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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继父和哥哥

 博文夫子 2020-12-17

我的母亲、继父和哥哥

一、我的母亲

母亲生于1918年4月3日,江西余江(旧安仁县)画桥汤家人氏。

母亲早年命运多舛,幼年丧父,三四岁跟随母亲改嫁到山里的象鼻弯周家,并被许配给族人做童养媳。但时逢社会动荡,夫君参军未成婚便魂丧沙场。

及笄之年初嫁本县黄庄竹科村,次年生下一子,但不久夭折。此后十多年不孕,继而丈夫去世。

1949年改嫁贵溪黎田詹家,1950年生长子天生,但次年不幸丈夫詹龙泰又因病离世。同年在宗人的积极撮合下,再嫁本家堂弟詹银泰,即我的父亲。1952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取名煌生。但3年后即1955年不幸再次降临,我父亲又突然暴毙,继而遗腹子出生后不久便夭折。

1956年底,我家因水库建设大迁移,在搬迁慌乱气氛下,母亲经人牵线撮合,立嫁20里外的桃源胡家,胡元先成了我的继父。

我长大后理解我苦命的母亲当时的无奈抉择。因母亲是旧社会过来的小脚女人,没有健全的劳动能力,又没有知识文化,既不懂如何求助政府,又不想劳动娘家人,特别是两个孩子幼小,搬迁需要男人是当务之急。

继父也是个苦命人。12岁时他父亲因投身革命而牺牲,是他母亲独自扶养长大。也可能是家境贫穷,30多岁才娶到一个有病且有孩子的表亲的未亡人为妻 。不久妻子又因痨病离世,留下一个十来岁的儿子给他扶养(后来我称“样哥”)。就这样,我母亲是苦命人遇上了苦命人。1958年我妹妹胡素英出生。

母亲虽目不识丁,但思想先进、通情达理、勤劳善良,且心胸豁达、以德报怨、宽以待人。尤其是家庭责任感强。

我家人最多时7人:母亲、继父、继祖母、样哥、妹妹、哥哥和我。家庭关系十分复杂,样哥姓吴,既是养子又是继祖母的娘家人;我和哥哥都姓詹,是异父同母的继子;只有妹妹是亲爹亲娘。母亲却表现出惊人的持家智慧和高度的家庭责任感。她尊敬丈夫,孝敬公婆,一视同仁对待每个孩子。过年做新鞋每人一双,全家老小衣服一洗常常两大篮。7人围坐一日三餐且有仪式感。八仙桌上座是继父的专座,里边是继祖母和妹妹,外边是哥哥和我,下座是母亲和样哥。只要继父在家,继父不上桌吃饭我们不得上桌吃。母亲一般是最后一个上桌,吃的常常是剩菜剩饭。

母亲孝敬公婆,有求必应,关系融洽。继祖母是烈妻,每月有7元优待金,家中各种开支从不动用,而是由她单独支配。但曾有一次向她讨借过7元钱,那是因我去北京见毛主席。后来继祖母生病,母亲提示我买食品孝敬她,在她病重时提示我去看望她,要我不要忘记她的恩情。

母亲尊敬丈夫,时时处处维护继父的威严。记得有一次哥哥被继父骂娘骂急了,就与继父对骂娘。母亲及时制止,等到晚上哥哥睡下了,把哥哥从床上拉起,罚哥哥跪下向继父认错。

母亲对娘家人也有厚德。她娘家有两处,即出生地的画桥汤家和长大地的象鼻弯周家。其实出生地仅有叔伯兄弟和婶娘,长大地也是异父同母的弟弟。母亲把婶婶当亲娘,叔伯兄弟当亲兄弟,拜年给出生地的婶婶送猪腿,给长大地的弟弟送猪肉。母亲曾说“我娘在这里,是树兜。弟弟是树兜的代表”。年年如此,但有一年继父不去了,哥哥也不愿去拜年,母亲就好生气:“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就行了’,我还没死,你们就不去呀?”母亲骂哥哥。我见她气不过,就主动提出去拜年,母亲才作罢。

母亲处理我父亲和哥哥父亲的亲戚及堂兄弟的关系也是滴水不漏。我父亲家亲戚只有一个姑姑。哥哥的父亲家也有一姑姑,还有一叔叔。记得迁移的第二年,母亲一手抱着我,另一手拉着哥哥,通报迁移信息走亲戚。母子三人,先走我姑姑家,然后到哥的姑姑、堂兄、叔叔各家走,行程近90里。母亲对我是抱一阵,背一阵,然后又让我自己走一阵。记得到达岗上詹家叔叔后,我的脚已痛得迈不开步。通过这次走亲戚,原来亲戚的往来续上了。

母亲对四个不同关系子女的养育更是表现出远见卓识和智慧。她既一视同仁,又引强扶弱,细心周到地照看每一个人。妹妹是亲爹亲娘,继祖母和继父的心头肉,尽管她最小女儿,因有足够的照顾,母亲对妹妹反而没表现出过多的关照。

样哥无亲爹亲娘,担心他会有失落感,母亲就经常有意关照他。但他终是离家出走。记得样哥出走的那天晚上,母亲很着急,叫上继父一起到处寻找。只听母亲说“没人打没骂他,这是怎么了?到哪里去啦”。第二天继父到长塘吴家他老家寻找,才知道他回叔叔家。“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只是应好好说,免得我担心”母亲事后对样哥说。后来样哥又离开叔叔家,外出做上门女婿。但不论到哪里,始终还认我母亲为“妈”。年节来看望,杀猪送肉,养鸡送蛋,有时还5里路送柴火。这与母亲当年似亲娘待他不无关系。

哥哥和我,因我较小,又于继父关系紧张,因而母亲对我会比哥哥有更多的关照。母亲细心对待每个孩子的用心,只有自己长大成人、为人父母后才能理解。

母亲养育子女的远见卓识,最主要的表现是在文化教育培养上。为了支持我上学读书,她千方百计说服继父,并努力争取村干部及社会舆论的支持,甚至不惜以自己弱小的身躯与继父撕打抗争。

母亲的修养也表现在待人接客上。凡我带朋友或领导回家,无论何时都会热情相迎,当餐时会及时准备饭菜,非当餐时会有茶水点心伺候。后来我能被村、乡、县三级推荐上大学,与母亲的做人有很大关系。

母亲虽然没受过正规教育,但在教育我时,却常有至理名言。如“多念人的好,少记人的恶”、“为人莫犯法,犯法身无主”,等等。在我看来,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能比她强多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母亲也有光荣历史,她十多岁就进入方志敏的地下革命组织——德兴县机关,只是后来红十军留守部队失败,革命机关被破坏,加上缺少文化,信息闭塞,未跟上革命队伍。

母亲虽是普通家庭妇女,但在我心里却是伟大的母亲。她在我幼小的心里,是希望,是依靠,是港湾,是灯塔。特别是在我辍学后继父对我经常打骂的三年里,我做梦都害怕失去母亲。记得小时候的一天晚上做梦母亲死了,我顿时感觉天塌地陷,扑倒在母亲身上痛哭流涕:“妈妈呀…我今后可怎么办呀?…”在被母亲叫醒后,才知原来是做梦。恶梦惊出的泪水、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裳。

可能是继父对我摧残的反作用,我对母亲的依赖产生惯性,在母亲进入老年后,我在回报和照顾她时,仍有依赖感。只要她在我身边,就是不说话,我都感到温暖、踏实。

回想我的母亲,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她晚年与我一起生活的时间太少,没有足够地尽到孝心。原因是我长期在外面打拼,经常不在家。更多的原因是我母亲缺文化,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她出门与邻居说不上话;在家又不懂看电视,甚至连开门开灯都困难。有一次在我家门口想出去,弄半天也开不开门。“你想出去吗?妈妈”我见她拨弄好久问他。母亲回答“是”后,我给她开门并一起陪她走。心想,如妈妈一人在家可怎么办呀。正因如此,我母亲常常是在家又想来,来了没几天感觉不习惯又想回家。为照顾母亲晚年生活,考虑她生活习惯,只有委托妹妹照看,因而我给妹妹家买热水器,买洗衣机等。且多次表示感谢。“她也是我的母亲啊。放心吧,哥哥”妹妹这样说。这大概与她多年当村干部的思想境界有关吧。

二、我的继父

继父生于1922年2月11日,比母亲小4岁。他头脑还算聪明,但思想自私、秉性懒惰,且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尤其是没有家庭责任感。

作为一家之主,居住房屋是首位,因猪狗鸡鸟为了生活都会筑巢做窝,可他一辈子都不想做屋的事。他1949年解放时分得地主一栋房屋的半边,家里三代7人就挤在这半边屋内。后我兄弟倆长大需要与母亲分床睡,不得已才买了一间邻屋让继祖母与样哥住。回想当年迁移时,我家搬来了一栋半房子(我家一栋,我哥哥家半栋)的木料包括柱子、横梁、门框、壁板和屋瓦,也有现成的地皮,只要竖起来就行。可他既懒惰又心胸狭窄,且毫无家庭责任感,只因我兄弟倆不是他亲生的,担心占了他劳力的便宜。宁愿与外人共住一屋、家人拥挤不堪,也不愿把搬迁来的房子修复起来。

他心胸狭窄、毫无为人父的责任感,在我们兄弟两上学读书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我8岁与哥哥一同上小学并同班读书。读到二年级时,继父就从生产队里领养一头牛让我放。平常我早上放牛,上午读书,下午放牛。下午如牛有活干,我便可去读书。哥哥的任务是砍柴和帮着干农活。小学三年级时,我除放牛外,还要去砍柴。由于经常缺课,学习成绩不太好,但我还是很喜欢上学读书。可继父并不愿让我继续读书。三年级下学期的一天,继父对我说:“已读三年了,不能再读书了。你两个人明天都不要去了”,我没有说话。但第二天我还是去上学了。就在我背着书包走过村后一段山路时,突然感觉路边树林有人跳出来抢走了我的书包。我转身一看是继父,哥哥也跟在他的身后。我没了书包,但仍朝学校跑去。继父则恶狠狠的说:“你如果可以不吃饭,你就去读吧”。就这样,我断断续续地坚持上学。快到期末了,我对母亲说,放牛影响考试,母亲说如到考试那天我就去替你放牛。可是继父却对我盯得更紧了。到了考试那天,母亲给了我一个红薯,然后说:“中午别回家,等下午考试完了回家,我把饭放锅里热着,等你回来吃”。

下午考试完我回到家里,只听与母亲说话的女邻居们说:“你儿子回来了,快给吃饭了”、“当官的爹不如讨饭的娘啊”。母亲端出了饭菜,我正端起碗吃了两口,这时继父回来了。“我以为你读书可以不吃饭哟,原来你还是要吃我的饭呀?”继父放下锄头恶狠狠的说。我没说话,也没看他,继续吃饭。继父看我没理他,一把夺走我的饭碗,朝天井沟里掷去。“俗话说,阎王夺命不夺食”这时母亲过来与继父理论,接着就扭打在一起。邻居们拉架也拉不开,我看着母亲被继父骑在身上打,那个仇,那个恨,那个痛苦,那个无奈,无法形容,只有号啕大哭。

第二天,母亲叫来了村干部理论。母亲说,我两个儿子,一个帮家干活,一个读书都不可以吗?“应当让一个去读书”,村干部们纷纷表示支持。继父说:“如果要让一个去读,那就让大的读,小的是反眼贼”。就这样,哥哥上学去了。但哥哥可能是年龄比同学大了点的原因,他对读书兴趣不大,一个学期都没有读完,就自己休学到生产队顶劳动力赚工分了。这大概是继父计谋好的。而我也就这样被辍学了。

继父不但强迫我辍学,还把我当奴隶使唤。辍学后我放牛、砍柴、打猪草,拾牛粪、掏厕所、挖猪栏牛栏粪。什么累活、脏活,继父都变着法子逼我干。且只要有半点差迟,不是打骂就是饿饭,而且有时还会故意找茬打骂我。记得有一次母亲不知为什么打了妹妹,继父收工回家看到妹妹正在哭,当得知是母亲打了她就气不打一处来:“你今天在哪里放牛?”继父瞪着我问。“破塘山”我回答。“那里吃石头呀?”伸手就一掌把我打倒在天井沟。因天井沟是石头铺的,我倒在沟里失去知觉,怎么起来的也不知道了。

我小时候被打骂无数,饿饭无数,曾想到死,也想过杀死他,也多次想自杀。有一次想自杀时被母亲发现了,母亲抢走绳子,一把抱住我哭成团:“儿呀…不能做傻事啊,你要有闪失妈妈也活不了啦”母亲边哭边说。看我答应了,母亲又深叹一声:“唉!如果你大哥在世就好了,今年都20多岁了”。然后又把我带到卢家堂伯家。在去伯父家路上母亲说:“你跟他最亲,如你实在过不下去,就跟伯父”。“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某都某不到手”当伯母知道情况后,笑着爽快答应。可我还是跟母亲回家了。

继父不愿尽为父的责任,还十分自私。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从未给过我一分钱。我高中毕业后在村小学当“赤脚”老师,工分折成工资每天1元,每月30元 年收入360元。教书3年,第一年除去学校伙食费和零花钱,剩下不足200元。我买手表用去85元,交给家里110元。第二年我哥哥定亲,母亲把我叫去,嫂子娘家人和媒人一大桌,媒人见我来了就说,衣服等彩礼都说好了,但女方想跟小姨学裁缝,她小姨要她承担一台缝纫机钱115元。我当场答应并通过媒人付给115元,余下的给了母亲用于家庭开支,其中有继父做假牙35元。第三年我对母亲说:“今年我要去读书,我的工资收入就不再给家里了,因家里不可能给我钱去读书”母亲答应了。可继父以为我积攒了好多钱,为自己死后用棺材还打我钱的主意。那是我在陶瓷学院读书时,放假在家的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最近身体感觉越来越不太好,想去买口寿房…”我没有说话。但他过后说我不接话是不孝。第二天母亲则问我为什么不回话。我对母亲说:“你叫我如何说?讲买,我没钱,因我还在读书,他不给钱我读书也就是了,叫我到哪里去弄钱给他一个大活人买棺材?讲不买,他肯定不乐意,又说我不是亲生的反眼贼。只能不说话呀我的妈”母亲默认了我做法。事后他自己去买了一口“七格子”(规格差一点)棺材,可能是当时手头钱不足。但我认为这是他十分自私的表现。

继父也有我佩服的。他虽未上过正规学堂,但会打算盘,心算也不错(可能与继祖父的文化知识有关)。“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一边念“口诀”,一边拨算盘珠,他这样教妹妹打算盘。我好奇地偷听偷看,后来我也会了。

他还不少小聪明,如上山打猎,还有抓黄鳝泥鳅,特别是叉甲鱼的手艺被许多人称赞。

回想我在继父身边成长的整个历程,我想不到他的半点恩德,除了恨还是恨。因我辍学三年后又跨进了中学的校门,并不是继父的责任心、良心的发现,而是得益于当年国家的“扫盲”和免费教育政策及偶然机会,以及我自己抓住了这次机会。并且坚持不离校,跟着学校的起起伏伏,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继而又通过自己的努力被推荐“上大学”,终于离开农村,离开了我苦难的家。我进入了工厂和政府机关,当了干部,入了党,职位从股级、科级到县(处)级。我对继父的恨,慢慢地释然了。尤其是母亲以德报怨的榜样作用,“多念人的好,少记人的恶”母亲常这样劝导我,我也感念他毕竟把我养大了。

继父60大寿时,我给他买毛皮鞋、毛皮帽,衣服里外新。70大寿时,又是羊毛大衣,毛衣毛裤。我在置办母亲的寿房时,特意开车回家征求他意见“是否愿意换?如愿意我一同买。原买的寿房你自己处理”。“那还有什么说呀”他高兴地说。两口寿房一同运到家,当时村里他的朋友胡亮胜说,胡家有亲儿子的这么多,有谁能做到?

三、我的哥哥

哥哥生于1950年,比我大两岁,小时候我感觉他就是大人,对他有一种依赖感。可哥哥并不亲近我,甚至对母亲多点关照我产生妒忌。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两在床上玩耍,我扑过去想抱着他玩,可他一把将我推到墙壁上,头上碰起个大包。母亲听到我哭声说哥哥:“你俩是冤家呀?你就不会带着弟弟呀?”。“凭什么?他又不是我亲弟弟”哥哥回击母亲。这当然是小孩话。

还有一次,是妹妹周岁生日的一天。家里来了好多客,哥哥一个人站在庭堂看热闹。我看到哥哥在那里,好像与他亲不过似的向他背后扑过去,我还没有碰到他时,他就顺势一甩,把我重重地甩到地上。母亲听到哭声不对劲 ,抱起我一看,手骨折成两截,就赶紧抱去求医。可那时村里只有个整脱臼的,见是骨折就说“这我不会,另请别人吧”。没办法我母亲自己动手,当把我手拉直复位后,我就不哭了,母亲觉得找到了关键,就顺势用布和笋壳裹扎好,数月后骨头完好如初地接好了。这可能与母亲当年战地救护知识有关。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那时在生产队干活不但赚工分,还隔三差五的供饭吃。哥哥自己休学到队里顶劳动力估计跟吃饭有关,因当时各家都缺饭吃。记得当时队里吃饭就在我家对门,许多人都在吃饱后再把饭填满碗,然后假装一边吃一边往家走,到家后给家人吃。我看着他们一个个端着饭从我家走过,闻到饭香口水直流,多么想哥哥也给我带点饭吃啊。可我哥哥每次都是把碗洗得干干净净,敲着空碗回家。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继父不让我们继续读书,而我坚持要上学读书。母亲为此与继父多次相骂打架,那时候我多么希望有哥哥的保护啊。但哥哥并没有兄长意识,不懂保护弟弟,反而是帮继父一起来抢书包阻止我上学,哪怕他自己不太喜欢读书,也不会帮弟弟上学读书。

我与哥哥的处事思想也有较大的反差。我与人打架时,哥哥不会来帮我。而哥哥与人打架时,我会不顾一切地帮他。记得一次哥哥跟卢家的痞痞子打架,我看哥哥被压在底下,顺手抡起地上的一块大石头,正要砸向他头时,被边上的大人拦住了:“哦…哦,这会死人的!痞子你还不走?你能打过他兄弟倆吗?”痞痞子见势不妙,起身跑了。

旧社会当兵意味着九死一生,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还是这种观念。当我听到哥哥检起了兵,我立马请假送他,从家到村、大队、公社,再到县,一直跟着送他。特别是在县城哥哥上火车时,像生离死别似的,我泪流满面抱住哥哥久久不放,接兵军人把我分开后,我仍跟着火车跑,直到火车不见才返回。

哥哥当兵回家探亲,媒人上门为他提亲。媒人说女方要学裁缝,需要115元钱,这是我当时三分之一的年收入。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并给付。

哥哥结婚,我请木工来家做家具,为了省钱,我自己画画做油漆,还利用木工的工具为哥哥做了一张书桌。

哥哥也有帮我的时候,那是我俩小时候一次过大年的上午,哥哥和我及一群人在一起砍柴。那时砍柴有个“打叉”游戏:用三根树枝条架在一起,每人砍来一把柴,然后站在规定的界线上,用柴刀投掷过去,打倒了支架的,就赢得了所有的柴。我人小,不是打不中就是被别人先打倒,自然没有柴。等到多数人都挑柴回家过年了,我的柴还只有一捆多一点。有人对哥哥说,你弟弟的柴还没足,不去帮他呀?哥哥见壮,过来帮我砍了几把柴,“你怎么这样无用啊”边哭边帮我捆柴,然后把柴放到我的肩上,并让我走在前头,他在后边跟着回家。我感觉有哥哥真好。

1975年我被推荐上大学,哥哥刚退伍,虽然他没给一分钱我上学,但我感觉我俩的关系亲密多了,他帮我挑行李一直送我到景德镇,路上不让我拿重东西。这大概与他部队历练和我为他的付出有关吧。

哥哥和我的性格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点是耿直暴躁,肚里藏不住事。不同的是我喜欢成群玩,也喜欢帮人出头露面。经常带领一群玩伴分成两队做“中国打美国”游戏。哥哥从不跟我们玩这些,他喜欢独来独往。

我喜欢读书,并与命运抗争。哥哥却对读书兴趣不大,并逆来顺受甘愿作田。我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离开了农村,走向了城市。哥哥喜欢种田,连当兵在部队干的都是种田。当兵8年,早退伍的有分配,晚转业的也有分配,就他那年的没分配,只有回家种田。迷信人说,这是“命”!

在如何对待家人,尤其是父母的思想、态度、关怀和付出等方面,我俩有较大的反差。

我认为,在家庭只讲索取不讲付出的人,是无能的表现。就是在社会上也是不受欢迎的人。

哥哥是长子,本应带头孝敬父母,关照弟弟妹妹,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但他没有种意识。虽然也每年给几百斤谷子,却常常是变着法子索取父母和弟弟的钱财,甚至有些事比外人还过份。记得有一次继父和我到哥哥家取谷子,哥哥一手扶肩扛的扁担,一手移动秤砣,在我们看着的情况下,哥哥让秤砣低到挂不住了还要再抓出谷子一把。我想,如换成我,不但会让秤上翘,还会再抓一把谷子加进去,以示我的大方。因为一把谷子根本算不得什么,何况是给父母。其实只要小孩在父母家多吃一餐饭就回来了。

哥哥结婚不到一年就提出分家,但分家有分家的规矩。按理来说家有父母兄弟和妹妹,就算乡俗做法,妹妹要出嫁,那弟弟怎么分?他却不考虑这些,什么都跟父母要一半。就连一把刷帚一个吹火筒都要拿一个好的走。听母亲诉说后我想:哥哥的兵白当了,那个党也是白入了。如换了我,吹火筒那么简单的事,不但不会争,还会送一个给老人。因外面去找跟竹子,一做几个。

哥哥在思想上好像也有赡养父母的概念,但没有净付出,即付出大于索取的思想境界。他也曾每年给过父母几百斤谷子,但他小孩的压岁钱和读书钱等各种名目的收入早已大于他的支出。但他不会这样想,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与哥哥的思想就不一样,我会思考对家人的净付出。在与兄妹的来往中,有时收入大于我付出的,我会千方百计找理由和机会返还。对父母的付出,我会按我工资増长而增长。还考虑老人年龄大了,难免生病就医要钱,专门另存3万元放一边备用,直到为母亲办完丧事才并拢。

我会尽力关照妹妹。记得妹妹高中毕业,我利用我的关系网,把妹妹安排进村小学教书。出嫁后,她不愿当老师,去当村妇女主任,但这不是正规职业,没有社保,因而成了我的心病。经常询问她的社保进度情况,并准备了2万块钱计划替她办社保。后来她社保已落实我才放下心。

我对哥哥的帮扶,也可以说已尽力了。哥哥三个子女,有2个孩子读书向我过借钱,只有一个没来,是因母亲赡养矛盾我和他吵过架。他第一次借钱是1993年,当时我月工资128元,哥哥借1000元,我另送了200元,几乎占了我一年的工资。第二次是1995年,我当时月工资216元。哥哥要借5000元,因当时已被妹妹做房子借走了4000元,只剩3000给了他。约占我一年半的工资。

哥哥认为我经济条件好些,常常会觊觎我给母亲的钱财。甚至妒忌妹妹获得我的帮助。记得有一次哥哥和我说到妹妹做房子借我钱时,哥哥问:“她家借你多少钱?”我说:“5000元”。“啊好了!那不就给他家做一栋屋啦”哥哥失望地说。

如何看待他人对待自己的父母,我俩的思想反差更大。我见人对我家人好,我就会对他好。反之也一样。如有个同学想我帮他办点事,就先买东西看望我母亲。当母亲告诉我某某来看过她,就知道一定有事求我。后来我看不违反纪律原则,就帮他办了。

样发哥杀猪送肉,养鸡送蛋,还不远数里送柴火,我认为是样哥认父母为亲父母,有德有义。我见了为之感动,并视他为兄长。而哥哥却不这样思想,他感觉是剥了自己面子,甚至认为他来与自己争夺家产。有一次哥哥跟我说:“他拍父母马屁想干嘛?难道还想来要什么?”。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后没说话。

有人总结:“性格决定命运”。我和哥哥的职业环境或者说命运差异,大概也与性格因素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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