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小时候过年主要想两件事情——吃和穿。 现在想想那时候也没什么吃的，烀一锅肉是东北人必不可少的，总体上说是为了那一口油水。 说起来好像是挺远的事儿了，其实普通中国人从那种寡淡的日子里走出来没几天，1990年代前大部分中国家庭都是如此。 我爷爷不知道从哪学来的手艺，会炸麻花，每到过年都会亲自己上手，每年也只做这一次。后来，我爸爸也学会了，每年也炸一次。因为做麻花太麻烦，顺便也炸些小方块、小条条。 这些油炸的东西年前都要准备好，一般都是在腊月二十九这天完成。这些油炸的小方块、小条条成了我们向屯里其他孩子炫耀的资本。 穿新衣服有时比吃还重要，因为吃的东西一吃就没了，能看到的人不多，能炫耀的时间太短。穿新衣服不一样，穿上身上谁都看得见，能炫耀的时间长。衣服、鞋都是家里做的，好处是各不相同。即使面料相同，样子大同小异，但也绝对找不出完全一样的两件衣服。 对于现在的孩子吃和穿都不是问题，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有过年才吃，更没孩子拿一件新衣服当回事。好像连炫耀的资本也没有了。 我昨天问了几个小孩子，小学一二年级大的。
过年可以顺便玩对于大人来说也很重要，可对于生在1970年代前的人来说，小时候过年玩远没有吃和穿重要。 那时候的孩子天天玩，反之，到了过年玩得却不那么顺便了。家家有家家的规矩，平时没规矩过年要有规矩。 每年到了腊月二十九我都越发地紧张，因为我家的规矩特别多。 那时候的孩子过年不能开心地玩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穿上了一身新衣服。 每个孩子到了过年都会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弄脏了新衣服，突然间大家都文明了许多。 我们屯里有一家最穷的人家姓陈，穷的原因是孩子多，陈家的老大和我是同学。 他每年都没有新衣服穿，冬天就是一身带着补丁的棉袄、棉裤，到了过年已经油光见亮了。而每年过年他玩得最疯，地上滚，雪里爬，为所欲为。当时看着他肆意妄为的样子，许多孩都羡慕不已，有孩子回家要脱掉新衣服，换上旧衣服，结果招致了父母的一顿打。 大概是1980年左右的一个春节，那时他已经十三四岁了，个子长得也同成人一样高。过年的时候他到我家找我玩，却不进屋，在我家院外喊我的名字。 我出去一看，他穿了一件新做的劳动布上衣，衣服很大，上衣的下摆快到了膝盖，很难看。 他看着我不说话，我说，你穿新衣服了。 他很不好意思，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脸红红的，像个姑娘。 也就是那年的夏天，他意外地夭折了。但每到过年，我都能想起他穿着新衣服腼腆的样子。 我后来走出了家门，上学读书，知道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 2 但这些年，我常在这个道理面前困惑。因为“仓廪实”了，人们并没有知礼仪，人们的语言却越来越粗俗了；因为“衣食足”了，人却为了已有的满足越来越不要脸了。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出自司马迁的《史记·管晏列传》，这句话在管仲所写的《管子·牧民》中却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司马迁把“则”改成了“而”。 后来有学者认为：
而这一段论述并没有讲清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系，是把话说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特点。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从个人层面上讲，人的需求可划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其中底部的四种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为缺乏型需要，只有在满足了这些需要，个体才能感到基本上舒适。 顶部的需要是自我实现需要，是成长型需要。 一般来说，这五种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低一层次的需要获得满足后，就会向高一层次的需要发展，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 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需求来看，中国人只不过满足了第一个生理需要和部分的安全需要，还处在一个很低级的需要水平上。 过年是对归属和爱的需要的集中释放而已。 无论管仲还是司马迁，在讲“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定的条件——熟人社会。而城市化使人生活在了一个生人社会之中，这种社会环境的转变才使这句话显得不那么有道理。 过年恰恰是从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的一次回归，所以，我们过年常为面子上的事儿而奔忙，这不是坏事儿，是人向更高的需求迈进的过程。 中国人虽然富了（数字和理论上的），但我们还生活在底部需要之中，我们把物质财富的拥有当成了自我实现，也只不过是把人们对物质的渴求当成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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