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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辉文化符号之十六 国字号工业遗产 民族纺织业缩影 □云林山人 2019年4月12日，是卫辉人民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卫辉华新纱厂以其中国建厂最早、延续时期最长的纺织厂之一，以及周氏家族创办的四家华新纱厂唯一留存的一家，成功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二批)”。这是卫辉又一次创造了全国县级市“国字号”记录，这项荣誉为卫辉文化符号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人们正在淡忘华新纱厂的时候，突然一声惊雷振聋发聩，令人又一次对它刮目相看。 （一）雄厚实力 坚强后盾 提起华新纱厂，就不能不提近现代史上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周学熙。 周氏学熙何许人也？乃继盛宣怀之后，声名最隆、成就最大的官商是也。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周馥早年追随李鸿章，官至两广总督，也是一个著名的洋务派大臣。他本人跟袁世凯关系紧密，一度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操盘手。曾几何时，周氏实业庞大，是民国初期规模最大的实业集团之一。 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别号止庵。安徽至德(今东至)人。是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的创办人。他十六岁中秀才，1894年中举，最初在浙江为官。1898年报捐候补道，派为开平矿务局会办，次年升总办。1900年为山东候补道员，入袁世凯（时任山东巡抚）幕下，后随袁到天津，主持北洋实业。1901年任山东大学堂总办，次年转往直隶候补，7月经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总办银元局。1903年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归国后任直隶工艺总局督办，并创办北洋工艺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兼任督办(校长)。1905年，出任天津道，办商品陈列所、植物园、天津铁工厂、滦州煤矿公司、天津造币厂、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天津高等工业学堂等。其中1906年创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公司，获利颇丰。1907年任长芦盐运使，又官至按察使。1908年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袁世凯窃国后，于1912年和1915年为陆征祥内阁和1915年徐世昌内阁财政部长。1916年4月脱离政界，任华新纺织公司总理，先后创办华新所属的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家纱厂。1919年创办中国实业银行，任总经理。1922年与比利时商人合办耀华玻璃公司。1924年成立实业总汇处，任理事长，管理所属各企业。周以兴办实业成绩卓著，与南方实业家张謇齐名，有“南张北周”之说。1927年周学熙以年高引退，晚年以读经、赋诗和念佛自遣。1947年9月26日卒于北平寓所。“孤忠惟有天知我，万事当思后视今”这幅他亲书的对联，斑驳落寞纸上，充分表达了他壮士未竟之意。 周学熙与袁世凯还有一层关系，即他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袁世凯八儿子袁克珍。 谈到华新纱厂，得从1913年说起，那时做实业已经风生水起的周学熙趁热打铁，利用私人名义向袁世凯借款一百六十万银元，兴办唐山华新纱厂，承诺一年归还，当赚得盆满钵满后，周学熙又向袁世凯呈文要求延期一年，后来创办了青岛华新纱厂以及卫辉华新纱厂。 纵观周学熙一生，他心系教育又痴情实业，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系于一身，实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官商一体的典型代表。这样一个人物在卫辉兴办纱厂，足见华新纱厂后台强大、实力雄厚。 （二）乡贤牵线 着陆卫辉 提到华新纱厂，还不能不提一个名字，他就是我们的乡贤王锡彤。 王锡彤（1866年-1938年），字筱汀，号悔斋，晚号抑斋行一，卫辉盐店街人。是近代中州著名实业家。他与周学熙在京、津、唐、豫等地兴办实业。在京师自来水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天津华新纺织公司，周学熙任总理，王锡彤任协理。在周学熙两度出任财政总长期间，王锡彤代周学熙为总理。他在参与筹办华新纺织公司河南分厂的过程中，为了造福桑梓，力主在卫辉建立纱厂，并在选定厂址和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亲自实地考证，切实维护中方利益。因此，王锡彤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 1933年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周学熙决定在中国北方兴办纺织实业有其国内外历史机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欧美列强对中国棉纱倾销减少；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引起国人愤慨，掀起抵制日货热潮，因此棉纱、棉织品进口数额也大大减少。大战前的1913年，进口棉纱、棉线270多万担，棉织品10988万关两，到1918年，分别减少为115万担、9580万关两。这个时期，“原来只占中国棉纱市场30%的民族纺织业占到了60%-70%”，中国民族纺织业有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然而，长江流域尤其是上海的纺织业业已风起云涌，唯独华北地区风气未开。因此周学熙建立天津纺织公司当然地应运而生。 1915年，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便授意其弟周实之联合当时启新洋灰公司股东王锡彤等，于1916年在天津成立了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在天津设立总事务所，资本总额为1000万元，接着先后在天津、青岛建立分厂，并计划在河北、河南设立分厂。 卫辉城北门外的华新纱厂旧貌 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卫辉分厂是继天津、青岛之后，于唐山同期建立的。起初在确定河南分厂厂址时股东意见不一。王锡彤力主在家乡卫辉建立纱厂，并于1919年6月在沿卫河两岸为纱厂选址，发现“旧日演武厅一带官地……地势相宜。距河不远，用水便利，切近城关，工匠往来较易”，处于京汉车站、道清车站之中，搬运机械货物比较方便，而且地处旷野，地价不贵。王锡彤在周学熙支持下，于1919年8月24日董事会上据理力争，认为“卫辉地处豫北中部，是豫北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交通的中心，又有平汉、道清两条铁路，北可达河北、山西、山东及安阳、石家庄、天津、济南各大商埠，南可通郑州、许昌、武汉各大商业中心。水路有卫河航运可直达津沽，且卫辉地大农勤，盛产棉花，购花、售纱均臻畅旺，且交通便利”。会议当场决定华新第四厂地点为河南卫辉。当日董事会决定唐山、卫辉纱厂股本均为80万元，纱锭12000枚。唐山距天津较近，集股过半较易，卫辉距天津千里之外，许多人不知其地在何处，集股相当困难。王锡彤深知纱厂办成后，即使不获利亦对桑梓有益，“倘非倡人巨股，恐成立无期，此机将失”。在此关键时刻，当时并不富裕的王锡彤带头认股10万元，周学熙、徐世光认购4万2千，加之其他股东推动，最终促成了在卫辉设厂的决定。 1927年卫辉华新纱厂工会办公旧址 1919年9月3日，华新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推举王锡彤为唐山纱厂专务董事，徐世光为卫辉纱厂专务董事，王锡彤及徐世光负责筹备股款及建厂事宜。在与外商打交道过程中，王锡彤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决策英明果断，切实维护了中方利益。如通泰洋行专家建议在卫河西岸建厂，王锡彤实地考证，认为此处“一遇霖潦皆成泽国也”，否定了他们的错误意见，仍于1919年10月在先期考察地址购地“183亩8分9厘”；在与英商凯卫伦谈判购纱机合同时，字斟句酌，加入“愆期议罚”条款；在上海与泰和洋行工程师保惠尔谈判绘图时，以其“索价甚昂”“面貌颇不诚实”，婉言拒之。 历经艰难困苦，1920年4月2日，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卫辉华新纱厂召开成立大会。1921年卫辉华新纱厂基本建成并陆续投产。随后卫辉华新纱厂虽几经波折，但因为卫厂产棉销纱地点优胜，得以行销全省，渐显生机。1936年，卫厂偿清全部债务，股本达到200万元，纱锭2.34万枚，工人1790人，销花6.4万担，年产1.8万包棉纱和1.8万匹棉布。王锡彤造福桑梓的愿望得以实现。
（三）峥嵘岁月 风起云涌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典型的两面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所以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又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因其唯利是图和受利益驱使，对于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又有剥削性。华新纱厂资本家也是如此。所以华新纱厂建厂至汲县解放前夕，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 1921年3月，华新纱厂开工，资本家在卫辉招收2000名童工，将其分为工人、艺徒和徒工三个等级，徒工一般12-13岁，厂方不管饭，每月六个铜板，一年后调整工资；艺徒一般16-18岁，管饭（吃陈小米、栏咸菜），每月工资二角；工人每天三角。所以资本家少用工人，多用徒工和艺徒，可以获取更多利润。对于外出培训的徒工，回厂后还要从工资中扣除培训期间费用达一年之久。在中国共产党未来之前，工人反抗压迫的自发斗争方式是消极怠工、损毁机器、提出抗议等。 1925年，中共党员罗思危受中共北京区委派遣来汲县，同时中共党员王环心、淦克群(女)随国民二军（国共合作期间）来到汲县，共同开展党的工作。3月，华新纱厂工人宋光明、吴庆生、苏际云、石中金、王殿臣、刘海珠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汲县第一个党小组。4月，华新纱厂工会在三圣庙街成立，会员700余人，张永诚、王士相当选正副会长。7月党小组改为党支部。是月，汲县党组织在华新纱厂发展任桂芬、徐明哲、缪光翠等人，首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上海发生日、英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五卅惨案”后，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华新纱厂工人身戴百花到宁静寺参加追悼大会，并去大街游行示威，高喊“打到日英帝国主义”口号，张贴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标语，到商店查禁日、英出产的洋货，游行队伍还到怀盐场基督教堂，火烧了神父的住楼，显示了工人阶级敢于斗争的力量。当年，党组织又在华新纱厂发展刘海秋、靳东风、王景堂等十余人入团，成立了共青团卫辉特别支部。 华新纱厂老工房 1926年，直系军阀占据河南，革命处于低潮，华新纱厂工会被迫解散。 1927年7月17日，华新纱厂工人在中共卫辉县委领导下，再次建立起赤色工会。7月26至30日，华新纱厂工会在农民、学生和市民支援下，举行罢工斗争。资方慑于工人压力，答应被开除的9名工人复工，工时由12小时减为11小时，普遍增加工资10％等十项条件。8月，华新纱厂资方收买工贼，强行改组工会，勾结军阀抓捕300余工人，除34名童工被党组织营救外，均遭残害。惨案发生后，党组织发动工人揭露资本家罪行，迫使资方埋葬死者，抚恤家属。 1928年3月，党组织领导华新纱厂工会，向资本家开展夺权斗争，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各车间生产管理权统由工人掌握。4月17日，资本家勾结驻军和县府，抓捕工人代表19人，19日，全厂进行总罢工，持续7天。资本家以重新登记工人为名，有334名党、团员及积极分子被开除厂籍，从3月开始的夺权斗争失败。 卫辉华新纱厂现存老建筑 1929年下半年，在中共豫北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卫辉总工会，华新纱厂有1500余名会员参加。 1933年5月，华新2000多名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减裁工人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10月31日，汲县地下党组织在纱厂工人俱乐部，发动工人打到黄色工会，建立起自己的工会。 1934年4月3日，纱厂因经理董加会与地方绅商发生纠纷停产一个月，党组织领导全厂1600多名工人进行激烈斗争，取得胜利，停工期间，每人补发4元生活费。 1937年12月，日军侵入河南，汲县形势危急。这时，有一个战地服务团，在马步周率领下，和防空委员孙伯英一起来到汲县。他们发动群众，重新成立了纱厂工会。当时日本飞机不断来汲县骚扰，纱厂工人由于经常跑警报，收入受到影响。马步周、孙伯英等便要求纱厂按防空时间的长短发放防空受警费，还不断为工人谋其它福利，都得到了厂方应允。
卫辉华新纱厂内现存的老建筑 1938年2月14日，日军逼近汲县，华新纱厂100多名工人组成战地服务团，活动于豫北一带。2月16日，日军占领汲县。5月，战地服务团被河北民军编入其第九支队。6月，日军强行接管华新纱厂，并改为军管第十工厂。 汪伪政权建立后的1942年，华新纱厂由日方独营改为中日合营。 1944年5月，日军强行拆卸机器，共拆纱机15384锭，约占3／4，其后又增设丰田精纺机18台，计7200锭，并增设自动布机80台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华新纱厂被国民党部队占有，后交还资方自营。 1947年，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董事会代表、王锡彤之孙王懋洵将机器拆卸装箱，准备分批运往无锡。工人看到后认为把机器运走，将来无法生产，又值年终，便推举张义德等7人面见王懋洵，要求年终双薪，并停止机器南运。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全体工人顿时停车罢工。王又搬来汲县驻军镇压，并开除了张义德等7名工人。后来，王懋洵离厂南去，董事会委托王厚庵以专员名义在厂内负责。
华新纱厂现存老建筑 1948年汲县即将解放时，纱厂工人进行了艰难的护厂斗争。汲县解放时，由于资方在解放前夕将厂中机器物质大量南运，华新纱厂已经成为“千人、万锭、七天棉花、半月煤”的烂摊子。解放后不久，华新纱厂迅即恢复了生产。被人民政府仍然委为资方代理人的王厚庵，接到密信欲到新乡携带存纱南逃，被发现后投水自尽。这样，由王锡彤一手创办的卫辉华新纱厂，最终收归人民所有。 （四）曾经辉煌 不朽业绩 1948年汲县解放时，华新纱厂只剩纱锭1.1万枚，布机42台。解放后，人民政府派吴汉卿等人组成驻厂监督小组，一方面监督与恢复生产，一方面清查产权。1950年7月，监督小组依据华新纱厂抗战时期中日合办事实，确定公私产权各半。1950年9月28日，召开了由中央私营企业管理局局长参加的华新纱厂股东会议，按照“董事监事及经理副经理公私交叉制，公方担任董事长和副经理，私方担任副董事长和经理。决定每一件事务，都要由公私双方共同协商原则”，选举出董事会和监事会。1950年10月正式宣布华新纱厂实行公私合营，之后又通过了相关条例和章程。经过“三反”“五反”和一年多的算账，1952年11月第五次董事会正式确定公私合营产权比例，公股占80%，私股占20%。至1954年，纱锭增至3.67万枚。1955年4月，厂名更改为河南省公私合营华新纱厂。
1956年8月31日，华新纱厂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年，为充分挖掘老企业潜力，国家投资1200万元兴建北厂，纱锭5万枚，布机2000台，华新纱厂由一个小型单纺厂，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大型棉纺织企业。1958年12月1日，厂名改为河南省华新棉纺织厂。1964年对南厂老厂设备进行填平补齐，全厂纱锭达到9.64万枚。上世纪80年代，全厂设备进行了较大改造：486台窄幅织机改为宽幅，504台布机增加多臂装置，改造北厂综合式细纱机牵伸装置62台，南厂进行2万锭全流程技术改造，更新老式细纱机为A513W型细纱机43台，增装精梳设备4套，捻线机10台，新增气流纺3000头。1987年拥有棉纱锭10.37万枚，线锭8360枚，气流纺3000头，织布机1998台。是年生产棉纱1.65万吨，布5014万米，完成工业总产值1.17亿元，实现税利2110万元，其中利润1510万元，固定资产原值4881万元，全厂职工平均人数8089人。成为全国3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之一。 随着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产品结构有了新的变化，产品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其中远景牌13×2／19.5涤棉双纹卡荣获1984年国家银质奖；绿竹牌28号纯棉普梳纱、远景牌28×28纯棉哔叽、绿竹牌19.5号腈纶针织纱，分别获纺织工业部1984、1985年优质产品奖。
结 语 万分遗憾，华新纱厂早已风光不再，个中原因非局外人可妄加评论。但每当路过华新纱厂时，眼前的惨淡总还是会令人触目惊心。曾几何时，我在汲县城关第三初中教书时（1984-1990年），白天，从北厂到下街，铃声串响，车水马龙；入夜，从纱厂桥到南厂门口广场，摊点遍布，华灯如昼，喧嚣声、叫卖声彻夜不绝；每月20日纱厂工人开资之日，卫辉及远至新乡各地的商家云集桥南道路两旁，后又移至牛奶站沿湖一带，生意之红火亦如集市。华新纱厂作为万人大型企业，在卫辉这个其时城市人口不足十万的地方，分量当然举足轻重。因为有了汲师、医专、纱厂，卫辉城市人口数量过去多年在全省县级治所一直名列前茅。卫辉人素领风气之先，穿着装扮不输都市，汲师气质文雅，医专严谨规整，纱厂浪漫时尚，影响和引领卫辉市民迎合时代风潮。即使上世纪九十年代，市民时尚远非周边各县所可比拟。
如今市井风光城乡融合，由于市民文明教育不够，出现了文明交通需要引导、文明着装需要约束、文明交流需要训教、文明行为需要规范等诸多现象，当然也有因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带来的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方式的不协调，卫辉素领风气之先逐渐低落，已与周边各县差距无几。其中值得思考的是，华新纱厂那一万人并延连的那几万人，不知哪里去了。缺了一个领头羊，少了一带风景线。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似乎是不足挂齿的。 总之，华新纱厂是厂存实亡了，因此而带来的各方面影响究竟有多大，只能留待社会学家去认真研究了。 注：本文编写时，笔者参阅了大量文献：《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胡杰所著《王锡彤与河南卫辉华新纱厂的创办》，《河南省志.纺织工业篇》，《卫辉风云》，《卫辉文史资料》第二、三、四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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