日去看看孩子，对她来说，通过诉讼多一个人来关心她，也算是一份迟到的父爱，你去暖暖女儿的心。” “嗯……啊，噢……”吴平嘴里哼哼着。 何吉英感到了吴平的“敷衍”，她只能在心底希望这位父亲能够有所触动，“即便去看一次也好，总比一次都没有好，总要有人对他说这些话。”何吉英在心里对自己说。
老人“要回家”
9月，秋意渐浓。 一位87岁高龄的老太太一纸诉状将自己的儿子告上了法庭。何吉英永远也忘不了，当她和同事们第一次登门看望老太太时，87岁的老太太和保姆挤在阴暗的老公房里，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拉着法官的手，泪流满面：“我要回家！” 老太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老伴儿去世多年。退休前，老太太在医院工作，单位福利分房给了她一套南桥镇房屋。此后，老太太与儿子、儿媳同住此屋，但矛盾不断升级，最后在小女儿的劝说下，老太太搬离房屋，前往小女儿为其安排的住处，由小女儿照顾她的生活，住在苏州的大女儿每月时不时地来上海看望母亲。 渐渐地，老太太年事增高，小女儿全家因工作原因搬了家，无法再照顾母亲的起居，于是，两个女儿又给母亲找了保姆来照料她。 “我每个月退休工资3000元，去掉保姆费用2000元，每月就剩1000元，实在开销不起，法官，我要住回我自己的房子里去，叶落归根，我要回家！”老太太泣不成声。 何吉英的心情特别沉重，第二天，她约谈了老太太的儿子。 “我妈年轻时个性很强，喜欢烧香拜佛。当年，我和老婆忙着工作，她也不帮我们照顾孩子，只知道自己一个人过日子。”提起往事，儿子耿耿于怀。 随着谈话的深入，何吉英意识到，老太太一家的积怨已久，除了母子矛盾、婆媳矛盾，还有兄妹矛盾、妯娌矛盾，各种矛盾缠绕在一起，积重难返。 “其实，她搬出去后，我经常去看她，她身体不舒服了，我还为她去配过药。”儿子越说越激动，“现在这套房子是售后公房，当年买的时候是用我的工龄折算，我出了2万元把它买下来，房子登记在我一个人名下，我坚决不同意她搬回来，这个房子没有她的份额！” 听着令人揪心的话，何吉英无语，也许老太太永远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会这样绝情。 何吉英和同事们又联系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进行沟通，并多次走访居委会、邻居，听取多方意见。 很快，法院通知老人及其子女一起前来法院进行调解，举步维艰的调解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下班后，天色渐渐暗了。 “小何，差不多了，你先带孩子去看病吧。”晚上7点，参与调解的立案庭副庭长唐军芳提醒何吉英，何吉英点点头，门外正在发烧的小女儿等着妈妈带她去看病。 又忙碌了一会儿，何吉英急匆匆带着女儿去看病了。 一次又一次的磨嘴皮，一次又一次的无功而返。何吉英心里很明白，如果按照常规思路，老人起诉自己的亲生儿子，要求确认一套房屋的所有份额，要求搬回去住，作为法官的她，只要评估一下房屋的价值，按照房屋登记的信息确认份额，写一份判决书依法分割就完了。但如果这样处理，诉讼周期长、诉讼成本大，即使判决了，将来的执行也会对老人的正常生活产生影响，而且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将急转直下，老人还怎么安度晚年？ 何吉英苦思冥想，寻找突破口，她准备“火力强攻”老人的儿子。 “根据‘九四方案’规定，当时购买的房屋即使产权证登记为一个人的，在诉讼时效内，购房时的购房人、工龄人、职级人、原公房的同住人及具有购房资格的出资人主张产权的，可以确认房屋产权共有。”何吉英苦口婆心地为老人的儿子解释法律规定，“而且你作为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义务，你母亲在外居住那么多年，现在想要搬回来住，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安置好老人的生活起居。” 何吉英也劝解心急的老太太：“你以前个性太强，对儿子、孙女的关心不够，现在突然要回去住，他们心里有想法也是正常的，要给他们一段时间。” 几轮沟通，再加上居委会干部和老邻居的共同协调，终于，老人和子女达成了协议：老人搬回房屋内居住，两个女儿每月各支付老人赡养费500元，儿子负责平时老人的生活起居，老人的医疗费由三个子女共同承担，老人的工资卡自己保管，每月给儿子500元让其代为支付水、电、煤等日常生活开销。
何吉英和同事们一起到赡养案件当事人家中调解 国庆节前，何吉英和同事一起护送老人回家，闻讯而来的人们把小区围得水泄不通。当老人慢慢走向老屋时，等候在门口的儿子一把抱住了母亲，连声喊着：“妈妈，妈妈！”老人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紧紧抱着儿子老泪纵横，所有的恩怨在那一刻消散了。 三天后，不放心的何吉英买了水果再次来到南桥镇老人家，看看老人的情况。 “谢谢法官！”老太太开心地说着，何吉英放心了。 半年后，何吉英收到一封信，是老太太的儿子写来的。老太太去世了，在自己家中安静地走了，儿子也觉得自己尽孝了，家里所有的恩怨都放下了。 何吉英有些遗憾，老太太只过了半年的幸福晚年。 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何吉英总想去帮助那些无助的老人。 2018年，在柘林派出法庭的她接到一个任务，庭长让她统计一下审理过的赡养案，何吉英一算，居然一个案子都没有！想到之前在新城派出法庭审理的那些赡养案，她有些欣慰，没有赡养纠纷好，说明子女们都珍惜老人了！ 半辈子的撕扯
平生多少事，来去了无痕。法官做得久了，何吉英慢慢悟出岁月的味道，老的、小的、年轻的，笑的、哭的、茫然的，官司里，总有人会陷入漩涡里，她能帮的都会帮，但是帮不上的，她也只能放弃。 那是一起房产确权案，当事人是一对已经离婚的夫妻，离婚、抚养权、探视权、房屋确权，两人像扭在一起的藤，彼此之间纠缠、撕扯，在官司中彼此“折磨”。 何吉英拿到的案子是房屋确权纠纷，案子刚刚发回重审，案子还没有开庭，男方已经在打电话投诉，等到正式开庭，双方在法庭上剑拔弩张。 “法院的处理是对的，这个案子已经过了时效，不能再提起诉讼了。”女方小静怒目圆睁。 “中院为什么要发回重审啊，就是因为原来审错了呀！”男方胡强也毫不示弱。 何吉英艰难地开着庭，努力控制着庭审节奏，小静和胡强始终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肯让步。 案子的焦点是小静在婚前购买的一套房屋，产权人登记为小静和小静的父亲。小静和胡强结婚后，这套房屋继续用公积金和商业贷款来还贷。 法庭上，小静坚称房子是她婚前购买出资、婚后父母出钱还贷，与男方没有任何关系。胡强则认为，这套房子婚后由夫妻双方共同还贷，坚决要求法院分割这一房产，他提出自己的份额占三分之一左右，折算下来是70万元。 何吉英让小静和胡强各自提供房屋的评估价格给法院，并善意地提醒他们：“如果对房屋总价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就要去委托评估，评估是有费用的。” 无奈，双方差距实在很大，一个要求按照离婚时的市场价格算，一个坚持认为应该按起诉时的市场价格算。 价格谈崩，何吉英只好进入委托评估机构来给房屋估价的阶段。没过多久，何吉英接到了评估机构工作人员的电话：“何法官，女方不让我们进屋勘察，进不了房屋，我们没法儿做评估啊！” 何吉英只得再去做小静的思想工作，原来在小静看来，法院要评估就是要分房子。 “你们当时的预售合同提供一下给法庭。”当何吉英询问时，小静警觉地回答：“房产证都办了那么多年了，预售合同早没了。” 何吉英只得前往房产交易中心、公积金中心查询当年的具体情况，预售合同价格是多少、首付款的支付者是谁、此后贷款如何支付、公积金是每月付还是每年付，所有的细节她都一一调查核实，最后完整地列出了房屋还贷的明细表。很明显，小静结婚后，她的父母通过转账或取现的方式，定期地替小静归还房屋贷款，胡强并没有参与还贷。 彼此都在煎熬，何吉英心疼地看着法庭里的小静和胡强。虽然法庭上都气势夺人，但一路走来，内心早已憔悴不堪。一场不顺利的婚姻，让他们从此陷入了愤怒的漩涡，再也走不出来了。 “这两个人根本没办法好好说话。”曾经接触过小静和胡强的人叹息。 “男方想去探视孩子，带着礼物去，全被扔出来。男方想到学校看孩子，女方又向学校投诉，硬生生地隔开父女。”负责探视权执行的法官也摇头。 即便如此，何吉英还是想去尝试一下沟通，疏导一下两人的心结，聊聊他们共同的孩子。 “他一来看孩子，孩子就发病！”女方满脸的埋怨。 “我母亲去世前一直想看孙女的最后一面。我去接孩子来，她不肯，我母亲临死都没有看到孩子最后一眼！”胡强余怒未消。 何吉英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原、被告之间的积怨这么深，单凭法官一己之力是不可能让他们冷静理智下来的。 一审结果出来，胡强诉求的70万元，何吉英只支持了他2万元。何吉英在判决书里附上了一份详细的房屋还贷明细表，她希望胡强能够看明白法院之所以这样判决的理由。 “来的人都是可怜人，尤其是赡养、抚养、离婚案子，家庭和睦谁愿意来法院呢？”何吉英常常和身边的同事说。 从民庭到立案庭，再到派出法庭，然后又回到立案庭，何吉英算了算，自己审过的案子近2400件，这些案件中，判决的大约350余件，其中上诉21件。 “小何，你行的，这么难的案子都能调解掉！”有时候，领导会表扬何吉英。 何吉英笑笑，其实，她真希望没这么多的案子来法院，真希望更多的家庭能够共享天伦之乐。
今年11月的一天，何吉英回到家，小女儿一个箭步拉住她的手告状：“妈妈，姐姐今天又欺负我了！” “你有证据吗？”大女儿立马嚷嚷，毫不买账。 何吉英的头一下子大了，才下班，回家又要“断案”。 “哎呦，你们俩和谐一点，和谐一点！”何吉英哭笑不得地拍着女儿们的肩，历经世事万千，唯有岁月独好。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法官的善良 记者丨严剑漪 采访何吉英的时候，时常会发现她的“柔软”，说到动情处，她的眼眶一下子悄然湿润，可以想象，她在办理这些案件时有多用心。 “有时候在法庭上开庭，特别是审理一些家庭矛盾类的案子，听着当事人的陈述，突然会有一些感情冒出来，我马上理智地克制一下自己，让眼泪在眼眶里转一转，然后吸一口气，平静下来，接着再继续开庭。”何吉英略带羞涩地告诉记者，“我的感性让我能够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产生，但我是法官，我最终还是要跳出感性，站在中立的角度，理性地去解决矛盾和纠纷。” 何吉英给记者看了一张她珍藏的照片，那是一张宅基法庭的现场开庭照。一幢简陋的两层农舍前，穿着夏装制服的她与书记员一起坐在审判席前，审判席由两张木制方桌搭成，身后是红色的法徽。她的周围是坐着和站着的乡里乡亲，认真地看着庭上的一切。
何吉英到村民家现场开庭审理赡养纠纷 “那是我唯一一个判决的赡养案子，老人的子女们后来按照判决书轮流赡养老人，尽了孝道。”何吉英笑了笑，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要想到自己办好了一个案子，解决了一个矛盾，她就心安了。 善良是一种天性，善意是一种选择。像何吉英这样的法官还有很多，尤其是那些在审判一线默默无闻的法官，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份努力，犹如裂缝里的阳光，温暖人心。这是法官的善良，也是这个时代的生命力。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严剑漪 摄影：刘斌 责任编辑| 邱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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