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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猷雪夜访戴里,那个被遗忘的配角。

 菊斋 2020-12-08
元  黄公望 剡溪访戴图局部

戴安道,名戴逵,“安道”是他的字。《宋书·隐逸·戴逵传》称他“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瑟,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

谈及魏晋“名士”,人们往往第一印象就是“竹林七贤”,再往后则是琅邪、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但从更广阔的的视角来看,“王子猷雪夜探望戴安道”故事中的配角戴安道,才是魏晋风度的集大成者。

说起戴逵,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但《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夜探望戴安道”的故事大家想必都耳熟能详。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王子猷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只见雪地白茫茫一片,皎洁明亮。他一边喝酒一边赏雪,不禁吟诵起左思的《招隐诗》。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好友戴安道,于是便连夜乘小船前往戴家。小船缓缓行驶了一夜,可他到了戴家连门都没进就走了,同行的人不能理解,既然都到了家门口,为何不进去呢?王子猷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他的行动和语言出乎人意料之外,既是他个性原本任性不羁,而这种随兴而行的魏晋风度,却也是“名士风流”的象征。

那么,戴安道呢?

“恨吾老,不见其盛时”

戴逵幼年时便展露出不一样才情和智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说,戴逵“幼有巧慧,聪悟博学,善鼓琴,工书画。……其画古人山水极妙。”戴逵十余岁时随父亲游建康(即今江苏南京),他们来到瓦棺寺时,正巧名画家王蒙在这里为人作画。王蒙素与戴家有旧,听闻戴逵是个神童,便要他现场作画一幅。戴逵推辞不过,挥毫泼墨,一挥而就画成《渔翁图》。王蒙观戴逵画风画意潇洒俊逸、气韵不凡,感叹道:“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中年以后戴逵的绘画技法日趋成熟,南朝谢赫《古画品录》将戴逵列入第三品,赞其“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善土贤圣,百工所范,荀、卫已后,实为领袖”。

以这超拔常人的画艺,他甚至改变了某些人对绘画的看法。

戴逵曾跟随范宣学习子史经文。范宣是当时知名学者,博学多识,尤善“三礼”,且一身傲骨,不慕荣华,朝廷先后征他为主簿、太子博士、散骑侍郎等,都坚辞不就。戴逵仰慕范宣为人,处处以范宣为师,“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因而范宣十分器重他。范宣初始时很看不惯戴逵画画的技能,认为这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于世无补。戴逵于是依照东汉张衡的《南都赋》,绘成一幅《南都赋图》送给范宣,范宣看后才开始重视绘画艺术。

可惜的是戴逵绘画作品今已无存,仅唐《贞观公私画史》著录戴逵十一幅,《历代名画记·历代能画人名》记录其作品计有十八件。顾恺之在他所著《魏晋胜流画赞》中,收录了戴逵的五幅作品,称赞他的作品世人“莫能及之”。

一生致力于雕虫小技

同样曾为戴逵绝技而没能传下来的,还有他的造像手艺。

实际上,戴逵在艺术史上最具创新性的贡献,就是佛像雕塑。

东晋时期,佛学盛行,朝廷上下信佛者日益增多,佛教艺术也由此发扬光大。戴逵喜交名士之人,与当时著名的玄化高僧支道林(遁)有往来,还与佛门高僧慧远有书信往来,慧远称他为“佛弟子”。正因为戴逵对佛经研究深入,因此在雕刻佛像时融入自己的理解,一改前人“形制古朴,未足瞻敬”的创作理念,以“动心”为审美,用“塑形”为手段,提升了佛像的亲和度和庄严度,使宝相深入人心,开启了后来曹仲达、张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画风。梁思成先生在《中国雕塑史》中称颂他开创了一种“南朝式”,即中国本土化的佛像雕塑艺术。

戴逵曾为南京瓦棺寺作五躯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锡兰岛)的玉像,共称“瓦官寺三绝”。可惜这三绝如今都已湮灭。

晋孝武帝中叶,会稽山阴灵宝寺慕名求戴逵为之刻一尊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佛像刻制完成后,观者无不称妙。可戴逵总觉得这尊像过于朴拙。于是他就潜坐帷幕之后,把参观者对于佛像的各种议论记录下来,反复琢磨、修改,三年之后终于刻制成一尊“最具中国特色”的佛像。

戴逵还创造了夹漆像的作法,把漆工艺的技术运用到雕塑方面,是今天仍流行的脱胎漆器的创始人。

中国古代,雕塑被称为“雕虫小技”,雕刻作品大多是工匠兼职完成。很少有人对雕像艺术进行深入研究,戴逵就是极少数中的一个,他之所以能致力于绘画和雕塑艺术,与他闲游隐逸的志向是分不开的。

一门隐遁的高士

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擅长鼓瑟,曾派人召他到太宰府来演奏一曲。那人刚到戴逵家时,戴逵对这个陌生人非常热情,但当他得知此人来意,立刻当着客人的面,把自己心爱的瑟砸了,说道: “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在武陵王司马晞征他不应,闹了一场砸瑟风波后,戴逵便决定终身不仕,举家来到会稽剡县,彻底过起超凡脱俗的隐居生活。

(传)南宋  朱锐 山阴访戴图局部

东晋隐逸之风盛行,有些是“天下无道则隐”,被迫选择明哲保身;有些只是借隐逸另辟蹊径寻求功名。戴逵是真正的隐者,他博涉才艺,儒玄并修,高门社会不断呼吁朝廷征辟戴逵,他却始终避世不仕,以隐逸显名。

戴逵不仕,并非看不惯现状而遁世,而是真正愿意与自然接触,在远离世俗的地方读读书、作作画,体味生命的真谛。他还专门写了篇《放达为非道论》,嘲弄所谓隐者“徒贵貌似”的玩世不恭,放荡不羁,认为“名士”追求的应该是内心的风雅放达。时人作《云中诗》将其一门与琅邪、太原王氏并称。当时高门士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谢安亦亲自“往看之”,尽管“谢本轻戴”,但谈论后“悠然知其量”。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概括戴氏门风曰:“一门隐遁,高声振于晋宋”。

相王沈醉,轻出教命。捕贼千秋,干豫朝政。

王恺守常,国宝驰竞。荆州大度,散诞难名。

盛德之流,法护王宁。仲堪仙民,特有言咏。

东山安道,执操高抗。何不徵之,以为朝匠。

——魏晋 佚名《云中诗》

何谓人生的主角呢?也许并不是取得多么显赫的世俗上的功名,而是实实在在地选择了怡然自洽的生活方式,自得其乐地追求自身的志趣,即便清苦也不改其志,过一种合乎自然的逍遥的人生。

纵观戴逵的一生,虽然只有《晋书》和《世说新语》中的只言片语,但足以勾勒出一味风流名士的形象,只可惜他的画作和诗文都已佚失,不能得见其当年风采,只能遥遥感慨一句“戴逵仙去徽之死,乘兴无人更棹船。”

世间 · 好物

作者:鱼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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