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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会否认，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生活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哲学研究者尤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变化的降临，并发现传统的哲学理念已经陷入困境之中。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早在1962年发表的《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文中，就已经断言：“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无论说人们现在如何努力尝试哲学思维，这种思维也只能达到一种模仿性的复兴及其变种而已。”其实，海氏在这里宣布的并不是哲学本身的终结，而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是不可能终结的。应该说，海氏宣布的是传统哲学理念的终结和真正的思的开始。在这里，真正的思也就是超越计算理性，抵达价值理性，须在思一切之前先思存在的真理。 实际上，海氏启示我们，面对着外部世界的惊人变故，哲学的理念必须改弦更辙。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真正的花朵。 哲学新理念的确立 首先，我们应该确立这样的新理念：哲学不是后出的，即不是黑格尔笔下的“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哲学应该是先行的，是为一切实证科学澄明思想前提和价值前提的。为了把握这个新理念，我们必须深入地反思传统哲学理论所拘执的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在意识形态中，哲学是离开生活世界最远的意识形式之一。诚然，我们也不否认，在哲学史上，有些哲学学派，如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主义、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当代学院派的分析哲学等，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脱离生活世界的倾向，但这种脱离不但不是哲学自身的内在要求，相反，正是哲学试图加以遏制的倾向。黑格尔在批判斯多葛主义时就说过：“斯多葛主义所宣扬的一些普遍名词：真与善，智慧与道德，一般讲来，无疑地是很高超的，但是由于它们事实上不能够达到任何广阔的内容，它们不久也就开始令人感到厌倦了。”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某些脱离生活世界的哲学思潮总是缺乏持久的生命力的。哲学从来不是生活世界之外的东西，更不是远离生活世界的东西，哲学就是搏动在生活世界胸腔里的心脏。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传统的哲学观念力图把哲学理解为一种远离生活世界的“纯粹的知识”，这与其说给了哲学过多的荣誉，不如说是给了哲学过多的耻辱。 第二个观点是哲学是对实证科学，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这个观点必然蕴含着这样的意思，即哲学作为“概括者”和“总结者”，总是以“事后管家婆”的方式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生联系的。这个观点同样包含着对哲学的本质及哲学与实证科学关系的误解。因为它假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开始自己的研究活动之前和之中可以处于不受任何哲学思想影响的状态下。我们知道，这种状态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一个科学家没有自觉地运用某一种哲学观念开展自己的研究活动，不等于他实际上是不受任何哲学观念的支配的。黑格尔说过：“譬如在一个纯是感觉材料的命题里：‘这片树叶是绿的’，就已经掺杂有存在和个体性的范畴在其中。”事实上，任何科学家都不可能摆脱哲学思维方式来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和思考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决不只是“事后的管家婆”。从逻辑上看，哲学总是在先的。 第三个观点是哲学对实证科学的研究起着指导性的作用。这个观点蕴含着这样的意思，即哲学是高高在上的，是把握普遍性的原则的，而实证科学则是基础性的，涉及到对具体问题的探讨。乍看起来，肯定哲学对实证科学的指导作用，已对哲学的功能作了充分的评价，但实际上恰恰在主要之点上贬低了哲学的功能。因为哲学并不在高处，恰恰相反，它应该在最低处。哲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澄明实证科学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并不是悬在实证科学的上空，而是位于实证科学的最低处，是研究实证科学的前提和出发点。一旦我们改变了传统的理解方式，哲学的新理念也就确立起来了。 其次，我们也应该确立这样的新理念：在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结构中，本体论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而不同的本体论学说又是以生存论的本体论作为共同基础的。在当今世界上，人类整体的生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紧迫地引起人们深切的关注。正如新思维的创造者之一的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从哲学上看，生存论的本体论正是我们赖以进行一切认识活动和理解活动的前提。当然，要坚持生存论的本体论的立场，就需要对传统哲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论哲学的倾向展开批判。传统的知识论哲学主张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而当代的生存论的本体论则强调，人首先必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才能去求知。认识不过是作为人之在的此在在世的一种样式。哲学只有建基于生存论的本体论，才不会成为无根的浮萍。 再次，我们也应该确立这样的新理念：哲学再也不能站在传统哲学的确定性和决定论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了，哲学必须注重对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研究。众所周知，在经典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确定性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前提，虽然海森堡和玻尔分别提出了“测不准”和“互补”的理论，但确定性仍然是传统科学和哲学思考一切问题的基点。然而，从上个世纪的下半叶起，以及大爆炸宇宙学、耗散结构、遗传工程等新的学科领域的兴起，和1989年苏东的剧变与国际政治格局的重组，这种追求确定性的传统理论正在受到全面的挑战。耗散结构理论的奠基者普利高津指出：“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与此相应的是，作为政治家的布热津斯基在考察当今社会的政治生活时也认识到了不确定性的重要性。他这样写道：“承认人类历史发展速度的明显加快及其发展轨道的不确定性乃是我立论的必要的出发点。”如果说，新康德主义者强调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偶然的，那么，作为生物学家的莫诺就走得更远了，他甚至认为，连人类的诞生都是一个完全偶然的事件。总之，在经验世界中，绝对决定论乃是传统哲学观念创造的一个神话，而概率、不确定性和涨落才是生活的复杂性的真正体现，才是哲学新理念的根本特征。 应用哲学学科群的兴起 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传统哲学丧失了“科学之女皇”的地位，哲学活动的空间几乎被分割殆尽。当哲学陷入这种窘迫的境地的时候，它不但没有随之而死亡，反而像凤凰涅ｐáｎ＠①一样获得了新生。如前所述，新生的哲学不但负担着为一切实证科学澄明思想前提和价值前提的重大的历史使命，而且以更灵活的方式重新确立了与各实证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于是，我们看到，一大批新兴的哲学应用学科应运而生，令人目不暇接。如科学哲学、数学哲学、技术哲学、心理哲学、精神哲学、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新兴学科的崛起显示出当今哲学演化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首先，每一个新的实证科学的研究领域形成以后，总会逐渐产生与此研究领域相应的应用哲学的学科。比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活的环境，尤其是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环境，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与此相应的是，“环境哲学”、“生态哲学”也就应运而生。又如，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展现出来了，其中也包含着方兴未艾的“后哲学”。再如，在西方的女权主义汇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之后，“女权哲学”也随之而诞生。这既表明了哲学在当今世界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也表明了任何具体问题的研究一旦失去了哲学的引导，就会像花瓶的碎片一样，引不起任何人的重视。 其次，虽然应用哲学涉及到的都是实证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某些分支学科，但是从康德对哲学的两分——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出发，我们仍然可以把应用哲学区分为思辨理性意义上的应用哲学和实践理性意义上的应用哲学。比如，科学哲学、数学哲学、技术哲学、心理哲学等就属于思辨理性意义上的应用哲学，而道德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等则属于实践哲学意义上的应用哲学。那么，比较起来，哪一种类型的应用哲学更为重要呢？康德告诉我们：“我们根本不能向纯粹实践理性提出这样的过分要求：隶属于思辨理性，因而颠倒次序，因为一切关切归根到底都是实践的，甚至思辨理性的关切也仅仅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才是完整的。”在康德看来，归根到底，实践理性居于优先的地位上。这就告诉我们，实践理性意义上的应用哲学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从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从而也使科学主义成了当今世界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而科学主义蔓延之时，也就是技术拜物教、异化和物化泛滥之处。当思辨理性压倒实践理性的时候，这种局面是必然会产生的。这就启示我们，当今最重要的是遏制科学主义的蔓延，恢复实践理性意义上的应用哲学，以便在精神世界中重建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平衡。 再次，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将成为新世纪哲学研究，特别是实践哲学研究的焦点。如果说，在传统观念的视野里，哲学的本质是自然哲学、逻辑学的话，那么，在当代哲学的视野里，哲学的本质则是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马克思早就告诫我们：“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资本也就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事实上，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都涉及到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从而本质上都关涉到社会关系。这4门应用哲学之所以在当今哲学的发展中成为焦点，不仅因为它们蕴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从而具有遏制科学主义蔓延的重要功能，而且在世界政治格局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一些重要的社会关系，如人与人、团体与团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一种文明与其他文明、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等，正处于急剧的调整过程中。深入探讨这4门应用哲学将是新世纪和新时代的需要。 中国的生存、发展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课题化 作为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者，我们深切地关注着中国在新世纪的生存和发展的态势。无庸讳言，在新世纪中，中国将遭遇到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挑战，而这些挑战是无法回避的： 一是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从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些成就既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也使人类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今天的世界更像是一架用自动驾驶仪操纵的飞机，速度连续不断地加快，但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姑且不说核武器的存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也不说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军工厂出于赢利的目的，还在日夜不停地生产着各种常规武器，光是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试管婴儿、人体克隆、器官移植、安乐死、电脑网络等技术的发展，就将引发传统伦理观念所无法容纳的许多重大的、新的伦理问题。与此同时，这些新技术也整个地改变了我们对生命、环境、经济、价值、科学（尤其是医学）的看法。在新世纪中，我们既需要借助于哲学的宏观的眼光，在理论伦理学的研究中提出原创性的新观念，也需要对应用伦理学及其各个分支学科做出创造性的探索。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的口号应该是：发展科学技术，弘扬科学精神，遏制科学主义，提高人文素质，强化伦理学的研究。 二是全球化浪潮引发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延续问题。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一个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国际社会。其实，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考察，已经指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趋向。我们要主动适应这种趋势，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如我国争取加入WTO就是对这种发展趋势的一个适应；但是，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是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的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资本的跨国使用，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上对后发国家进行全面渗透和控制。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不仅需要在经济和政治上努力维护本国和本地区的利益，从而与全球化的趋势形成一个良性互动而又制衡的关系，而且需要在文化上做出积极的回应，这个回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和化解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不但表现在世俗文化的渗透上，也表现在理论文化（如后现代主义思潮、新艺术流派、网络文化等）的渗透上。我们必须在肯定文化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做出批评性的回应。二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保持中国文化精神传统之不坠。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从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出发，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一言以蔽之，只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仍然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那么中国就将在全球化浪潮中重新获得自己的辉煌。 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引发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定位问题。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正在追求现代化的价值体系，但传统的即前现代的价值体系和后现代主义的价值体系又纠缠着人们的心灵。这三大价值体系的冲撞，使人们普遍地处在“价值迷失”的状态下。这个现象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因为价值观乃是全部精神生活的核心。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的现代化就会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国的现实生活出发，认真地反思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做到：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走现代化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认真汲取前现代的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中蕴含着的合理的价值因素，从而对原先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理念做出必要的修正。根据原先的理念，现代化被简单地理解为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而这些现代化的关键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这种理解方式不仅忽略了人的素质这一现代化的基本因素，而且也完全忽略了现代化的制度因素，即现代化也是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的现代化，特别是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在当前又面临着一个难解的悖论：一方面，要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又怕失去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以求得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又不得不一再地延缓政治体制的改革，并承担由于缺乏这种改革而造成的巨大的成本。这不过是一个虚假的悖论。其实，只有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长久地、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无数事实表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与民主化正是当前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最紧迫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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