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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观，巫医是存在的，但没有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内容，也没有成为中医学的起源。有没有鬼神，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另外的几重天地？这些问题太复杂、太深奥了，超出了人类理性之知的能力，也许在原始本能之中，灵魂有某种自由，不受肉体限制，有对鬼神或另外几重天地的感应、感知能力。这样的感应、感知，在无知无识的婴幼儿状态可能存在，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随着年龄增长，人世间的知识增多，这种能力逐渐消失，也就再也感应不到、感知不到了。 《论语·宪进》：“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生生的人本身的问题就很烦杂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理性，连自己都安顿不好，都时常引起很多纠纷，如何和自然相处，如何和他人相处，再者，我们是活着的人，理性应该思考人的“活”的问题，活出人样，活得快乐，健康长寿，至于鬼神、灵魂-在“活”之外的问题，心思花得过多就有问题了。就一般人来说，鬼神、灵魂谈得太多，还会徒增恐惧，夜路不敢走，黑屋不敢待，独处也都害怕了。《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都不谈，我们却很热衷，谈灵魂、鬼神，谈量子解开灵魂本质，对现实之中的我们的健康长寿不见得好。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没有鬼神，中医学没有巫医，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客观事实。 但不可否认，在中医学理论形成体系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巫医”承担了相当的医疗任务，但“巫医”在生命体验形成了条理性的知识之后，就基本上退出了医疗舞台，只在极少地方还存在。生命体验应该是从猿猴就开始了，“巫医”是在人类有了一定的理性或想象能力之后才出现的。运用生命体验的知识治疗疾病的方法，可能和“巫医”并存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因为并存，中华民族的先圣们，发现了生命体验的医疗价值，便把生命体验作为立学基础，从生命体验的事实之中，思考生命的健康与疾病的规律。因为生命体验是自在的，和生存环境存在多维联系，所以其理论之中，有天文，有地理，有人事，生长化收藏、病衰康复亡的生命规律，和天文、地理、人事联系起来，形成了天人相应的生命医学。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活生生的人不是孤立的，是多维联系的，以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体验为客观基础，运用多维联系的生命体验获得的认识去形成中医学。 “巫医”在历史存在过，不仅没有在中医理论中留下印迹，中医还特别注意和鬼神、“巫医”划清界限。《素问·五藏别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素问·宝命全形论》：“ 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病有六不治……，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等等，都很清楚地表明了中医的理论和实践都与巫医、鬼神没有关系。 医学理论的形成依赖于文化的发展。中医学是中华文化孕育出来的生命医学，但中医学的萌芽，远远早于任何文字形式的文化，可以追溯到人出现之前的猿猴那里去。根据生物学家对一些动物的行为的研究，发现许多动物都存在有意识的医疗行为，如大象、鹦鹉、猴子等等，它们都会去找寻一些矿物或泥土，来消除身体隐患，或解除毒素，或消除胀满。这样的行为，没有生命体验的知识，并将这样的知识提高，在以某种方式传承下去，是不可能发生的。从猿到人的进化完成之后，人类智力空前发达，生命体验的知识更加丰富，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一代又一代的学习、传承下来，就从无意识发展为有意识，形成了一定的理性认识，为中医学的萌发奠定了基础。从自然客观的医疗意识到理性逻辑的医学理论，期间有一个“巫医”的生命体验阶段，但“巫医”最终未能形成系统化的医学理论，也没有被中华民族的医学文化所接纳。 中医学是以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体验为立学基础的医学文化，认识中医文化、运用中医理论，离开了活生生的人都不可能。以有无逻辑理性指导的实践为分界，认识中医文化的形成过程，个人认为，总体上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医学的萌发、发展和理论成熟阶段，从原始简单的生命体验的积累，到有意识的对症治疗，通过对症治疗的反观思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大浪淘沙形成基本观念、思维逻辑、概念体系的阶段。这一阶段完成的标志，就是《黄帝内经》，自有了《黄帝内经》之后，中医便从对症治疗的蒙昧状态，走向了理论指导、逻辑清晰、目的明确的理性医疗。中医理论的形成，以彻彻底底的自然客观-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活动、生命联系为基础，没有破坏活生生的人的自然完整性，没有割裂活生生的人的多维联系，没有掺杂任何主观成分，是自然客观的生命规律的真实反映，正如南怀瑾所说，“中国的一部古书，《黄帝内经》，可称作是人类的生命学”。 第二阶段是中医完善的阶段，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辨证论治的创立为标志。第二阶段实质是中医临床模式的建立阶段，有理论指导，有逻辑规范，有实际对象。辨证论治的创立，是中医学完善的标志，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保驾护航的文化工具。“现代化”中医们研究的热火朝天的“证”，就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 黄开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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