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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推出“反思传播学”专辑，希望引起学界的讨论，拜读诸位学者大作之后，我也来掺和一下，谈点读后感，不当之处还望各位指正。 学者们在反思传播学时习惯面对这样的问题：传播学是如何失去想象力的？人类传播思想为何难以应对“speaking into the air”（交流的无奈或对空言说）的难题？传播研究是如何在制度层面成熟并趋于僵化的？这些典型的问题都指向作为交流的理性，指向一个西方式的命题“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们似乎不愿意使反思再向前迈进一步。作者从这个西方思想的源头进行反思，更为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让理性回归日常交流实践，而不是远离或笼罩人与人的交流？进而指出：从新体用观的角度看，新媒介通过改变传播方式而改变了社会存在，包括个体观念、日常行为方式、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必须通过认识新技术所创造的新的社会本体，才会反思传统传播观念，例如人们头脑中不同观念的重要性如何因媒介的变化而变化；如何通过传播建构关系、重建社群感；如何以交流的方式保障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普适性价值，以及这些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如何强化新媒介的某种偏向。 作者认为如果关于“什么是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的理解含混不清,就会使整个学科失去方向感并进而失去学科认同。互联网无疑是媒介,但又不仅仅是媒介,所以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并不等于传播研究,它的外延和内涵都极其丰富,互联网显然并非天然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作者最后指出：如果我们在认识论上把媒介看作是一个意义汇集的空间,而在方法论上把媒介理解为一个抽象的隐喻,就会在研究内容上有所突破,并有可能重塑传播学的学科气质和学科认同。从学理上讲,传播学终究是一门回应人的意义和价值方面的学科,测量商业价值和政治效能的工作必然是另一些学科的专长。若我们执迷依赖于后者,这个学科的合法性必将消弥于无形,或长久陷入胡塞尔所说的精神危机与科学危机之中。 既然已经约定俗成，我们就接受“传播”这个对communication的汉译，将之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或互动)，以及使然交往、在交往中、通过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身心体验和意义。据此，传播即是关系、意义、结构等生成过程中的中介，它本身也为各种机制和技术所中介，而所谓“媒介”，即为携带着规范符码的器具以及使之成器的体制。作者希望通过这个界定在此表达双重意思。第一，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下、不同的问题域内，我们可能采用不同的传播观念，以提出且探讨问题，并由此建构理论，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在“元理论”层面的、具有高度囊括力的对传播的理解，以形成学科所必需的共同趋向。第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也即是传播研究展开的手段和路径。作者认为传播学是门实践型的人文和社科交织的基础学科。它的视域是一个社会和文化开放和多元程度的显示器；对它如何规制，反映了一个社会试图建立何种成员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为此而坚持的何种价值评判与选择。 作者认为当今传播学存在认同危机和范式之惑，归纳出传播学探讨最多的三个方面：一、整体性否思，颠覆性再造。二、回到传播本身，深耕理论建构。三、把握本土情境，回应现实问题。进而指出传播学研究存在的问题：首先，传播学学术的视野不开阔，知识创新严重不足。其次，正如传播研究的“各自为政”，自说自话，传播研究反思同样遍地开花，缺少对话。其三，对传统意义上主题、理论、方法等认知层面的反思居多，组织、资源、受众这样的结构和经验层面大多被忽视。最后，作者指出反思传播学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对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困境和苦难的关切。传播学术圈缺乏在研究核心问题向度或者基于相近的研究方法而形成的学派。如此，自然不能对整个知识圈形成学术影响力。 作者在梳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之后提出一些思考：第一，在我们注重“地方性知识”或“本土性知识”的建构的时候，需要意识到，所谓“地方性”或“本土性”概念是基于一个逻辑设定，即是和“全球性”或“普世性”相对的范畴。第二，传播学在中国历经四十年历程，已经部分地融入或整合到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知识系统。第三，倡导“重构中国传播学”和突破功能主义思维框架有一定的关系。第四，从中国文化本位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角度出发的中国传播学(另一个表述是“华夏传播学”)应当从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出发确定自己的学术位置。作者最后指出：以下学术取向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第一是以媒介形态或媒介域作为知识轴心的媒介学取向。第二是以“公共性”作为传播的价值基点的伦理学取向。首先，传播的公共性并非仅是指观念的和政治的公共性，其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和广泛交往基础上的公共性，从属于开放的、共享的、公平的社会生产关系。第三是以“城市”和“乡村”为视角的传播研究。 作者在梳理了传播学的中国式繁荣之后描述了中国传播学面临多重“影响的焦虑”：其一,传播学在西方知识界存在先天不足。其二,西方理论、知识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压力。其二,西方理论、知识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压力。作者对此提出破解传播学的主体性问题可从几个层面着力:(一)提炼核心概念和轴心命题(二)锻造传播学科逻辑和范式 (三)催熟学科共同体,强化主体性认同。作者最后指出：强化传播学的主体性,还要看传播学的知识共同体能不能在关键问题、知识生产和建制上形成共识。催生中国传播学共同体,首先得以学术为中心,以提升共同体学术创新能力和话语权为核心目标。其次,传播学社群须强化共同体意识。这个共同体以学术为志业,并有共同认可的学术信念和价值基线。 拜读六位大伽的大作，我谈一点自己的感想：单波的新体用观颇有新意，接下来是如何在研究中找到更好的切入点；胡翼青对媒介观的反思不无道理，但他似乎对传播学应用不屑一顾；相比之下，潘忠党既强调元理论层面上对传播学的统摄，也注重传播学的应用；龙强和吴飞则强调传播学对人类困境的现实关怀；吴予敏和张涛甫都讨论中国传播学研究，不同的是前者开出研究问题的清单，后者提出研究主体性问题的着力点。最后我也想谈一点我对传播学的看法：一、传播学研究须与时俱进，求同存异；二、要研究有生命力的传播学；三、关于互联网和新媒体最好的研究可能不一定在传播学里。也欢迎更多的学者朋友一起来评论，期待您在本文下面留言。 谭天关于传播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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