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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归正传，我们继续谈砒霜治白血病的故事。 上回说的是80年代的事。我们说，80年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哈医白血病诊断已经能精确分出APL了，这使得砷剂治白血病的特殊疗效（仅对APL）有可能被发现。 事实上，当时中医科的诸多医生，如胡晓晨、孙鸿德等，都已经依稀恍惚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胡晓晨发表了会议文章报道4例单用癌灵一号完全缓解的个案，其中有3例就是APL。 但是，张亭栋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砷剂的特殊疗效，这从他的多篇文章中都可以清晰看到。如上回所示，他1986年的文章证明的是癌灵一号和化疗联合（即他们发明的AOAP方案）的效果高于既往的癌灵一号为主方案（CR率37%VS27%），而且，也没有观察到对APL的特殊性。他写的中医治疗白血病的综述（1983年）里在中西医结合部分甚至压根就没有提到癌灵一号。 为了证明这一点，这里再列出张亭栋进入90年代的第一篇文章，和李元善、李成文合作的，《AOAP方案治疗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110例临床观察》 上回已经说明，AOAP是他们发明的独特方案，1985年已经以之试验了27例急非淋。本文报道的是1986年至1990年收治的110例，总CR率68.2%；不同分型的CR率文章中并没有分别计算，我替他们做表如下：
你能看出对M3有特殊疗效吗？恕我眼拙，完全看不出来啊！疗效最好的是慢粒急变，可以100%CR；其次是M6，急性红白血病；然后，M5（急单）、M1（急粒未分化）和M3差不多嘛。 所以，1990年的这篇文章雄辩地证明了，说张亭栋1979年就认识到癌灵一号对APL尤其有效，并且起效的成分是三氧化二砷单体，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至少，到1990年，张亭栋还是把癌灵一号和化疗混用（还加上中医辨证），用于一切类型的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压根就没有真正发现对M3疗效最好。他最在乎的其实是辨证施治，其次是化疗，癌灵一号相当于鸡肋的地位。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发明人之争的另一位医生孙鸿德，他和张亭栋的专利权之争打官司到了最高法，极为惨烈。这且不提。 孙鸿德1992年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被认为是第一篇指向APL的文章。文章回顾总结了自1974年至1985年间，所治疗的全部32例APL，终于单独注意到APL了，其CR率是59.4%。 但是，这篇文章也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这个疗效与单纯化疗比，并没有任何优势。因为急非淋的DA方案化疗，CR率可以达到65%-85%。 其次，更严重的是，文章中同样隐瞒了同时做化疗的重要事实，文章一字不提化疗，仿佛没做过似的。 如图，同一个科室1985年住院收治的27例急非淋（其中包括M3型8例）全部是用AOAP方案（癌灵一号 长春新碱 阿糖胞苷 强的松），并不是单用癌灵一号 中医辨证。 这就有点不地道了，你明明用了化疗，怎么瞒着不说出来呢？ 你明明同时用了化疗，怎么功劳全归癌灵一号呢？化疗真的比晴雯还冤，白担了这名声啊。 尽管它有如上所说的严重问题，科学价值并不大。但公允地说，它确实是最早明确把癌灵一号和APL关联起来的文章。 在国际学术界，以及国内学者的英文论文，谈到三氧化二砷治疗APL，这篇文章是被引用的最早文章。 在宋善俊等主编的《白血病》中，把单用三氧化二砷治疗APL取得良好效果的最早年代定在1992年（而不是1973年或1979年），也是因为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孙鸿德、马玲、胡晓晨、张亭栋、荣福祥、王钦华、李金梅、冯秀芹。所以，如果要论三氧化二砷治疗APL的发明人，我认为，他们才勉强算是最早的开路者；张亭栋是其中之一，还不是最重要的。 之所以说“勉强算”，是因为他们的论文（包括之前的几乎所有论文）有重大缺陷，数据严重不真实，前后文章互相打脸，所以结果不可信。 那么，真正建立在严谨的可信的临床研究基础之上的三氧化二砷治疗APL的发明人又是谁呢？ 且听下回分解，如果运气依然好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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