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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李约瑟问题”不是伪问题，不是什么西方中心论，而是科学哲学的重大问题。 因为中国的经验天文观察和代数学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基础，没有产生理论天文学可计算可观测的天文学模型，包括托勒密模型-哥白尼模型-开普勒模型，最后建立牛顿力学。中国的数学也没有建立类似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化体系和逻辑学，只有勾股定理和圆周率计算的方法。 原因在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无需解决航海的精度问题。中国海岸的南北走向只需用星高测量纬度，郑和航海靠季风到达非洲，没有发展测量时差的航海机械钟。中国没有出现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地理环境与小农经济忽视海外资源和市场的经济结构有关。中国的科举制只考诗词人文，不靠数学，天文历法用于议政，也阻碍科学研究独立与政治。 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阻碍中国发展独立自主的理论科学和基础研究，只有追赶实用技术的工程技术。 典型案例就是中国在军事技术如北斗导航和航天工程上追赶西方，但是在理论物理，理论生物学，和理论经济学上没有独立的理论创新。杨振宁、李政道的工作都是在国外做出的。包括本人参与的经济混沌和经济复杂的研究在国际领先，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普利高津研究中心的成果 ，得到研究生院院长，得克萨斯大学系统总校长和数理经济学创始人、麻省理工学院的诺奖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高度评价，但是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几乎没有发展空间。 中国如果不改变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拿来主义和科技管理官僚化的特点，中国的科学不可能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两弹一星的奇迹也难以再现。中国试图在科学上进入世界前列也就成为难以企及的目标。 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原创科学家，做出诺奖级的工作，却在国内主流学术期刊不能发表，国内主流大学和研究所也没有稳定研究环境，必须出口转内销，由西方科学家来发现中国科学家的成就，陈景润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李约瑟问题”不仅不是伪问题，而且应当是推动中国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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