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的高考2007】从中旗学霸到呼市学渣

察右中旗人故事 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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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安强

十一年前的今天早上，呼市的天气不错，没等闹铃响我就醒来了。起床洗漱，像踢球之前的热身一样活动全身，然后吃了母亲做的丰盛的早餐。父亲已经在催我出发了，我应了一声，却又不慌不忙地拿起温水喝了一颗去疼片。每逢大事，我都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保持清醒和兴奋，尽管它起的主要是心理作用，而不是生理作用。出了门，我在心里默默和自己对话，反复强化着这几天做好的各种预案，比如碰到不会的题该怎么办、写错字应该怎么划掉、碰到各种类型的作文题目应该怎么下笔……如果现在看到当时的我，我一定会觉得自己有点神经过敏，可当时正在经历的，确实是一件可以决定命运的大事，不敢有丝毫怠慢。

我一个中旗人，怎么会跑到呼市参加高考呢？这还要从我上高中说起。正如题目所言，我在中旗二中结束了初中阶段的学习后进城了，开始了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的日子。当然，严格讲这个题目起得是有问题的，“学霸”是别人的溢美之词，从没见过自称的；我最后也考上了大学，说自己是“学渣”也未免过度谦虚。那为什么还要用这个题目呢？一者当然是为了吸引各位看官的眼球，二者从中也不难看出我当时内心所受到的巨大冲击。

2003年前后，可能是感受到了来自东部盟市学校的压力，呼市和包头的公立高中开始从本市外的其他初中招生了。我有幸在2004年中考完被呼市的师大附中录取，进入“宏志班”。这是附中的第二届宏志班，原则上挑选各盟市中考成绩前30名和各旗县前3名，以及呼市本地报考附中高分者，减免学费。据说当时呼市的另一所著名高中——呼市二中很不以为然，我也见过呼市二中的家长私下叫我们“红十字班”，言下之意，我们是一帮从外地来的需要国家救助的学生。

不管外界有什么评价，我们自己的感觉还是很好的。一帮成绩优异的孩子从各地聚到一起，初次见面，吹牛是免不了的。当时各旗县高中正饱受大规模优质生流失之苦，为了留住本地中考成绩高的学生，各个学校都开出了诱人的条件。我的这些同学大多是各盟市的前几名，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地高中极力挽留的情景，比如有的学校就提出可以同时提供单人间宿舍、学费全免、给几万块的奖学金、配备笔记本电脑等等。我本来也想插一嘴，但想想当时中旗一中的范校长只是承诺我免学费、可以在中旗一中食堂免费吃饭、寒假送我去北京新东方学一次英语，这样的条件相比之下未免有些寒酸，而且我的中考成绩都没排进乌盟前30名，所以我就没敢插话。

等开始正式上课，我更是感觉从东山公园来到了大观园。学校对宏志班很重视，配备的老师水平都很高。英语老师的第一节课没讲一句汉语，讲英语都是“脱口而出”，发音也很标准，我心想自己说中旗话也说不了这么流利。语文老师讲文言文从来都是逐字讲，而且经常在讲新课文之前让我们先把课本上的某个注释改了，说这是错的，我心中纳罕，课本也可以质疑？物理老师讲习题大多是现场在黑板上做，做完要是发现和书后给的答案不一样，总有一句口头禅：“莫非习题册上的答案又错了？”不仅如此，我惊奇地发现，附中教文科的老师竟然都是学本专业的！我初中的时候历史老师教过生物，在北小的时候也见过另一个年级的数学课是体育老师教的。当时据说中旗的中学教师队伍中只有三个本科毕业生，其中一位与我相识，她曾开玩笑说：“中旗这几个人想打把麻将都凑不齐一桌，在呼市、包头好学校工作的老师们毕业的院校一个比一个好，你说学生们咋能不往外跑了？”

我的那些呼市同学们就更让我羡慕了。我初中和同桌彪二拿个10块钱的竖笛没有谱子就“品”着吹，就这水平也够让班里同学在音乐课考试的时候羡慕了，到了这里，同学们都是看着五线谱玩儿萨克斯的，金灿灿的一个大家伙，之前听说过但从没见过实物。连男同学讨女生欢心的方式都那么高大上，比如，拿着比扫帚还长的天文望远镜请女生去看星星。呼市的同学们还带我去KTV唱歌，他们还经常唱英文歌，而我始终羞于开口，只记得这样漆黑眩晕的地方在中旗的东广场是叫另外一个名字的——歌吧。

最让我羡慕的，还是呼市的同学可以在做语文拼音题的时候，自己随便念念就知道哪个选项是前后鼻音错了、哪个选项又是平翘舌音错了。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题难道不是要靠死记和蒙的吗？说普通话成了我的一大难题。我没事干就翻翻字典，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也偷偷跟着学。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很慢，怕出错。当年“澳门人”的说法在呼市非常流行，我生怕自己说错了会被人笑说这是“澳门话”。几年前刚出国，国内的好多朋友问我能不能适应得了英语环境。其实，我感觉从汉语到英语的过渡要比当年从中旗话到普通话的过渡轻松多了。

刚入学时的班级合影。不妨猜猜哪个是作者。

还好，年纪小就是适应能力强，我像林黛玉刚进贾府那样谨言慎行，边适应新环境边在学习上憋了一口气。高一的时候不分文理科，数理化的学霸们不屑于政史地的死记硬背，但我对政治和历史比较擅长，所以高一的两次大考成绩都不错，进了全年级的前十五名。这个成绩按附中以往的情况，除了清华和北大，考上其他好学校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父母也都踌躇满志，对我寄予厚望。

高二分科，我还是选择了理科。这下没有了政史地，也就没有了可以帮助我提分的科目了。而且数学开始立体几何的学习后，我倍感吃力，别人很容易想象的立体图形，我费半天劲也想不出来。学习如逆水行舟，练习册一天不做，第二天就不想一次做两天的，一门课差下了，另几门也会受影响……就这样，我一下子掉到了年级几十名开外。父母眼看希望就要破灭，不得不也投入了新世纪以来的一个教育新潮流——陪读。他们在呼市的南郊租了一间小平房，隔一两个礼拜就从中旗来一次，把我喂饱让我好好学习。一句题外话，这也正是内蒙地区私家车开始普及的年代，否则这种陪读模式也很难坚持下来。

到了高三，父母托关系在附中家属院内从一位乌盟老师的手中租了一套楼房。房子虽然又小又老，但租金不菲，绝对对得起它学区房的身价。从此我搬出了宿舍，母亲和姥姥姥爷开始轮流陪读。陪读生活对于家长来说很枯燥，每天也就买买菜做做饭，没什么人可以交流，最多吃饭的时候向我抱怨抱怨菜价，我也不爱听。可就是这样，人们也还是前仆后继加入陪读大军，乌盟人为下一代的教育也真是拼了。

有了陪读，我不用每天去食堂打饭洗饭盒了，周末也不用手洗衣服了。随着高考临近，我也感觉时间越来越紧，开始加倍用功。尤其是数学有蒙子同学帮助，物理有冬冬同学帮忙，我的成绩还是有所进步的。到了最后冲刺复习的时候，每天学习时间很长，早上起来总是很困。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瞌睡得有点儿摇晃，重重地撞到了家里拐角的墙上，也没觉得疼，晚上睡觉时看到胳膊上碗口大的伤口才想起早上有这么件事。我上次和加拿大本地的一个同学说起这件事，从小学校生活轻轻松松的他无法理解，觉得孩子们在中国是受虐待的。

毕业时的班级合影

到了高考的时候，我自认为准备得还是比较充分的，心理状态也调节得不错。尽管数学还是偏弱，但预计不至于影响太大。2007年6月7日，我信心满满，或者说故作信心满满状，像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出发去考场了。语文和英语倒还发挥正常，比较满意，但数学因为卡在一道大题上乱了阵脚，理综的物理也因为一道大题慌了，这两门都没考好。

考完一两天我就买标准答案对了一下，预计最多605分。这样的成绩显然是低于预期的，我很失望，父母也很失望。到了出成绩的那天，我们凌晨一家三口守在电话旁，得知总分592。父亲也顾不得电话费了，说：“别紧张得听错了，咱们再听狗一遍！”当然，再听了狗一遍，也还是592。满分是750，我还记得英语是138/150，语文是125/150，数学和理综都记不清了（不得不佩服人的选择性记忆是有多厉害）。后来到了大学，有不少来自河南、山东、江苏这些高考大省的同学都损我说，没听说过一个理科生能靠英语和语文上了重点大学！

2007年虽然还没有微信，但靠手机短信和QQ，同学们的成绩一下就传开了。虽然高分也还不少，但我们这一届附中的整体成绩不太理想。有件事我是几个月后听我们补习的同学说的。当时我初中敬爱的班主任赵老师已经去中旗一中当了校长，他对我没考好这件事也很失望，我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他在挽留中旗优秀学生讲话时活生生的例子。另一位老兄XX宏同学就被引用得更多了，因为他当年是乌盟的中考状元，但是高考失利，好像分数还没我的高。据说后来集宁一中的李校长在讲话时经常说：“三年前咱们集宁有个学生叫XX宏，中考状元，跳得乌盟地区放不下他了，非要去呼市的附中，他莫非留在集宁一中考不了那点儿分儿？”

分数虽然不如预期，但总算超一本线30分，有些学校和专业还是可以选一选的。我当时很羡慕搞金融和经济的人，觉得小马甲一穿，再戴块儿金色的手表，足足的儒雅气息，所以准备报金融、经济、贸易一类的专业。可和黄叔叔（不错，就是活跃于本平台的老黄）吃了顿饭，他极力推荐我学工科，说手里有技术的人在看不惯老板的时候可以把老板辞了，而且现在中国正是缺工科人才的时候。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想想真对，于是就开始和亚博同学每天翻资料查工科了。

2007年是内蒙地区第一次实行高考网报志愿。整个过程只有一天，可以在线实时看到你在所报学校、专业的排名。每个人都准备了多个选项，来回报名试水，看看自己能在某个学校的某个专业里排到第几。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盯股市差不多，很让人紧张。我选的学校是中国矿业大学，第一志愿是采矿工程，在内蒙有10个名额。人们进进出出，但我总在8到10名之间徘徊，我知道很危险，所以也紧盯着我的第二志愿。不出所料，尽管分数一样，我还是在最后时刻被一个包头的后生（我怎么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个后生？因为采矿工程不招女生！）顶下去了，被第二志愿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录取了。亚博当时建议我要是实在气不过，可以上了大学以后找这个人算账。现在看来，我很喜欢我的专业，这还得感谢他呢！

十二年的学习总算有了一个结果，终于可以开始人生的另一段新征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