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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硬核，“经济人”假设从形成起就不断受到“社会人”假设的反拨与挑战，促使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调整自己的保护带，推动整个经济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是颠覆性的，为后来的学者建构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做好了铺垫。格兰诺维特等建立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把人视为“社会人”，再考察其置身其内的社会关系和制度空间，进而分析其经济行为的激励因素，对传统的理性选择、效用驱动的经济模型所提出的那些理论进行补充解释甚至是替代解释。这种基于相同研究对象而引起的学科交流和对话已势在必行。 原文出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06期 在社会科学领域，每门学科得以建立，大都需要一种关乎人性的前提假设作为学科的基础。根据伊·拉卡托斯的“硬核”与“保护带”理论，①这种关乎人性的前提假设就类似于这个理论体系的“硬核”，是某种非常一般的、构成纲领发展基础的理论假说。硬核被“其倡导者所决定的方法论”当作是驳不到的，并且它除了纯形而上学的信念外，还包含一个“积极的启发式论据”和一个“消极的启发式论据”，这二者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做”与一系列“不做”组成的(Lakatos,1978,Vols.1,49-52)。而保护带包括一项科学研究纲领的灵活部分，正是在这里硬核才与辅助假说相结合，形成科学研究纲领来以获得科学声誉的那些可以检验的具体理论（布劳格，1992:40-41）。 而在关于人的行为模式或者说关于人性的各种假设中，最具代表性的即“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的区分。本文所指的“经济人”假设就是形成于亚当·斯密而后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硬核”的最根本的前提假设，从它形成的那一刻起，“经济人”假设就不断受到基于整体主义方法论和利他主义取向的“社会人”假设的反拨与挑战，促使它不断修正自己的“保护带”。正是在这种辩论互动中，建基于两种假设之上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才能相互吸收对方的精华，不断向前发展。 一、“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理论硬核的形成和保护带的修补 从思想史的历程看，“经济人”可以大体上划分为三种模式——古典经济人模式、新古典经济人模式和广义经济人模式（杨春学，1998:19）。在经济人抽象的思想历程中，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各个命题的强调程度和分析角度虽然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是以渐进的方式建立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 （一）《国富论》和“经济人”假设的形成 在经典巨著《国富论》中，斯密系统的论述奠定了“经济人”假设思路的基础，成为经济学理论大厦得以建立的基石。他在继承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系统地、清晰地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并把最初基于道德哲学来阐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归结为系统而明确的经济学论证，使经济人假说从其他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他是这样展开他的分析逻辑的： (1)继承并发展了道德哲学家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等人“人性自私”的论断，认为凡生活在社会上的人无一不心怀“自利的打算”（斯密，1972:13-14）。这种利己冲动可表示为“每个人改善自身状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斯密，1972:315），且“每一个人的利益，在于能过着尽可能做到的安逸生活”（斯密，1974:320）。可见，斯密意义上的“经济人”，就是追求自己安乐和利益、从利己动机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 (2)斯密指出，每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就会增进社会利益，“在‘自然秩序’下，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斯密，1974:27）。然后他进一步强调只有让“利己心”在自由放任条件下充分发挥作用，才能够实现社会普遍福利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进。 这样，就可以以“个人本位”作为逻辑起点，建立起从“一只看不见的手”经自由竞争到达经济最优状态的整个逻辑演绎体系（李培林，1995:204）。 因此，综合来看，“经济人”假设主要包含着三个基本的命题：第一个命题是“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预期内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根据；第二个命题是“理性行为”。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第三个命题是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命题，亦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杨春学，1998:11-12）。 （二）边际革命：从“利润最大化”到“效用最大化” 尽管在《国富论》中，斯密并没有直接使用“经济人”这一术语，而且在其通篇论述中他自己也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假设思路与《国富论》其他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他的论述奠定了“经济人”假设的基础，因此，斯密的“经济人”思想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以《国富论》所系统化而成的古典经济人模式具有某些致命的局限，必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修正和补充。 亚当·斯密在建立经济学规范体系的逻辑起点时，他主要是从生产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因而这个逻辑起点常被称为“利润最大化假定”，但是当人们以此来解释人的消费行为时，就遇到了一些困难。消费者选择某种商品并不是为了获得利润，为了消费而买和为了转让而买的行为目的是不同的。……这样，消费者从对某种商品和服务的占有、使用或消费中得到的快乐和满足就被定义为这种商品或服务的“效用”。但是，效用并不像利润那样可以进行精确的计量，所谓“效用量”只是表示商品效用的顺序性排列以及因消费数量不同而发生的效用变化，不过这已经足够了，因为这已经使人们可以从“效用最大化”的逻辑起点去建立关于基数效用和边际效用的一整套规范性消费理论。斯密的逻辑在这儿得到重要补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已不是仅仅从生产者的角度去考察资源的配置状态，而是从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追求和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追求两个方面去研究供应和需求形成的市场均衡（李培林，1995:204）。 对古典经济人抽象的诸如此类的缺点和不完善之处的纠正、补充，是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及其后世继承者所进行的。在19世纪中叶，对古典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无法解决的难题的研究，以及对他们的某些缺乏严密定义和论证的理论的挑战，终于引起了一场经济学的巨变——“边际革命”。在分析工具上，标志着古典经济人抽象和新古典经济人抽象的真正分水岭，是边际方法的引入。这种引入的重要意义是：它给怎样选择可供利用的资源以实现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这个一般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基础（杨春学，1998:132-134）。 （三）经济学边界的扩展：“经济人”假设应用于非经济领域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形式上严密的论证，促使新古典经济学跨出自己学科的边界，“侵入”其他社会科学并无往而不胜，最终到达被人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②(Souter,1933；Boulding,1970；Bohman,1992；Scheff，1992)的巅峰。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入侵”政治学领域而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由经济市场行为分析推广到政治市场行为分析，将斯密的“经济人”的自利属性发展到极致。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丹尼斯·缪勒在《公共选择理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经济人。“公共选择的方法论却是经济学的。与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缪勒，1999:4）。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模型的基点就是把“经济人”假设扩大到个人在面临“非商品”选择时所采取的行为和态度。政治市场上的选民、政治家都是理性人，他们的基本动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经济学不仅仅在政治学领域获得凯旋，它对其他更为广阔的非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入侵”也捷报频频。贝克尔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家庭、婚姻、生育等更为一般化的人类行为中。在贝克尔看来，无论政客还是商人，无论独身还是结婚，各个人的活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这样，在贝克尔的新“经济人”的效用函数中，既包括经济因素，也包括非经济因素，最大化效用涵盖了个人可能追求的任何目标，他甚至认为犯罪行为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用“效用最大化”替代“利润最大化”来作为整个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这样，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被解释成为人们根据自己所面对的约束来做出反映一系列欲望、期望、偏好的选择，而且是追求做出的选择越多越好(Becker，1976)。 （四）“经济人”假设作为硬核的缺陷及经济学内部对它的批判 在经济学领域内部，从经济人假设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有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经济学说史上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主要围绕着三条线： 第一条线：就利己和利他的关系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美国经济学家凯里是第一位对经济人假说进行批评的代表性人物。他针对穆勒的观点提出批评，指责古典经济学的“政治—经济人，只被赋予寻求食宿的品性，而完全排除了情感和智力等其他品质”（转引自杨春学，1998:175）。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人”的批判影响最大。历史学派认为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第二部著作《国富论》（1776年）的观点是矛盾的，前者立足于“利他”的人性，后者立足于“利己”的人性，以此攻击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抽象演绎分析方法。和边际学派的争论引发了围绕斯密的两部著作是否以同一的人性和统一的思想为根据的所谓的“斯密问题”。相应的，这些批判也激起了支持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家的回应。 第二条线：就利润最大化与非最大化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1939年“牛津研究团体”成员霍尔和希齐通过调查发现，许多厂商并没有按边际原则来考虑价格决策，而是按成本加价的办法来获得利润，即厂商的实际行为并没有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以一种惯例的方式行事。当然这种批判激起了马克卢普、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辩护。 第三条线：就行为理性与非理性关系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性行为，提出了传递性、完备性和连续性等理性偏好公理。这些公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能进行数学的推演而设定的，极少考虑其经验的有效性。70年代后，有些经济学家发现了“偏好颠倒”现象，表明人们根据不定的偏好进行决策或判断是非理性的，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偏好的“理性”假设相去甚远。由此说明新古典理论关于偏好的假定都是缺乏根据的。 二、波兰尼对“经济人”假设的颠覆：“脱嵌”是一种不可能 经济学内部就“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促使“经济人”假设进行自我的修补和完善，而波兰尼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则是颠覆性的。 如果说上面所提到的经济学内部对于“经济人”假设的批判第一条线是着眼于“经济人”假设三个基本命题的第一个命题“自利”、第三条线着眼于第二个命题“理性行为”，那么波兰尼的批判则是着眼于“经济人”假设三个命题的第三个命题“自由市场”，或者可以这样说波兰尼对整个“市场自由主义经济”的批判。“《大转型》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即相信不管是民主国家社会还是全球经济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发调节的市场来组织——最强有力的批判”（波兰尼，2007:10布洛克的导言）。 波兰尼具体的分析逻辑是怎么样呢？ 1.“嵌入”概念 解释波兰尼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嵌入”(embeddedness)概念。他根据人类学研究成果指出了经济体系的三种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波兰尼，2007:47）。19世纪之前的人类经济活动史表明，除了上面提到的互惠、再分配以及家计三种方式外，还有体现市场功能的交换：“交换和贸易是这样一种经济行为的原则，它的有效性有赖于市场模式的存在。市场就是人们为了交换或者为了买卖而汇聚的场所……交换原则的有效性有赖于市场模式。与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可能在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这一点相同，交换的原则同样可以在一个社会中居于从属地位，而由其他原则在社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波兰尼，2007:49）。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的经济曾经存在过”（波兰尼，2007:37）。并且，“市场或货币的存在或缺席并不必然会影响到一个原始社会的经济体制”（波兰尼，2007:50）。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经济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用波兰尼的话说是一种“嵌入”(embedded)经济。只是到了19世纪以来，这个有机结构才被打破了，经济脱离开社会，成为“脱嵌式”(disembedded)经济，并且凌驾于社会之上（波兰尼，2007:50）。 他还认为，把相互孤立的市场转变成整一个的市场经济，把诸多被规制的市场转变成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是一种人为的现象。“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诸市场之链合为一个具有无穷力量的自发调节的体系，并不是它们要发生癌变的内在倾向性所产生的自然结果，而是被植入社会机体的高度人为的刺激物所产生的效应，而出此下策的动机则是为了应对由机器这种同样人为的现象所引发的情势”（波兰尼，2007:50）。紧接着，他指出，市场并不是主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而是在其外部运转的制度。“不管是远距离贸易市场还是地方市场，本质上都不是竞争性的，并且正是这个原因，两种市场都不会造成区域贸易，即所谓国内市场或者全国性市场的压力。这些论断中的每一个都是被古典经济学家当作公理来运用的某些假设的沉重打击，可是它们全都非常严格地符合现代研究所发现的事实”（波兰尼，2007:51）。 这些说明古典学派先验制定的人类逐利动机，对利益的计算、讨价还价的本能等不具有普遍性和超历史性，也就从根本上颠覆了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和“自发调节的市场”的前提性假设。 2.“脱嵌”为何不可能？ 随着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兴起，经济有没有成功地“脱嵌”于社会并开始支配社会呢？从波兰尼的这段话中可能会得出肯定回答的误读③： “终极而言，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波兰尼，2007:50）。 波兰尼这段话的真实意思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确实想要创造一个已经有效脱嵌的社会，而且他们鼓励政治家们去追求这个目标。可是他同样坚持认为他们不曾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实际上，波兰尼说过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项乌托邦建构；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波兰尼，2007:3）。 为什么脱嵌是不可能的呢？波兰尼认为要想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成纯粹的商品，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灭。他的论证的根本逻辑在于他区分了真实的商品和虚拟的商品。他认为，商品就是那些为了在市场上出卖而生产出来的东西。土地、劳动力和货币最初生产出来并非用于在市场上出售的，所以它们都不是真实的商品而是虚拟商品。劳动力不过是人类的行为，土地是被细分的自然，而现代社会中货币与信用的供给必然是政府的政策创造的。现代经济始于假设这个虚拟商品会像真实商品那样起作用，但波兰尼认为这种手法会产生致命后果。 所以，“资本主义是历史上的一种‘非常规’现象：因为在此之前，经济的安排是‘嵌入’社会关系的，而资本主义产生以后，这种关系颠倒过来，社会关系反而要用经济关系来界定”（李培林，2004:70），但正如上文所讲，这种颠倒的状态不会真正的成功，也不会长久，因为一方面是上文波兰尼所分析的虚拟商品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重商主义和资产阶级需要国家保护他们新生的企业和脆弱的社会地位，而政府则成了资本主义的侍女，用法律和军队的强制来帮助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李培林，2004:70），这种需要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是不会长久的。 波兰尼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是颠覆性的，他的“经济是社会的一部分”、“经济行为是嵌入社会行为中的”观点对以后的学者建构整体主义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人”假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格兰诺维特：“社会网”与“嵌入理论” （一）《求职》的社会网：对“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的经验反证 1.对完全劳动力市场的批评。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模式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模式。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模式受价格机制调节的供求曲线被毫无例外地推移到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研究之中。但格兰诺维特认为这种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局限在于它把市场理解为“没有摩擦系数”的“完全市场”，而“完全劳动力市场就像完全商品市场一样，仅仅存在于教科书之中”(Granovetter，1974)。 2.对搜寻模型的反证。另外，针对斯蒂格勒(G.Stigler)的搜寻模型的“成本—收益”计算（即搜寻成本等于预期的边际回报），格兰诺维特认为，“一般而言，测度搜寻成本和搜寻收益提出了非常困难的问题”(Granovetter，1974:27)。沈原(2007:56)认为，这种困境包括：(1)如何界定搜寻成本和搜寻收益？搜寻过程所花费的时间是否应划入搜寻成本？(2)“机会成本”不能不加以考虑。(3)如何对搜寻收益进行评估？ 格兰诺维特根据相关的经济学调查，以及他自己在波士顿郊区的一个名叫“新镇”的地区对于一个特殊阶层即所谓PTM工作人员（即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求职过程的调查，虽然并不绝对地否定搜寻理论，但他通过自己的经验研究揭示出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传递的另一个重要源泉。他发现：当将工作信息的来源和职位收入水平联系起来时，就可发现，大多数收入较高、工作满意程度也高的工作，并非来自搜寻过程产生的信息，而是来自人们的社会网络。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社会网络充当了工作信息的传递桥梁。 格兰诺维特的经验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成为劳动力市场中传递工作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一个求职者掌握的社会关系纽结越多，他所可能得到的工作信息也就越多，“最一般的公式将会提出：人们做出主要职业交换的可能性，大致上与其……在职业上有所不同的人际接触成比例”(Granovetter，1974:36)他根据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传递的过程和特点，提出主要是“弱关系纽结”，而非“强关系纽结”，才是信息传递的真正的“桥梁”。当然，他的这一研究结论是基于欧美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做出的。 1988年边燕杰基于在中国天津展开的调查得出研究结论：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强关系纽结”在找寻工作职位的作用方面是不尽相同的。在中国这样带有强固中央集权特点的“计划体制下”，是“强关系”而非“弱关系”纽结将人与工作匹配起来（边燕杰，1998；Granovetter，1994）。 （二）“嵌入理论”：“经济人”假设是一种“社会化不足”的观念 除了进行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外，格兰诺维特还在他的著名论文《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中提出了他的“嵌入理论”。 1.划清与“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界限。在文章导言的开头部分，他指出：“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大部分观点，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设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几乎不受社会关系影响，因此追求一种近乎于这些思想实验的理想化状态”(Granovetter，1985:481)，表达了对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设的不满。然后，他提出：“与此相反的则是我所谓的‘嵌入性’的主张：这种讨论认为行为和制度总是受到正在运行的社会关系的压抑和控制，因此将它们看做是彼此分离的做法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误解”(Granovetter，1985:481)。紧接着，他在指出“嵌入性”概念来源于波兰尼(Granovetter，1985:482)的同时，与以往的“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种观点划清了界限。格兰诺维特与这两种观点都不同，他提出了一种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全新观点：“我的观点与以上两种流派的观点都是有分歧的。我认为，如果使用嵌入性理论来审视社会经济生活及其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的话，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在前工业社会，嵌入性的现象始终存在，只不过在各个社会中嵌入的水平和程度是不同的”(Granovetter，1985:482)。 2.批评“过度社会化”和“社会化不足”两种观点。在随后的章节中，格兰诺维特通过批判丹尼斯·朗《现代社会学中人类过度社会化的概念》中的“过度社会化”(Wrong，1961)概念，区分了“社会化不足”与“过度社会化”两种类型。④并认为，“经济人假设”是一种“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ed)的观念，他把这种“经济人”称为“低度社会化人”。由于“低度社会化人”把人的行为看作只是原子式的个人的孤立活动，而不是既定社会关系和结构的产物，无视行为者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无视人与人之间行为互动的事实，因而最终无法把握个人的行为选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无法解释行为选择背后的真实原因。接着他指出这两种观点的共同错误。 但是除去过度社会化和社会化不充分这两种观点的对立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讽刺性的现象：两者都具有通过原子化的个人实现决策和行动的观点。在低度社会化的描述中，原子化来源于对自我利益的狭隘功利追求；在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中，原子化则产生于个人业已内化的行为模式，因而持续运作的社会关系对行为仅只具有边缘性的影响。……因此社会化不充分和过度社会化在关于秩序问题的结论上达成了一致，都把个人现时的决策和行为与个人当下所处的社会关系割裂开来……(Granovetter，1985:485)。 接着，他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关于人类行为分析的丰富的研究成果需要我们避免对不充分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观点中的原子化理论的盲从。他们不会像游离于社会联系之外的原子那样进行决策和行动，他们也不是像奴隶一样死守他们凑巧占据的社会范畴的特定交汇点为他们写就的脚本。相反，他们尝试进行有目的行为是嵌入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体系之中的……”(Granovetter，1985:487)。 综合看来，格兰诺维特认为，人不是脱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像原子式地进行决策和行动，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做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为选择。换言之，他认为经济制度起初未必源于理性选择，很可能是社会历史的遗留，仅靠理性选择不能充分解释经济行为，而经济学在剔除“非经济动机”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 “嵌入理论”把行为人的选择置入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不仅点到了“经济人”假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缺陷，而且也击中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唯心主义”要害（赵磊，2004），这为一种建立在“社会人”假设基础上的新经济社会学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事实上，格兰诺维特确实也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四、“社会人”假设与新经济社会学的建立 正如上文提到的，经济学领域内部围绕着“自利”命题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多次批判，在这些批判的过程中，一直体现出“社会人”假设的某种进步性。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人”假设是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人的集中体现，而“经济人”只是一种抽象了的人性，或者说只是人性中“自利”本性的一种抽象，而真实的现实世界中，完全理性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经济社会学就是建立在“社会人”假设基础上的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一）经济社会学先驱与“社会人”假设 在卡尔·马克思的时代，“‘经济学’和‘社会学’并不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单独存在”（斯威德伯格，2003，导论：9）。马克思从人是社会动物出发，指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马克思、恩格斯，1995:71-72）。马克思是要把个人动机和行为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1960:84）。 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争论的时代，马克斯·韦伯为了调和两者的争论，以阻止两派陷入僵局。在1904年发表的《社会科学中的客观性》中，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做了清楚的阐释；在这篇论文中，他还提出了“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他所说的“社会经济学”大体上是一种泛指的经济学，其中不仅包括新古典理论，也包括经济史和经济社会学。 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或者对经济社会学学科的创立起到重要作用还有涂尔干、凡勃伦、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等，他们都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原则用社会学的方法探讨人的经济行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新经济社会学的建立及其理论日程 1985年，在华盛顿特区美国社会学协会上的一次谈话中，马克·格兰诺维特创造了“新经济社会学”一词（斯威德伯格，2003，中文版序言：7）。在接受斯威德伯格的采访中，格兰诺维特区分了“旧经济社会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的精神气质与理论追求：旧经济社会学的整个生命周期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态。产业社会学是其中之一，另一个主要形态是帕森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与社会”视角。这两个形态的共同之处是都没有在自己的领域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有效性进行挑战。他们也没有试图涉及新古典经济学涉及的相同命题（斯威德伯格，2003:144）。 1.旧经济社会学。属于旧经济社会学的帕森斯的“经济与社会”视角对标准经济学非常尊敬，他认为经济学非常适合它自己范围内的事情。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帕森斯与斯梅尔赛说，经济学不仅适用，而且是值得其他社会科学仿效的典范（斯威德伯格，2003:145）。在这本书中，帕森斯的全部讨论是，如果你能将经济学理论与帕森斯的范畴相结合，就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旧经济社会学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多采取恭敬的态度。 2.新经济社会学。格兰诺维特认为，区别“新经济社会学”与“旧经济社会学”的最明显的事情，就是新经济社会学对正统经济学不太恭敬的态度。“新经济社会学”更愿意表明，社会学家对标准经济学的方法是有看法的。这些看法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取代经济学的解释（斯威德伯格，2003:145）。旧经济社会学与新经济社会学之间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对待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经济行为的问题。新经济社会学常常表明，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根本就是经济结果的部分原因，它不是微不足道的。目前，新经济社会学方面确实出了不少著作，其中有的使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有的没有使用。前面提到的格兰诺维特的《求职》和博特(Burt，1992)的《结构洞》，都是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代表著作。没有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代表人物是迈克尔·布拉沃(Michael Burawoy)，在他的《制造业的一致行为》(1979)一书中，他并没有涉及社会网络，但极为明显的是，他认为工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对经济结果十分重要。在《生产的政治学》⑤(1985)一书中，他笼统地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但他还是没有明确地提出社会网络。但格兰诺维特认为，即使布拉沃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在他的研究和自己的关于嵌入的研究之间，仍然有一种明显的关系（斯威德伯格，2003:146）。因为布拉沃试图表明，对马克思来说，生产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是生产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 在1992年出版的《经济生活的社会学》一书中，格兰诺维特与斯威德博格一同为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三个命题：(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2)经济生活依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3)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Granovetter & Swedberg，1992:6)。这三个命题不仅是对包括他们在内的新经济社会学家所做的学术工作实践的总结，更是新经济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理论纲领。 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日程》一文中，格兰诺维特进一步明确了新经济社会学应当重点关注和处理的对象与内容。他首先指出了具有“工具主义还原论”倾向的经济分析存在的两个问题：(1)抽象掉了“关系”这一基础层面，而这种关系体现了经济互动以及其他所有行动的特征（纪廉、科林斯等，2006:48）；(2)利益驱动的行为模型是一种极为典型的去背景化分析，应该与受信任或权力驱动的行动结合起来分析。 然后，他概括出如下的理论主张：在社会互动中人们有着混合性的动机，因此行动并不是按照以纯粹自我利益为基础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社会学通过研究考察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如何使行为与狭隘的工具理性分道扬镳而扩展了这一点。为了对这片巨大的理论荆棘地进行拓荒，他还简要区分了水平的与垂直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对于这种分道扬镳的不同影响（纪廉、科林斯等，2006:52）。水平的关系，主要就是信任或团结；垂直的关系是那些与信任或团结不同的权力关系的特征来界定的，如支配与顺从等。 格兰诺维特认为，新经济社会学不仅要研究不同于纯粹利益动机的信任、权力、规范、身份认同等个人行动的激励要素；还要考察界定人们行动的社会空间、制度或各种制度要素，并解释这些空间是如何出现、如何结合和如何分离的，以及资源在它们之间是如何流动的等（纪廉、科林斯等，2006:68）。另外，受动机、信任与合作、权力与顺从，以及影响动机、信任与合作、权力与顺从状态的个人行为规范、身份认同等影响和调节的个人行为，是如何受到更大的制度结构的影响的？个人行为又是如何重构这些更大的制度结构的？这正是一些经济社会学家已经和正在从事或者未来将要从事的研究内容。比如格兰诺维特和麦克奎瑞(1998)对美国早期电子产业的分析和安纳利·萨克斯利安(1994)对硅谷高科技公司网络关系的研究等。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 在确定了学科的前提假设和理论日程之后，新经济社会学几位主将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格兰诺维特、斯威德伯格、南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罗纳德·博特(Ronald S.Burt)、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White)、维维安娜·泽利泽尔(Viviana A.Zelizer)、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维克多·倪(Victor Nee)等。这些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们大致上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各自的研究： 1.理论建构。从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经典经济社会学理论中汲取营养，把经济社会学的渊源往前追溯，为新经济社会学学科建构理论框架。正如前面所述，格兰诺维特于1985年提出的“嵌入”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的奠基性文献，而“嵌入”这一术语正是从波兰尼的经典著作中汲取的灵感；科林斯(1980)在论文《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最后理论：系统化》中，从韦伯的最后一部著作(1961)《总体经济史》(General Economic History)一书中吸取资源，认为韦伯在这最后一部著作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比以前更加关注马克思的论题了，用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化理论”代替了先前的“宿命论教义”；在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博格(1992/2001)编选的论文集《经济生活的社会学》、斯梅尔赛和斯威德伯格(1994/2005/2009)编选的论文集《经济社会学手册》、道宾编选的论文集《新经济社会学读本》(2004)、《经济社会学》(2008)和倪、斯威德伯格(2005)编选的论文集《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学》中，把人类学家格尔兹、斯特劳斯、社会学家韦伯、涂尔干、马克思和经济学家西蒙、诺斯等人的论著⑥选入其中，挖掘其中的经济社会学渊源，为新经济社会学朝着制度分析、网络分析、权力分析、文化分析和认知分析的理论路向迈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新经济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建构方面，斯威德伯格(Swedberg，2003 chapter l；2005b)提出“将经济利益的分析方法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方法相结合”的观点，并将这种分析方法的运用追溯到经典经济社会学学者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那里；对于经济社会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脉络的梳理，格兰诺维特(1990)、斯威德伯格(1987，1997，2005a)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经验研究。在具体经验研究领域开疆拓土，一步步重新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比如对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的研究形成的市场社会学；对工业组织、公司管理的研究形成的组织社会学。当然还有对于文化、信任、习俗的研究而形成的文化社会学等。具体说来，哈里森·怀特率先将社会学的网络研究方法运用到市场研究中，他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市场视为一种“角色结构”。并在《市场是从哪里来的？》(White，1981)一文中提出他的所谓W(y)模式，在《作为诱导性角色结构的生产市场》一文中概括了他的观点：市场是通过一组均衡的即W(y)式的互动性观察而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角色结构。生产者相互观察总量／收入以供决策，而这些观察能不能凝聚起来，就决定了市场会不会维持下去。在后来的《来自网络的市场》(White，2001)一文中，对他的市场理论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的市场理论对经济社会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理论运用一种网络方法，不再关注市场被嵌入其中的制度与社会关系，而是关注市场本身的内在网络结构。这一理论对于建立一种确定生产市场的各种变异类型的参数预测模型是很重要的（纪廉、科林斯等，2006:21-22）。博特(Burt，1992)与怀特一样，也试图揭示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竞争的动态变化的。他提出的“结构洞”理论，为经济社会学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因为它把竞争的优势定位于社会关系之中，而不是定位在公司能力、战略和市场等属性上。而且，它可以对行动者基于其网络关系的相对优势（或劣势）进行量化研究。 另外，巴荣、汉南、黑素和柯卡克拓展了制度主义的论题，认为公司创立者头脑中既有的文化蓝图(cultural blueprint)在很多方面都影响着一个公司的建立，文化蓝图具有一种持久的影响，表明在组织演化中存在一种路径依赖（纪廉、科林斯等，2006:337-371）。而维维安娜·泽利泽尔运用文化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涉及“亲密交易”的不同社会关系类型，常常决定其所调用和涉及的意义——把经济社会学研究扩展到那些传统上认为是超越了经济社会学研究边界的层面（纪廉、科林斯等，2006:372-408）。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日益进入以往只能由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不再充当被人称之为“剩余学科”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建立在“社会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学对现实的极强的解释力所致。 五、简短的结论与展望：跨越学科边界的对话 以“经济人假设”为硬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自有其“逻辑性强、操作性强、易于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数理分析”的长处和优点，但其“简化社会现实生活”的不足也很明显。虽然如杨春学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各自不同层次上对人进行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理论经济学对人的研究，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全面地研究和考虑影响人的因素”（杨春学，1998:226），但不考虑人的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结构或者经济所嵌入其中的社会，怎么说也不能算一门敢于直面现实社会的学科。所以，建立在“社会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经济分析的不足，对传统的理性选择、效用驱动的经济模型所提出的那些理论进行补充解释甚至是替代解释。 有论者指出，后帕森斯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为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其二为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计量学奠基人拉格纳·弗里希，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标志；1974年瑞典人冈纳·缪尔达尔荣获第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社会学化”趋势的重要标志。 另一方面，社会学的“经济学化”也成现实，社会学者也已经将触角伸入经济学领域，如美国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认为市场是“社会网”且首先是社会关系，“社会网是经济交易的基础”；他关于角色结构的市场分析是一种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宋林飞，2000；White，1981，2001）。 诸如此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不胜枚举，可见两门学科的新一轮对话已然开始并将深入持续。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也必须对话，因为“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能够形成有效的矫正机制，完全有助于学科的进步”（胡汝银，1992）。但是，作为社会学甚或是经济社会学学者，应当明白“一种理论的建构不仅仅是一个工程，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人的思维和认识过程的复杂性，理论上的对话和争论非常必要。（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尽管有种种缺陷，但它毕竟是我们的理论讨论必须观照的基础体系之一。社会学要在它的各个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系列规范的中层理论，必须注重理性选择理论研究视角，你可以不同意理性选择理论的假定和推论，但你不能没有对一种规范的理论体系的追求”（李培林，2001）。 的确如此，“社会人”假设不企图“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价值”（杨春学，1998:226），但它至少可以给仅仅认为人类怀有“自利”本性的“经济人”以更广的思路和学术视野，把人类的“利他”本性纳入研究的视域。相应的，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学，也必然会对社会学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工具。两者的相互对话和融合也许是“社会人”假设对“经济人”假设不断反拨和交互的必然结果。其实“随着人们对社会现象复杂性认识的不断深化，随着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随着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根据研究对象来划分学科界限的做法就越来越不适用”（李培林、李强、马戎，2008:5），更多地应以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不同来划分学科界限甚或是打通学科界限。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指出的，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融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文学和文化研究，更不用说哲学方面显现出来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为跨学科研究辩护，那是一种机械的研究。我非常喜欢在每个学科内部进行的学科训练，但是随着这种学科训练，会有很多从其他学科获取知识的机会。”（《挑战》杂志编辑部，2000）。我们期待着这种学科对话的进一步深入。 *本文是在我博士论文文献综述基础上扩展而成，衷心感谢导师李培林先生对我的悉心教导，他对文章的初稿提出了精当的修改意见，并给我列了具体的书目让我进行深入阅读，但本文中一切不足与失误，均由笔者一人负责。 注释： ①伊·拉卡托斯指出，科学研究纲领是由一个理论系列中各个理论结合而成。其结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硬核”，表现为某种非常一般的、构成纲领发展基础的理论假说；一是“硬核”周围的保护带，不仅包括各种辅助假说，还包括初始条件时所依据的假定以及观察陈述。当“硬核”遇到反常或否证的时候，即当科学研究纲领与观察实验资料有矛盾的时候，就要调整作为保护带的辅助假说和理论，以保护“硬核”不受否证。见伊·拉卡托斯，1986，《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②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文献中对“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术语的最早提出者存有不同看法：沈原(2007:27)认为是坎尼斯·伯尔丁于1970年最先提出；斯威德伯格(2003:16)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词是1930年代初期由拉尔夫·威廉·苏特在经济学讨论中提出的。显然，笔者认为斯氏的观点也许更为合理，因为帕森斯(Parsons，1934)早在1934年的论述可为旁证：“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结果不仅肥沃了‘邻邦’的土地，而且还让他们的某些部分勒在了与自己的情况不相符合的‘经济学’的紧身衣里。”（转引自斯威德伯格，2003:17）。 ③正如布洛克在《导言》中所讲，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犯了误读波兰尼的错误（波兰尼，2007:16导言脚注①）。 ④“过度社会化”是相对于“社会化不足”而提出的。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认同霍布斯提出的秩序问题，但认为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传统所提倡的“人的原子化”和“社会化不足”观点是不能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Parsons，1937:89-94)，另见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36页。朗赞同对原子化功利主义的突破和对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的嵌入性的强调——这是霍布斯思考中缺席的关键性因素，但是他也提醒不要过度夸大这种嵌入性的程度和消除冲突的功能(Granovetter，1985:483)。 ⑤当今学界对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代表人物Michael Burawoy及其著作的翻译较为混乱：安佳(2003)译为迈克尔·布拉沃，将其著作译为《制造业的一致行为》(1979)和《生产的政治学》(1985)；林宗弘等(2005)译为迈克·布洛维，将其著作译为《制造甘愿》；沈原(2007:163)译为麦克·布洛维，将其著作译为《生产的政治》；李荣荣和闻翔(2008)译为迈克尔·布若威，李将其著作译为《制造同意》。为尊重译者意，本文中笔者将按引文原始出处标示译名。 ⑥几位经典作家的论著被选入的清单如下：Clifford Geertz,The Bazaar Economy:Information and Search in Peasant Marketing; George Strauss,Group Dynamic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Max Weber,From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Karl Marx,From 'The German Ideology'; Emile Durkheim,Fro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and from 'The Elementary of the Religious Life'; James G.March and Herbert A.Simon,From 'Organizations:Cognitive Limits on Rationality'; Douglass C.North,Capit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推荐给你们一本内容和内涵都足够“刺激”的历史读物，罗翔老师编著的《刑罚的历史》。 这是一本中国古代刑罚简史，以一桩桩在历史中真实存在的故事与案例，讲述了墨刑、宫刑、刖刑、劓刑......等各种酷刑在古代的兴起流变。 👇点击图片 即可购买👇 中国古代的法律以刑法为主，而刑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刑罚。千年的酷刑变革史，其实就是另一种中国法律的发展史。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故事，但所有的故事依然在向今天的人们说话。” 这本书能带给你的不仅仅只有猎奇谈资，更能让你从刑罚的历史里，洞悉到人类的共同经验与教训，珍视如今得来不易的法治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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