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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学研究以人文思辨为主，20世纪80年代引入西方传播学后进入新闻传播学研究阶段。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被大量吸纳，定量分析得到重视和应用，相关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都得到了提升。然而，鉴于定性研究中思辨式研究仍然大行其道，反观量化分析由于过分强调而不时被滥用，但最不可忽视的是对定性研究的认识走入了误区。 首先，研究方法并无高下之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同样重要，二者皆不可偏废。量化研究通过对可量化部分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预测，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分析欠精确、研究不统一、研究质量难以衡量的问题。它长于在微观层面上对个别事物进行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具有精确性。定性研究要求收集资料的实地性，长于对总体现象或事物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和深入诠释，弥补了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 其次，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决定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同等重要，在某些方面定性研究甚至更为重要。一是对于新闻传播学中不可量化或难以量化的问题，定性研究十分必要。比如品牌传播研究中的影响力，受众研究中的绿色收视率等。二是新闻传播学不仅仅要验证“是什么”，更要回答“为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定性研究无疑更有利于复杂系统的认知和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语境。 因此，当前定性研究引起争议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存在的合法性，而在于对其定义的辨识。西方传播学的定性研究特指实证主义的质化研究，它是与量化研究相对应的实证研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由于浓厚的人文学科传统，往往把定性研究等同于思辨研究。因此，新闻传播学需要回归社会学科范畴——实性研究就是质化研究。那么，质化研究与思辨研究有何不同呢？ 首先，二者定义不同。尽管都强调对社会现象进行理解和解释，思辨研究是以逻辑推导的方式进行的纯理论、纯概念式的研究，它往往不以原始材料为基础，而是依赖形而上的思辨方式，研究结果也表现出思考式、哲学式或指示性的特点。定性研究则从材料收集、选题类型到研究结果的表达都有独特之处。正如学者陈向明所指出的那样，质化研究“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 其次，二者研究路径不同。思辨研究纯粹通过思考提出对策，或是结论先行，通过搜集有利于自身的片面资料以证明观点；质化研究则要求研究者深入实地体验生活，采用多种方法，如开放性访谈、焦点团体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等方式收集所需资料，然后通过自下而上在资料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进行研究。 具体而言，提升质化研究的规范性途径有以下几种。 其一，提升研究标准化、程式化程度。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质化研究必须采用标准化、程式化的手段，如材料理论之间要有不停往复循环的研究思路，收集和整理资料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等。同时也要注意其应用范围和研究对象，做到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其二，提高信度和效度。为了尽可能控制样本选择以及资料收集和解释过程中过多的随意性，质化研究应该着重解决两种经常被提及的更为宽泛的效度威胁：研究者的偏向和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影响。研究者的偏向主要表现在研究者倾向于选择那些符合研究者已有的理论或者预期的数据以及选择那些引起研究者注意的结果，而研究者对被研究对象的影响也同样因为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性难以避免。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的个人倾向、进入现场和访谈的方式、典型样本的选择等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极大影响。 为了避免主观性导致的研究偏差，提高质化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研究者应尽可能多地到研究现场去，进行持续的观察和访谈，保证资料都是直接获得而不是依赖推断的，有助于消除研究中的虚假关系和不成熟的理论。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当尽量尝试找到别的个案来检验初步假设，通过反复比较检验以保证各部分资料都适用于结论；此外，研究者可以寻找并分析与预想不一致的资料和异常个案，时刻保持自己的客观意识，检查是否存在偏见和假设以及逻辑或方法的不足；还可以请求被研究对象对最终研究结果系统地做出反馈。 总之，当今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不应拘泥某一种研究方法，量化与质化二者都不可偏废，而应结合实际研究需要，充分发挥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各自优势。当今我国新闻传播学面对诸多越来越复杂的中国问题，质化研究更是肩负重任。新闻传播学应该正确认识这一分析工具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规范性，大力提高质化研究的使用率和规范性。首先厘清思辨式研究对定性研究的影响，其次通过提高程序性、标准型和客观性，提高质化研究的规范性。惟有如此，新闻传播学研究才能担当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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