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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清朝廷，彼此之间打了三十年的交道。对曾国藩来说，历经他的中年、晚年，对清朝廷而言，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朝代，这三个朝代的代表人物分别为道光皇帝旻宁、咸丰皇帝奕詝、慈禧太后那拉氏。探索他们之间的相处，是一个颇为有趣的历史话题，既可以增加一点近代史上君臣关系的知识，又可对今天的读者有某些当下启示。 一、道光帝赏识提拔曾国藩，曾国藩对朝廷感恩戴德 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在湖南偏僻山乡中的一个普通耕读之家。他五岁时在做塾师的父亲手下发蒙，二十三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随即顺利通过朝考，考取翰林院庶吉士。一个五六百年间未与闻科目功名之列的农家子弟，就这样，与当时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即朝廷搭上了关系。在那个时代，曾国藩已是万万千千农家子弟中的非常幸运儿了，但幸运对于他来说，还仅仅只是开始。 两年后，即曾氏三十岁时，他顺利通过翰林院的散馆考试，留在翰苑。他所获得的官职为翰林院检讨，品级为从七品，乃翰林院里的一个低级官员。在北京城里，他只算是小京官。这个小京官官运亨通。进京第二年，他便充任国史馆协修官。第四年通过翰詹大考，他以二等第一名即总名次第六名的成绩升翰林院侍讲，品级为从五品。两年之间，他升了四级，进入中级官员的行列。这一年，他在差试中又交好运，被派往四川任乡试正主考。翰苑清贫，他因这趟差使收获两千多两银子，一举脱贫，并一次寄银一千两回老家。家中老少第一次得到他的实惠。 道光二十四年，他转补翰林院侍读，品级未动。次年五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所做的事情没有变，品级升了一级，即为正五品。六月，转补左庶子。九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品级为从四品。这一年年底，他又补日讲起居注官，充文渊阁直阁事。虽未升官，所兼差使多，表明他受到的重视程度加重，在同级京官中的分量也跟着加重。 道光二十七年，三十七岁的曾国藩迎来他官宦生涯中最得意的一次迁升。这年四月，朝廷再次翰詹大考，曾氏名列二等第四，总名次第九。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一夜之间，由从四品的中级官员，骤升为从二品的高级官员，连升四级。这次越级升擢，大出曾氏意外，令他感激莫名。这种心情，充分流露在他此时给祖父、叔父母、诸弟的家信中。他对祖父说：“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他对叔父母说：“本月大考，复荷皇上天恩，越四级而超升。侄何德何能堪此殊荣！”对诸弟说：“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泽，予得超升内阁学士。顾影扪心，实深渐悚。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予以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实不及彼二人远甚，以是尤深愧仄。” 一次升四级，本已非常罕见，且年仅三十七岁，中进士刚十年，怪不得曾氏是喜极而悚！ 一年半后，即道光二十九年正月，曾氏正式补礼部右侍郎缺，离开翰林院，做起礼部堂官来。不久，又兼兵部右侍郎。次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曾氏与道光朝的相处，至此结束。那时，曾氏尚不满四十岁。 这是曾氏人生中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身处京师，视野、胸襟和学问都得到最好的拓展和提升，他也因此而有可能广为结识那个时代各个领域中的拔尖人物。更为重要的是，他不到四十岁便成为国家高级官员，为日后的大事业打下了足够的位望基础。 人们会问，曾国藩的官运为什么会这么好呢？他凭什么一路顺风，甚至可以说是飞黄腾达呢？这是一个很难说得清楚的问题，大致说来，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他的考运好。翰林院、詹事府的官员实事不多，政绩的依据主要在于考试，其中最主要的考试是翰詹大考，由皇室亲自主持。翰詹大考六年一次，曾氏有幸参加两次，更有幸的是这两次都考得很好。第一次一百二十四人进正大光明殿应考，曾氏的成绩排名第六，算是名列前茅。第二次应考人数与前次差不多，曾氏的成绩排名第九，也算是名列前茅。 二是曾国藩进京不久，就进入了当时京师一个颇有名望的理学研习群体。这个群体的首领是太常寺卿唐鉴。唐鉴乃理学大师，道德学问为众所钦佩，颇有点首都精神领袖的味道。围绕他身旁的人，有许多是著名的学者、文化人，如倭仁、何绍基、吴廷栋、何桂珍、邵懿辰、陈源兖等。他们在一起探索理学精义，并身体力行，在京师官场中很有名气。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拜唐鉴为师，正式进入这个圈子，并很快成为其中重要一员。他以自己实实在在的修身养德而不是博取时誉的真诚，得到老师的信任和同伴的尊敬。持续五六年的研习活动，在提高他的精神境界的同时，也为他在京师官场赢得良好的口碑。 三是他的诗文好。曾国藩留在近代史册上的东西，除开事功之外，就是他的诗文创作成就。他所开创的湘乡文派，在文学史上有着一席地位。他在京师为官期间，文名即已远播。曾氏进京后不久，多次在家书中提到翰林院同事称赞他的诗文好。道光二十五年，著名学者邵蕙西鉴于元明两朝的古文无选本，他自己选元文，劝曾氏选明文。道光二十四年，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狂言者。”又说：“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除诗文外，曾氏还擅长制联语。据野史记载，当时流传两句话，道是“包写挽联曾涤生，包送灵柩江岷樵”。这些都表明，曾氏是道光朝后期京城一位著名的为文高手。曾氏供职翰林院，其身份为皇帝的文学侍从，且那又是一个崇尚诗文的时代，曾氏在这方面的出类拔萃，自然很受人尊敬。那时几乎没有媒体，一个人的名声传扬主要依仗其诗文上的优势，正如曹丕《典论》中所说的：“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于是，善于为文吟诗的曾氏，便因此成为京城内外官场士林中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四是身为穆彰阿的学生。穆彰阿是道光朝的大红人，道光初年便是内务府大臣，历任兵部户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大学士，多次主持会试、殿试、朝考、翰詹大考。门生故吏遍及朝野。整个道光一朝，穆彰阿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深得皇帝的信任。曾氏在道光十八年中进士，这一科会试的大总裁正是穆彰阿，曾氏也便因此成为穆的学生。从曾氏保存下来的早期日记（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五年）中，可以看到曾氏多次拜访穆的记载。同治七年冬天，曾氏在离开京城十七年后重返京师，在繁忙至极的公私应酬活动中，曾氏还挤出半天时间去凭吊已经衰落的穆府，看望穆所留下的两个儿子，留下“不胜盛衰今昔”的叹喟。可见曾氏与穆的关系较为密切。有一则野史，说是曾氏道光二十七年那次连升四级，是得力于穆彰阿的帮助。虽是野史，但事必有因。毫无疑问，穆彰阿的推举，应是曾氏步步高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是曾氏是四世同堂的全福之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亲文化，十分看重家庭和家庭伦理。曾氏有着一个很完美的家庭。他三十六岁那年身为四品京官，而老家中还有健在的祖父祖母、父母，外加八个弟弟姐妹，京师家中妻儿子女俱全。曾氏说，像他这样的家庭情况，“京师无比美者”。这一点，也给他的形象加了不少分。 六是道光皇帝的特别眷顾。除开上面所说的五点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他踏入京师官场的第一天起，就非常幸运地成为道光帝特别眷顾的人。 黎庶昌编的《曾国藩年谱》在“道光十八年”一节中这样写道：“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宣宗，拔置第二名。五月初二日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宣宗即道光皇帝。主考将曾国藩的名次列在一等第三名，道光帝则将他的名字前挪一位，变为第二名。道光帝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改变，《年谱》中没有说明。笔者揣测，可能是道光帝读了他的考卷，欣赏他的文笔好；也可能没有读考卷，纯粹是一时兴起，提起硃笔随便勾了勾，以示帝王的不测之威；也有可能，道光帝有意动用皇权，为自己培植一个私人。这种由第三名改为第二名，眼下虽没有实质性的好处，但绝不可因此而淡看。因为一则他从此进入道光帝的视野，受到道光帝的特别关注；二则京师官员们会因为此事而格外看重他，曾氏的知名度也便随之而在京城大幅度提升。 这种际遇所带来的好处，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在笔者看来，曾氏在道光朝的十一二年期间，之所以连年迁升，大红大紫，说不定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这里。 曾氏因此铭心刻骨地感激朝廷的恩德，感激道光皇帝对他的优渥圣眷。 二、危急时期，咸丰皇帝不得不启用能打仗的湘军统领曾国藩，但同时采取以湘制湘的制衡手腕 就是怀着这颗对皇家的感恩之心，在咸丰皇帝继位之初，曾氏应诏陈言，反映民生疾苦，甚至直率地批评新皇帝身上的三个缺点：抓小失大、表里不一、自以为是。曾氏原以为咸丰帝会体谅他一片爱护的苦心而虚心接受，不料龙颜大怒。野史上记载，咸丰皇帝气得要撤掉曾氏的官职，幸而大学士祁隽藻与左都御史季芝昌为他求情，以“君圣臣直”的话来恭维皇帝，咸丰帝才撤销对曾氏的处分。但还是亲自写了一段长长的批文，申明自己并无曾氏所指的缺点，并指责曾氏“迂腐欠通”。 经此打击，曾氏从此不再直陈君上的过错，而接受他父亲的劝告：“不以直言显，以善辅君德为要。”这是曾氏与咸丰帝的最初交道。曾氏的刚直，使得平庸而多疑的咸丰帝心存芥蒂，埋下日后彼此不能合作协调共图大事的种子。 咸丰二年八月，曾氏回家守母丧。此时太平军已声势浩大，正在大张旗鼓围攻长沙。不久，太平军又一举打下武汉三镇，浩浩荡荡沿江东下，一路攻城夺隘，势如破竹。咸丰四年二月，太平军顺利拿下南京，在此建都立国，与清朝廷分庭抗礼。东南半壁河山，已不再在爱新觉罗氏的掌控中。手忙脚乱的咸丰帝在一个多月里，为混乱的东南各省匆忙任命四十三个团练大臣，前礼部侍郎曾国藩是第一个被任命的人。 曾氏借办团练的机会拉起一支名曰湘军的军队。这支军队连辅助人员在内有一万七八千人。经过几次败仗的锻炼后，湘军迅速成长为一支能打硬仗的劲旅。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湘军为朝廷收复武昌、汉阳。捷报传到京师，咸丰帝喜出望外，对身边的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竟能建此奇功。”高兴之余，立即任命曾氏为代理湖北巡抚。几天后，某大学士得此消息，对咸丰帝说：“曾国藩乃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非朝廷之福。”咸丰帝听了这句话后，黯然变色良久，随即再下旨，撤销曾氏的署理湖北巡抚之职，以兵部侍郎的虚衔领兵东下。前后两道圣旨，相隔仅仅七天。从那以后，到咸丰十年四月，六七年之间，不管曾国藩立了多大的功劳，为朝廷收回多少重要的城镇，咸丰皇帝始终未给曾氏升一次官，晋一级品。 咸丰七年六月，在家守父丧的曾氏回应再次出山的诏命时，向朝廷明确表示办事艰难，若无督抚实权则不能带兵。这是公然向朝廷要巡抚、总督的职务。面对曾氏的伸手要官，咸丰帝宁愿放弃前命，也不答应。即便是咸丰十年四月，对曾氏两江总督的任命，咸丰帝也是不爽快的。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撤掉丢城逃命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之后，咸丰皇帝本来是任命胡林翼来接替的，胡林翼所留下的湖北巡抚的空缺则交给曾国藩。肃顺对咸丰帝说：“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咸丰帝接受了肃顺的这个建议，才有曾氏的江督之命。后来，曾氏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将曾氏带兵以来所遭遇的种种不顺，说得更加直白。他说曾氏：“自咸丰二年奉命团练，以及用兵江右，七八年间坎坷备尝，疑谤丛集。迨文宗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非户扆真能简畀，当轴真能推举也。”按赵的说法，咸丰帝任命曾氏为两江总督，实在是四顾无人，才不得不让他顶替，并非真心相信他。 一个受老皇帝特别恩宠的能干大员，却在小皇帝手下如此窝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其间的缘故大约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出于咸丰帝对曾氏个人的不信任，甚至猜疑。使得这种猜疑产生，除开上述曾氏的直率批评，让咸丰帝不愉快外，还有三点。 一是曾氏乃穆彰阿的门生。咸丰帝做阿哥时便深恶穆彰阿，讨厌穆党。刚一上台，便将穆彰阿彻底革职，永不叙用。咸丰帝斥责穆是“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穆的党羽遍于朝中，咸丰帝不可能对他们都采取行动。曾氏也不能算是穆党中的重要分子。正因为这样，曾氏依旧做他的礼部侍郎，并在以后还兼过工部、刑部、吏部侍郎，但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受到特别的眷顾了。 二是曾氏办湘军，打的旗号是捍卫孔孟之道，而不是把保卫朝廷放在第一位上。曾氏这个思想体现在他的《讨粤匪檄》一文中。檄文说，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也”。于是，朝廷上有曾氏兴兵究竟是“勤王”还是“卫道”之议。这种议论不能不让咸丰帝和满洲皇室有所戒备。 三是曾氏能力强号召力大，即薛福成所说的“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而办团练初期的曾氏又纯用法家手腕，敢作敢为，独断专行，且连连参劾文武大员。这些表现，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许就是大胆与跋扈。大胆与跋扈是可以直接导致妄为的。联系到他敢于逆披龙鳞，咸丰帝不能不加以提防。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得从军权、体制与种族等方面来寻找根源。从军权方面来说，自古军权必须高度集中。拥有重兵的地方大员遭遇防范，于情于理都不奇怪。从体制方面来说，湖南出现的湘军不是朝廷的经制之师，而是体制外的武装力量。它好比一条河流，能载舟也能覆舟，朝廷不能不高度警惕。从民族来说，皇室是外来的少数民族。满汉畛界，在有清一代都是清清楚楚的。满人对汉人一向存着戒惧之心。现在有一股完全由汉人组成由汉人统率的强大军队，活跃在东南半壁山河上，这怎能让满洲权贵的代表咸丰帝放得下心？ 怎么办？湘军不能解散，还得重用大用，唯一的办法就是又使用又制约，而最有力的措施便是以一支湘军来制约另一支湘军，即湘军内部的互相制约，也就是以湘制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咸丰帝一面压住地位最高、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曾国藩，一面又大力扶持湘军中的另外几支主要人马。在曾国藩授两江总督之前，咸丰帝便已将资历、地位、功劳远不及曾氏的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先后越级提拔为安徽巡抚、湖北巡抚、广西巡抚。不得不授曾氏为江督后，又急忙命左宗棠组建楚军，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火箭般地将左从一个布衣提拔为闽浙总督。 又用又疑，以湘制湘，这就是咸丰帝对待曾国藩的态度。咸丰帝所玩弄的这套把戏，当然逃不脱精明老到的曾国藩的眼睛。他自有他的一套办法来对付。朝廷用他，他也要用朝廷。他要借朝廷之力，来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人生抱负。曾氏的态度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做忠而不愚。“忠”是他对待朝廷的基本态度，也是他的底线。无论是出于对传统君臣之义的信守，还是出于对道光皇帝以及对爱新觉罗氏皇家的感激，曾氏都不会放弃忠于朝廷的根本立场。但曾氏又不是岳飞，他不愿意像岳飞那样以愚忠来对待朝廷。曾氏在创建湘军以及带领这支军队与太平军、捻军交手的十多年的战争年月里，他有不少独立于朝廷外的自我思考和行动，最为明显的是他曾有过两次抗旨行为。 咸丰三年九月至十二月这段期间，曾氏接连四次奉到朝廷命他迅速带勇援救湖北、安徽的旨令。曾氏那时正在衡州府操练湘军，屡次以船炮未齐而推辞。曾氏的态度，令朝廷很恼火。十二月十六日，曾氏收到咸丰帝的亲笔硃批。硃批的语气严厉而刻薄：“现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若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即便面对这样的谕旨，曾氏仍然不改变自己的态度。他平心静气地一条条陈述为何不能立即出兵的道理，最后以不可商量的决断语气回复皇上：“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咸丰帝看到这个奏折后，也无话可说，只得勉强同意。 咸丰十年春天，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统率下，一举踏平清军驻扎在南京城外孝陵卫长达六七年的江南大营，其统领张国梁、和春，或淹死或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逃命。江苏巡抚徐有壬、浙江巡抚罗殿遵先后死于苏州、杭州。江南重镇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嘉兴、昆山等全部落入太平军手里。 江浙两省一片混乱，朝野震惊。匆忙之间，咸丰帝任命曾氏为两江总督，并一而再、再而三地严命他火速带兵救援江苏、浙江。但曾国藩面临此一变局和朝廷的殷切期盼，异常地从容镇定。他不以圣旨为然，却提出一个三路进兵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统筹全局的作战方案。曾国藩的临乱不惧，与朝廷的惊慌失措形成鲜明的对照。自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曾国藩以他的成竹在胸，迫使朝廷不得不接受他的安排。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充分地体现曾氏不愚忠朝廷的态度。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逃离北京。在逃亡途中，给曾国藩下了一道令鲍超率军北上勤王的命令。鲍超的霆军是曾国藩手下一支最能打仗的军队，他不愿霆军离开江南战场，更担心被别人夺走。这道圣旨他不想接受。但皇帝正在危难之际，他又不能明白表示拒绝。于是他采取拖延的办法。他上奏朝廷，说鲍超级别不够，北上勤王只能在他和胡林翼两人选一个。当时安庆北京之间文报往返一次得一个月，曾氏估计这一个月之内京师局面必定有大变化，北上勤王之事很有可能不必要。事情果如曾氏所料，最后此议取消。不过，曾氏不愚忠的态度，也从此一事件中清楚表现出来了。一年后，三十一岁的咸丰帝，病死热河行宫。曾国藩与咸丰朝相处的时期结束。经过一番流血的宫廷政变，慈禧太后上台执政。曾氏与朝廷的交道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三、高度信任曾国藩的慈禧太后，仍不忘时时提防曾国藩手下的虎狼之师 慈禧上台以后，一反丈夫对曾氏又用又压的做法，而以高度信任的姿态对待曾氏。她先是命曾氏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曾氏节制；接着又封曾氏为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同时批准曾氏所拟的浙、皖、苏三省巡抚名单。就这样，慈禧太后把整个东南战场都交给了曾国藩，让他拥有军政人财全面权力。打拼十个年头，曾氏真正赢来了属于他的时代。 慈禧太后为何如此相信曾国藩。我想，这第一是因为慈禧和她的重要助手恭亲王奕，在处理军国大事上，其胆识和能力都要胜过咸丰帝。第二，由于安徽省城安庆恰在此时收复，湘军的名声再一次提高，慈禧急于依靠这支军队平定内乱，为她自己赢得政治资本，巩固她垂帘听政的地位。第三，据说她在查抄肃顺家时，发现唯独没有曾氏跟肃顺有私人往来，由此确信曾氏是个可以信任的正派人。慈禧即便如此信任曾国藩，也没有改变满洲皇室防范汉人的根本立场，她同样对曾氏及其手下的虎狼之师严加戒备。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同治三年夏秋南京刚收回的那段时期。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由曾国荃统率的湘军吉字营轰开南京城墙，进入城内。太平军与湘军的角逐，最后以湘军的胜利而结束。朝廷在接到捷报的当天，就给予参战的立功人员以隆重的褒奖：曾国藩封一等侯，曾国荃、官文、李鸿章封一等伯，李臣典封一等子，萧孚洲封一等男，此外还有多人受封骑都尉世职、一等轻车都尉等，圣旨中直接点名受赏的人多达百余名。据曾国藩说，朝廷的这次奖赏，超过平三藩与平准噶儿回部战役，真可谓皇恩浩荡。但与此同时，一系列负面的动作也在相继进行中。 一是借南京城破当夜李秀成率一千余人保护幼天王逃出城外一事，严厉谴责曾国荃失职。 二是严旨追查南京城内金银财货的下落，责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 三是用毫不客气的语言教训曾国藩，“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四是命曾国藩立即将湘军成军以来历年往来账目造册上报。此举实为清查湘军的经济。 五是曾国藩后续的保举单一连七次被部议打回。曾氏说，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事。 这一系列动作的目的，都在于打压大胜后的曾氏兄弟及其部属，警告他们不能得意忘形，朝廷随时都可以制裁他们。 朝廷更担心湘军会有图谋不轨之举，采取多种军事措施预为防范。先是南京甫一易帜，便派江宁将军富明阿以查看满营为由进城，实际上是作为朝廷耳目就近观察。接着又命令镇江城里的绿营将领冯子材密切监视南京城内的湘军动向。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也奉命移营南下，驻扎在安徽、湖北一带，瞪大眼睛盯着南京。 这种种迹象，曾氏兄弟都看到或觉察到了，知道有一股巨大的压力正在向着他们兄弟和整个吉字营压过来。正因为此，取得所谓天下第一功的曾氏兄弟，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志得意满，喜气洋洋。他们一个是心存忧惧，一个是中怀抑郁，日子过得一点都不舒心。用曾氏的话来说，即“建非常之功勋，而疑谤交集，虽贤哲处此，亦不免于抑郁牢骚”（同治四年六月初五日家书）。 至于曾国藩，他对待以慈禧为首的新朝廷，仍然是其一贯的忠而不愚的态度。从心里来说，他感激慈禧对他的大为超过咸丰时期的信任，尽心尽力地为新主办事。他对新朝廷的忠，突出表现在他对节制四省一事的态度上。节制四省军政，这是新朝廷对曾氏的最大信任，也是东南战场正需要的一种权力运作形式。对这项任命，曾氏应该是求之不得，但他还是在两次推辞后才接受。曾氏为什么要推辞？是谦虚吗？是借此表明自己无权力野心吗？这些原因也许都有，但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些。他是真心实意深谋远虑地为朝廷着想。在第一次辞谢折里，他提出的理由是“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在微臣亦得少安愚拙之分”。在朝廷坚持成命之后，他又上了一道辞谢折，话说得更加明白：“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机括甚微，关系甚大。”这番话真是说得推心置腹而又意味深长。曾氏已经看出这场战争对朝廷而言，最大的后遗症便是权力下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希望朝廷看到这一现象，不要在他身上开这个口子，免得日后被人援为前例，从而名正言顺地向中央要权、分权。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新朝廷自然能体会曾氏的这番苦心，但时势所驱，他们也只能这样做。 打下南京后，曾氏功成身退自剪羽翼，更是体现他对朝廷的最大的忠。南京硝烟未尽，他便劝弟弟曾国荃离开军营，解甲归田。他本人则是决不以功臣自居，从各个方面尽量淡化头上的光环。更重要的是他立即着手部署裁撤湘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南京城内城外的湘军裁撤十分之九。他用实际行动，表示绝对不会用手中的军队作为要挟朝廷的工具，甚或是造反的力量。 当然，因湘军的成功，清王朝实行了两百多年的世兵制，从此被募兵制所取代。军权政权高度集中于朝廷的制度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一批握有军政实力的地方军阀开始出现，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形成。五十年后，清王朝最终因此而丢掉了政权。追根溯源，皆要算到曾国藩的头上。这些自是受历史规律所制约，并非曾国藩本人的意图。 同样，对慈禧新朝廷，他也不愚忠。 李秀成逃出南京后，没过几天，就被乡民抓获，押送到曾国荃的大营。朝廷得知后，命曾氏将李秀成“槛送京师，讯明后尽法处治”。但曾氏却在李秀成写完自述的当天夜里就将他杀死，公然违背朝廷的命令。曾氏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申明之所以这样做，是鉴于李秀成威望高，怕出意外，故而“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曾氏为什么要在南京处置李秀成，而不愿将他押送北京呢？据野史记载，其真正的原因有两个。一则怕李说出南京城内所藏金银的实际情况。社会上传言南京城内是“金银如海，财货如山”，而曾氏的奏折却说打下南京后并未发现金银。事实上，南京城的金银都落到吉字营的腰包里了。二则李表示愿招纳旧部投降曾氏，供曾氏驱使，并有劝曾氏反叛朝廷等话语。曾氏不愿意李在朝廷审讯时说出这些东西，免得授人以柄。 可见，在关系到自身及湘军集团重大利益等事上，曾氏的头脑很清醒，他不想因愚忠而招祸。 四、晚年曾国藩受到朝廷的特殊尊崇，但他却因此深感痛苦与无奈 经过十多年与太平军及捻军作战的严酷考验，以慈禧为首的朝廷知道曾国藩是个可以信赖的忠臣干吏。同治六年春，曾氏彻底离开军营，来到南京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两江总督。这年五月，朝廷授曾国藩大学士。年底捻军平定，朝廷又给曾氏加赏一云骑尉世职。次年四月，朝廷授曾氏为武英殿大学士。七月，调曾氏为直隶总督。同治八年正月十六，同治小皇帝在乾清宫宴请廷臣，曾氏以武英殿大学士身份领汉大臣之首。这是曾国藩一生最为荣耀的一刻。第二年夏天，他抱重病赴天津，不惜以毁掉自己的名声来实现朝廷所期望的和局，使得慈禧感叹，称赞他公忠体国。这年十月，他晋六十大寿，小皇帝亲笔书写“勋高柱石”匾额，表达朝廷特别尊崇之意。不久他便离开京师，重返两江总督之任。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氏以脑中风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曾氏的生命结束了，他与朝廷打交道的政治生涯也便随之结束。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远离战火，处人臣之极的地位，又受到朝廷的特殊礼遇，照理说，他应该高兴、舒畅才是，然而曾氏却是在忧郁甚至可以说是在痛苦中度过。他多次对家人说“乱世处大位乃人生之不幸”。得大学士之职时，他又对家人说：“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他甚至说死要比活着快乐。他在京师，自亲王以下文武百官，对他恭敬不已，天天请他赴宴看戏，他却视为畏途。他以江南最高统帅的身份巡视各地，军营将士们直以天神待他，放炮鸣鞭，列队恭迎，他却毫无欣慰之感。为什么这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晚年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患有癣疾、眩晕、双目基本失明，心悸舌蹇足麻等多种疾病，身体虚弱得几乎不能自持，但如此病躯却要承受着各种重大国事公务以及繁琐的日常政事。他渴望罢官回乡，在林泉之间过几天清闲日子，但朝廷始终不答应。他也自觉一身为天下表率，不敢过于坚持。朝廷的崇尊与重用，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曾国藩与晚清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朝代共处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间，清朝廷给了曾氏以地位与荣誉，帮助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抱负，同时也给他带来难以言状的压力与劳累、痛苦与无奈，直到榨干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让他活活地累死在第一线上。曾氏对朝廷，既感激忠诚、鞠躬尽瘁，又有自己的原则底线。在他三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他始终与朝廷保持着一段距离。他深知古往今来，凡高位大功都不易居。他早年对弟弟说过的一番话，最能道出他与朝廷相处的秘诀：“见可而留，知难而退，但不得罪东家，好去好来。”曾氏之所以大功高位而能持盈保泰寿终正寝，其奥妙大概就在于他做好了“留”与“退”这两篇大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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