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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主妇”到“全职太太”，虽然发生了语境和评价体系的变化，但全职太太所遭遇的惩罚却尚未得到全面清算。
在这里，角色指个体在特定场合所承担的行为模式，身份则是固定不变、与生俱来的特质。在理解全职太太时，我们忽视了她的多重可能性，而将之视为只能为此、天生为此，使“全职太太”成为了她唯一的标签。这样做，忽视了全职太太生命境遇的丰富。
自工业化幕启，家务劳动作为“私”的构成，虽然服务于人口再生产，但其价值已被严重低估甚至无视——这是资本的运行机制和父权制的红利。所以虽然坊间会觉得全职太太悠闲，轻视她工作的价值，但这实际上抹煞了她们的付出，特别是付出过程中的情感工作：面对日复一日、千篇一律的劳作，她们对烦闷和疲惫的自我消化。这些，都不是无偿的劳动。
自愿和被迫更适合被看做是连续谱的两个端点，全职太太究竟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产物，见仁见智。一方面，因为被家庭需求的拉力和父权文化、市场歧视、公共支持缺位的推力所左右，全职太太做出的选择或者是迫于无奈的选择，或者是家人劝说的结果，或者是剥削下层（雇保姆）的体现。另一方面，一些女性确实通过做全职太太而获得了自我实现与自我满足。要想将自愿和被迫两种现实剥离开并不容易，根本还是要还原所处情境的内涵并理解行为的逻辑，毕竟选择不是在社会真空中做出的。
成都确诊女性所遭遇的网络暴力，让人想起了“荡妇羞辱”这个话题。
其一，“性”是评价女性的重要维度，依此，女性被分为单纯、正统和淫荡、邪恶两个极端，对“荡妇”的羞辱即与此有关。
其二，宏观上说，荡妇羞辱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厌女的制度引发厌女的实践，后者又反过来巩固和再生产前者。
微观上说，荡妇羞辱是一个自证预言。通过恶意揣测的流言蜚语，荡妇被制造了出来。
其三，至少有三种理解荡妇羞辱实践逻辑的路径：制度、资源-权力和规范。可以将它们统合起来考虑，制度即国家和市场所建构的性别不友好环境，这是荡妇羞辱嵌入的背景，资源对应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劣势，导致被羞辱为荡妇的女性的无权，规范即男权制的约束。
有时候聊天，常有种观点认为男性适合当领导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他们大气、吃得开。——这两个词，分别从人物性格和角色品格两个方面概括了在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男领导所“特有”的品质。我们不妨对此问一问，果真如此么？
首先是性格。不是品质好的就是男性，而是男性就具有好的品质。反过来，如果成为败将——丧失了男子气，甚至被逐出男性队伍，那么男性也会被归为是妇人之仁，不具备优良品质。
第二点是角色期待。不是职位呈现为男性气概，而是男性气概定义了职位。男性占有职位，故而拥有了定义什么是“好”的权力。所以，女领导也多会表现出倾向男性特质和牺牲女性特质的特点。
历史由胜者书写，我们也多偏爱成功的传说，这样的迷思反映在性别格局中，就是男性与好的对等，好的背后，则是权力的体现，也是利益的俘获。
母职惩罚，即母亲由于生育数量、生育年龄等而遇到的社会排斥，包括职业（如高流动性、兼职而不是全职）和薪资两个方面。
在母职惩罚之前和同时，女性会遭受大量的紧张，这体现在：
① 家庭与工作。面对家庭与工作的不同期待，是对母亲的平衡技术和策略的考验。
② 文化与自我。坊间仍然把成为母亲视作对女性的认同即女性身份的“合法性”，这容易构成对非“常规”女性的污名。
③ 密集与松散。密集母职意味着对母亲的过密化期望，松散母职与之相反。密集母职使女性疲乏不堪，松散母职则易于遭到“不负责任”的批评，为母亲带来负疚感。
④ 家庭与政策。协作母职意味着母亲职责的履行是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完成的，隔代抚幼即是如此。公共资源的不足（如公共托幼机构）导致了对家庭资源的“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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