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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春秋繁露》一书的重要性与真实性，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争论。直到今天，学术界仍有人表示自己的怀疑观点，认为《汉书》中有关董仲舒的记载应该打上折扣，而《春秋繁露》则是一部“存在疑问的著作”。本文认为：《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虽然存在着经后人整理的痕迹，但总的说来，它是董仲舒本人的作品，是研究其学说的第一手材料。其在体例结构上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董仲舒据“公羊学”义理对《春秋》所作的解释与阐发，这就是那些“本《春秋》立论”者；二是记载董仲舒的一些言行，通过这些言行，董仲舒的基本思想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三是董仲舒以“公羊学”义理为取舍标准，汲取阴阳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中某些因素，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而创立的新说。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专治《公羊春秋》。汉景帝（公元前157年——前141年在位）期间为《春秋》博士，“下帷讲诵”，以课徒讲学为业。汉武帝时期，上著名的“天人三策”，为汉代封建统治指明了方向。晚年的董仲舒致力于讲学著书，学生中著名者有褚大、吕步舒、殷忠等，后来大多数成为西汉王朝的一些重要管理人才。 在学术上，董仲舒最擅长于《春秋》之学，为两汉最著名的公羊学家之一（另一位是东汉后期的何休）：“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的思想，对于两汉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思想，就离不开对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的考辩。 一、《春秋繁露》传本的真伪问题 董仲舒的著述，除了传世的《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中有阙篇）之外，尚有《汉书》本传所收录的著名“天人三策”以及《汉书·食货志》所载的《限民名田说》等等（后人曾据上述内容编成《董胶西集》二卷）。他们是董仲舒学说的集中反映，也是我们在今天研究和评述董仲舒儒学思想的根本依据。“天人三策”与“限民名田议”的内容比较可靠，而对《春秋繁露》一书的重要性与真实性，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争论。直到今天，学术界仍有人表示自己的怀疑观点，认为《汉书》中有关董仲舒的记载应该打上折扣，而《春秋繁露》则是一部“存在疑问的著作”，唯有《史记》才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可信史料。我认为，要充分论证董仲舒儒学理论的内容与意义，首先要对《春秋繁露》一书作比较深入的考证，从各方面证实它确实是董仲舒思想的集粹，然后方可进一步讨论其他问题。 我们认为，《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虽然存在着经过后人整理的某些痕迹，但是总的来说，它的确是董仲舒本人的作品，是研究其学说的第一手材料。 第一，从其著录的情况来看，它的基本内容在汉代即已存世并流传，而正式冠以今天的书名，则最迟于初唐时就为公私目录书以及正史有关志典所著录了。考《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春秋类》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又《诸子略·儒家类》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这充分表明，在东汉中叶，《春秋繁露》一书的名称虽尚未正式出现，但是董仲舒本人有著述传世，却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汉书》本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明白告诉我们，《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百二十三篇原与传《春秋》者无涉，传《春秋》者自有《闻举》、《玉杯》、《竹林》等篇。而且据此可知董仲舒的著述在当时的数量比流传于今的要多得多，其著述在历史上是有严重散佚的。另外，更引起人们所注意的是，在《汉书》本传中《竹林》、《玉杯》等与《蕃（繁）露》为并列关系，而在今传本《春秋繁露》之中，它们之间却成了从属关系，《玉杯》、《竹林》、《清明》均成为其书中的篇名。 但是到了《隋书·经籍志一》那里，唐朝初年之学者就明确著录了：“《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胶西相董仲舒撰”，其卷数且与今所见《春秋繁露》的卷数相吻合。自此以降，历代正史《经籍志》或《艺文志》以及有关公私目录书均有著录，不曾更改。有人所称的《隋书·经籍志》“未见此书名”的说法，显然是治学空疏，未曾翻检覆核《隋书》所致，是史实征引上的一则笑话，不足为据。 第二，我们对《春秋繁露》考证研究的结果，可以充分证明其书的真实可信，对它的种种怀疑不能成立。 由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中没有《春秋繁露》数目，而《蕃露》、《玉杯》、《竹林》、《清明》在本传中皆系“说《春秋》事得失”之书名，而今本则不然，因而使得一些人对其书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疑虑：“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宋代《崇文总目》怀疑其书为后人所“取而附著”：“原释其书尽八十二篇，义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间篇第亡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题篇，疑后人取而附著云。 宋代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在其著作《郡斋读书志》中，对《春秋繁露》一书的形成由来，则无可奈何地表示“皆未详”。 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指出，传本《春秋繁露》一书问题很多：“今其书才四十篇，又总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乃知董生之书流散而不全矣”（欧阳修《书〈春秋繁露〉后》） 程大昌《秘书省书〈繁露〉后》更是进一步否定了其书传本的真实性。理由是，一、“辞意浅薄”。“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二、与《汉书》本传所著录之书名不相符合：“《玉杯》、《蕃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某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三、书中的内容颇有出入：“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董氏今书皆无之。”程大昌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臣然后敢言今书之非真本也。” 另外有些人对于判断《春秋繁露》传本的真伪问题表示了无能为力。例如，北宋庆历年间的楼郁声称：“本传称《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今其书十卷，又总名《繁露》，其是非请俟贤者辨之”（《春秋繁露·序》）。 但是也有不少人对程大昌等人的观点表示不敢苟同。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认为：“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然而其所列举的理由，尚不免显得比较单薄和主观。 不过，南宋的楼钥却有力地考实了《春秋繁露》的可信性，它的肯定性结论建立在认真分析、仔细比较、翔实征引、客观论证的基础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于《〈春秋繁露〉跋》中写道：他开始也信从程大昌的意见，认为《春秋繁露》一书纯系后人摘抄依托而成，“遂以为非董氏本书，且以其名，谓必类小说家”。后来因见到胡仲方所刻的罗氏兰堂本，又访得一潘氏善本，遂改变了原先所持的看法。楼钥进而征引许多具体史料来论证《春秋繁露》“其为仲舒所著无疑”：“余又据《说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许叔重在后汉和帝时，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本传中对越三仁之问；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爱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类，今皆在其书中。则其为仲舒所著无疑，且其文词亦非后世所能到也。”楼钥这种以参照“天人三策”等内容的途径，来论定《春秋繁露》传本之系董仲舒著作真实可靠，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科学的，值得我们信赖的。因为“天人三策”等资料没有疑问，真切反映了董仲舒的思想，假如《春秋繁露》的主要观点和文字与其相一致，那么其书的真实性也就毋庸置疑了。更何况《春秋繁露》中涉及的董仲舒的生平活动，又同《汉书》本传所记载的完全相吻合呢！ 除了楼钥所指出的《春秋繁露》与《汉书》本传记载相一致处以外，两者间相同处尚有很多。《重政》篇云：“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这在《汉书》本传的“对策”中是：“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又如两者都高度强调封建教化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把教化视为为政之要务。本传“对策一”有云：“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为人者天》则云：“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悌）也。此威势之不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关于“更化”“改制”问题，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楚庄王》篇有云：“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汉书》本传中的“对策三”对此则说得更为简洁明了，揭示了董仲舒有关封建纲常伦理问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本质主张：“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在鼓吹灾异谴告说方面，《春秋繁露》与“对策”更无不同。《必仁且智》篇云：“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咎乃至。”在“对策一”中，董仲舒也把灾异现象的发生同国家政治的得失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上天警恶劝善的重要象征。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在重要的“义利”观问题上，两者亦基本一致，重义而轻利。《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云：“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按，《汉书》本传则作：“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致无为而习俗大化”这一句，在本传中被摈弃掉了。其原因很可能是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接近汉初，当时黄老之学在社会上还拥有一定的势力，故其在著书的过程中有时不免偶尔透露出受新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留下了“致无为”这样一类文字。而到了东汉班固撰著《汉书》时，新道家的影响几乎已近乎销声匿迹，为了突出董仲 黄朴民：《春秋繁露》考略（全文） 2019 11/21 17:24 舒一代“醇儒”的形象，故有意将“致无为”这类文字删去。这恰好反映了《春秋繁露》的确代表董仲舒的思想，班固《汉书》本传所载来源于董仲舒自己的著述。 又，在《汉书》本传中，“修其理不急其功”一句，被改动为“明其道不计其功”。“急”与“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语意上却起了很大的变化。所谓不“急”者，仅仅表明董仲舒主张在“功利”的追求上，不要太操之过急，而并非从根本上拒言“功利”。而所谓不“计”者，则是意味着将“功利”彻底置之度外，决口不言。这实在太绝对化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董仲舒对汉武帝所推行的那一套做法基本是持肯定和赞成态度的。汉武帝过分热衷于“功利”，董仲舒只会讽劝其不要太急于求成，而要有所节制，让“利”服从于“义”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武帝追求功利。否则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就显得太古板、太迂腐，也不会被武帝所接受、所尊崇了。 再参照《春秋繁露》中其他谈到“义利”问题的文字，也可知董仲舒的本意应该是不“急”，而不是什么不“计”。如《身之养重于义》篇云：“天之生人也，使人（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由此可见，董仲舒本人也认为“利”可以“养体”，“体不得利不能安”，并没有完全排斥“利”而已。基于这一认识，董仲舒提倡不要过分热衷于对“利”的追求。这正是董仲舒“义利”观的全面体现。班固对董氏原意虽然稍有歪曲，但无论在句式方面还是用意上，都显然是对董仲舒原作的沿袭，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春秋繁露》一书的真实性，也透露出其书在本质上是董仲舒思想的真实反映，是汉代儒学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当然，《春秋繁露》与《汉书》本传所反映的董仲舒思想、言论的一致或基本相似处，还远远不止于楼钥和笔者以上所列举的那一些。《春秋繁露》中所论及的诸如“制乐”、“王者配天”、“爱有等差”、“举贤”、“君权神授”、“事物循环”等一类内容，无一不能在《汉书》本传中寻找到相对应的文字。而《五行相生》篇中以“五行”配“仁、义、礼、智、信”，与“对策一”所云“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的对应，亦复如斯。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限于篇幅与体例，兹不一一罗列分析。但是，就凭以上楼钥所言与笔者所分析的情况而言，已足以证明《春秋繁露》一书绝非后人所依托，而当为董仲舒本人之著述，是董仲舒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者。它应该被视作为和《汉书》本传一样，是我们在今天了解和研究董仲舒入学思想的最基本材料之一。对它的种种怀疑和否定，乃是缺乏依据的。 二、《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分类 以上我们论证了《春秋繁露》一书作为史料的可靠性，肯定它作为董仲舒儒学思想的主要载体和集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该书的零乱、冗烦、混杂等毛病的视而不见。我认为《春秋繁露》就全书的体例与内容来说，是很不纯醇的，在它身上的确有经过后人整理的一些痕迹。 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公羊学”在汉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郁郁不得志，几成绝学。《隋书·经籍志》云：“晋时……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清代今文学与龚魏》中也指出：“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则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传注自序》），自魏晋以还，莫敢道焉……《公羊》之成为绝学，垂二千年矣。”董仲舒是以传《公羊》而著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著作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也便十分自然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曾对《春秋繁露》作过一番认真的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对此有以下扼要的记载：“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余讹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堪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介绍地头须清晰，甚为细详，然而也自负的可以。
不过人们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还是认为该书问题颇多，阅读困难。清代公羊学家凌曙《春秋繁露注·自序》云：“今其书流传既久，鱼鲁杂糅，篇第褫落，致难卒读。”为此他也用力做了一番整理订正工作：“遂乃购求善本，重加厘正，又复采列代之旧闻，集先儒之成说，为之注释。及隋、唐以后诸书之引《繁露》者，莫不考其异同，校其详略。”凌曙的本子，算是比较好的，面世后颇为流传，但是问题仍然很多，其中颠倒、讹脱、衍夺，以及释义不当之处时可发现。清代其他著名学者，如惠栋、纪昀、卢文弨等人对《春秋繁露》也作过校注。晚清之时，苏舆撰有《春秋繁露义证》，其书广征博引，考证详审，阐发义理，实为《春秋繁露》最有价值的本子。今有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此外尚有谭献的《董子定本》（浙江图书馆藏手抄本），张宗祥的《董子改编》（杭州图书馆藏手抄本），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后人整理、排比的结果之一，便是使得《春秋繁露》不复再为一部专门阐发《春秋》公羊学的典籍，而是成为了一部既传《春秋》，又是董仲舒自由发挥自己学说的重要著作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书之体例殊为不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在这方面倒是颇具有真知灼见的，他将《春秋繁露》从历来的经解类中剔除出来，而置于《春秋》类附录之中。他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案《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而无关经义者多，实《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向来列之经解中，非其实也，今亦置之于附录。” 今详考《春秋繁露》一书，可知其在体例结构上至少由三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董仲舒据“公羊学”义理对《春秋》所作的解释与阐发，这就是那些“本《春秋》立论”者。这在全书中，基本上集中于前半部分。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春秋》所载之史实的具体解释、阐发，这方面主要的篇目有《楚庄王》、《玉杯》、《竹林》、《玉英》、《精华》、《王道》、《灭国》、《随本消息》、《会盟要》、《奉本》、《观德》、《郊义》、《郊祭》、《顺命》等等。另一类是对《春秋》主旨的抉微与总结，扼要论述《春秋》大义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指导意义。如果说前一类篇章近似于对《春秋》的微观研究，那么这一类内容则可以视作为对《春秋》一书的宏观把握。这类篇章主要有《正贯》、《十指》、《重政》、《俞序》、《二端》、《符瑞》、《仁义法》等等。 第二部分，记载了董仲舒的一些言行，通过这些言行，董仲舒的基本思想同样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同时，这些言行大多能在《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本传中得以证实。我认为，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其门生或后人所为，透露出其书经后人编辑整理的消息。其主要篇目有：《郊事对》、《对胶西王（按，应为江都易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五行对》（对河西献王）、《止雨》（告内史中尉）、《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此篇似是其在讲学时回答弟子的质疑之辞）等等。 第三部分，是董仲舒在坚持儒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公羊学”义理为取舍标准，汲取阴阳家、墨家、道家（包括秦汉之际的黄老新道家）、法家等学派中某些因素，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而创立的新说。这部分在《春秋繁露》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为全书的主体构成部分。其主要的篇目有：《循天之道》、《实性》、《深察名号》、《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天辨在人》、《祭义》、《阴阳终始》、《阴阳义》、《王道通三》、《阳尊阴卑》、《为人者天》、《天容》《五行五事》、《五行变救》、《基义》、《威德所生》等等，此处不再全部列举。在这些篇章中，董仲舒暂时地摆脱了因解释《春秋》而造成的掣肘，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思想，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
由此可见，《春秋繁露》一书在体例与结构上是相当杂糅的，三大部分互不统属，没有严谨的内在逻辑联系。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认为这或许是《春秋繁露》的编纂整理者，将《汉书》本传所提到的董仲舒那两大类著述中的各一部分合并在一起了。一类著述是“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这大概是今本《春秋繁露》中我们所说的第二、第三部分。另一类便是本传所称说的“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这大概是今本《春秋繁露》中的第一部分，即专论《春秋》的那一部分。从而我们也可以断言，前人那些解释《春秋繁露》书名的说法，纯属臆说，不可信从。例如《周礼》贾公彦云：“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又《中兴馆阁书目》曰：“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等等，皆是郢书燕说，向隅虚构。因为《春秋繁露》一书，并非纯本《春秋》以立论。 由于其书体例的杂、结构的混乱，其内容的正确性也因而受到了损害。这里我仅举一例。《五行相生》篇言：“南方者火也，本朝”；又《五行顺逆》篇云：“火者，夏，成长，本朝也。”此处所言“本朝”，当然是指“刘汉”。其实，在汉武帝前期，所奉的仍是“汉为土德”说，与文、景时期相同。言汉为“火德”的，主要还是在西汉晚期，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载《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对此论述甚详，兹不赘述。所以，董仲舒在当时是不可能明确宣称“火也，本朝”的。显而易见，“火也，本朝”之类的言辞，当系后人的羼入。书中类似这样的问题，当然还有许多，这里就不再具体罗列和辨析了。 以上我对《春秋繁露》一书作了一些必要的考索和探讨。我认为，尽管其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它反映着董仲舒儒学理论的基本面貌，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我们要开展对董仲舒为主要代表的汉代儒学思潮的研究，它实在是一部价值珍贵、不可或缺的基本典籍。 附录： 关于《春秋繁露》一书的著录与辨析，古今学术界多有人为之，今谨胪列其中较重要者如次： 《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汉书·艺文志》：“《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隋书·经籍志》：“《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胶西相董仲舒撰），《春秋决事》十卷（董仲舒撰）。” 《崇文总目》：“《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撰。原释其书尽八十二篇，义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间篇第亡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题篇，疑后人取而附著云。” 南宋《中兴馆阁书目》：“《春秋繁露》，汉胶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广川人。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颜师古注：'皆其所著书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书及《三朝国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释者。案：《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撰。史称'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今溢而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详。《隋》、《唐》卷目与今同，但多讹舛。” 欧阳修《书〈春秋繁露〉后》：“《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所著书百余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书，盖略举其篇名。今其书才四十篇，又总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又有民间应募献书者，献三十余篇，其间数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书，流散而不全矣……董生儒者，其论深极《春秋》之旨。然惑于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牵于其师之说，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书。”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胶西相广川董仲舒撰。案《隋》、《唐》及《国史志》卷皆十七。《崇文总目》凡八十二篇，《馆阁书目》止十卷。萍乡所刻，亦财三十七篇。今乃楼攻媿得潘景宪本，卷篇皆与前志合，然亦非当时本书也。先儒疑辨详矣。其最可疑者，本传载所著书百余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属；今总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则皆其篇名，此决非其本真。况《通典》、《御览》所引，皆今书所无者，尤可疑也。然古书存于世者希矣，姑以传疑存之可也。又有写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庄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别为一卷。前本虽八十二篇，而阙文者三，实七十九篇也。” 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六《读诸子·春秋繁露》：“《董仲舒传》：'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颜思（师）古注：'皆其所著书名。’本朝《崇文总目》：'《繁露》七十（十七）卷，八十二篇’，与《隋》、《唐》“志”卷目同。且谓其'义引宏博，非出近世’。然总以《繁露》为名，又即用《玉杯》、《竹林》题篇，已疑后人附著矣。乃《中兴馆阁书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新安程大昌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见所引《繁露》语言，今书皆无之，因知今书之非本真。又读《太平御览》，古《繁露》语特多。《御览》，太平兴国间编葺，此时《繁露》尚存，今遂逸不传。合此三说观之，是隋、唐、国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旧，中兴后《繁露》又非隋、唐、国初之《繁露》矣。近世胡尚书榘为萍乡宰日，刊之县斋，仅比（此）三十七篇而已。其得攻媿楼参政校定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旧复全。其兄胡槻既刊之江东漕司，其后岳尚书珂复刊之嘉禾郡斋，世遂以为定本。攻媿谓为仲舒所著无疑，而取《楚庄王》篇第一，谓为潘氏本有之。至于《调均》一篇，萍乡本列置第二十五，及攻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则不知何说也。又程氏谓《通典》载'剑在左，青龙象。刀在右，白虎象。軷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谓此数语今书所无，而今书《服制象》篇此语实其存。程氏以为无之，不知又何也。愚案：今书惟对胶西王越大夫之问，辞约义精，而具在本传。余多烦猥，甚至于理不驯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败，春秋责（贵）之’，襄公岂由其道者耶？如去（云）'周无道而秦伐之’，以与殷、周之伐并言，秦果伐无道者耶？妃（如）云'志如死灰，以不问问，以不对对’，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为文王，恐《春秋》无此意。如谓“黄帝之先谥，四帝之后〔谥〕”，恐隆古未有谥。如谓“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汤主天法质，文王主地法文”，于理皆未见其有当。如谓“楚庄王以天不见灾而祷之于山川”，不见灾而惧可矣，祷于山川以求天灾，岂人情乎？若其谓性有善姿，而未能为善，惟待教训而后能为善。谓性已善，几于无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见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过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汉世之儒，惟仲舒《仁义三策》、炳炳万世。曾谓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欧阳公读《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讥其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叹。夫仲舒纯儒，欧公文人，此又学者所宜审也。” 楼郁《序》：“六经道大而难知，惟《春秋》圣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没，莫不有传。名于传者五家，用于世才三而止耳。其后传世学散，原述而流分。盖公羊之学，后有胡母子都。董仲舒治其说信勤矣。尝为武帝置对于篇，又自著书以传于后。其微言至要，盖深于《春秋》者也。然圣人之旨在经，经之失传，传之失学，故汉诸儒多病专门之见，各务高师之言，至穷智毕学，或不出圣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隐焉。董生之书，视诸儒尤博极闳深也。本传称《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今其书十卷，又总名《繁露》。其是非请俟贤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书，常谓仲舒之学久郁不发，将以广之天下，就予求序，因书其本末云。庆历七年二月，大理评事四明楼郁书。” 程大昌《秘书省书〈繁露〉后》：“右《繁露》十七卷，绍兴间董某所进。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又班固记其说《春秋》凡数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某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董氏今书皆无之……诸如此类，亦皆附物著理，无凭虚发语者。然后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谬也。《御览》，太平兴国间编辑，此时《繁露》之书尚存，今遂逸不传，可叹也已。” 四明楼钥（大防）跋：“《繁露》一书，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议先生序文。始得写本于里中，亟传而读之，舛误至多，恨无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师印本，以为必异，而相去殊不远。又窃疑《竹林》、《玉杯》等名与其书不相关。后见尚书程公跋语，亦以篇名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所引《繁露》之书，今书无之，遂以为非董氏本书。且以其名，谓必类小说家。后自为一编，记杂事，名演《繁露》，行于世。开禧二年，今编修胡君仲方宰萍乡，得罗氏兰台本，刊之县痒，考证颇备。先程公所引三书之言，皆在书中，则知程公所见者未广，遂谓为小说者，非也。然止于三十七篇，终不合《崇文总目》，及欧阳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数。余老矣，犹欲得一善本，闻婺女潘同年叔度景宪多收异书，属其子弟访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乡本犹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长，悉加改定，义通者两存之。转写相讹之古语亦有不可强通者，《春秋会解》一书，所集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条，今皆具在……今皆在其书中，则其为仲舒所著无疑，且其文词亦非后世所能到也……潘氏本《楚庄王》篇为第一，他本皆无之。前后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阙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订之，更俟来哲。仲方得此，尤以为前所未见。相与校雠，将寄江右漕台长兄秘阁公刻之，而谓余记其后。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楼钥书于攻媿斋。”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附录》：“《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撰。“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意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犹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余伪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圣朝右文稽古，使已湮旧籍复发幽光，则此十七卷者，竟终沈于蠹简中矣。岂非万世一遇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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