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清朝七次派兵征伐，二百年未曾融化的“铁疙瘩”（上） ）里我们讲到，瞻对的最强王者贡布朗杰在20多年时间里，北征德格、甘孜；东征道孚、炉霍；南征理塘、巴塘，各地土司望风披靡，无一合之将。
贡布朗杰的对外用兵，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夹坝”（抢劫），而是开疆拓土实施占领，为此他甚至打破惯例推行了移民。
但贡布朗杰只能算是一代枭雄，称不上深谋远虑，未能使用远交近攻的政治策略，让进攻变成了无差别打击。
他不但截断川藏大道，攻破清军设置的粮台、塘汛（驻军关卡），还拆阅清朝文书，新任驻藏大臣也被堵在路上进退不得。
在打清朝脸的同时，贡布朗杰还给达赖喇嘛写信道：“拉萨的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共有的菩萨，不应当仅让你们供在拉萨，我们要迎请到瞻对来。如若不然，我瞻对的兵马如菜籽一样多，武器如针一样锋利。”
同时挑战两个巨头的举动，在我们今天看来感觉不可思议，但这恰恰说明了康巴人本性中的彪悍，以及受地理限制导致的目光狭窄。
感到切肤之痛的清朝和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被迫联手将其扼杀。
剿灭贡布朗杰的过程，基本由藏军独立完成，清朝政府的态度，有一个从反对藏军向康区拓展，再到默许并供应军需物资的变化。
同治四年(1865年)，藏军攻破瞻对官寨，一代枭雄灰飞烟灭。
贡布朗杰被剿灭了，但如何善后还没个章程呢？
按清朝最初的考虑，藏军应退回西藏，但达赖喇嘛却伸手向中央要辛苦钱。
他在上奏中提出，“出师瞻对，给发兵丁钱粮军火，并抚恤阵亡番官头目家属各款，共用银三十余万两。”
皇帝也不差饿兵，事儿办完了，给点辛苦费也不算过分。
但此前，西藏遭到准噶尔廓尔喀的入侵，都是清军入藏打击，也没见西藏地方政府出辛苦钱。这次达赖喇嘛大开狮口，便可知心态已出现了变化，从一家之事，变成了兄弟相帮。
同治皇帝可不是乾隆，乾隆能斥资千万两白银攻打大小金川，属于豪横富户。
可同治是真没钱，贡布朗杰剿灭的前一年，太平天国刚刚覆灭，江南最富庶的地区打成了一片焦土，而此时捻军正如火如荼、同治回乱也在陕西爆发，诺大国家像个四面漏风的破羊皮。
中央财政拿不出钱，同治便让四川出血。可四川总督不干了，他回奏说，“藏兵进剿，本非川省调派”，这意思就是说，不是我调的兵，凭啥让我出钱？更何况，川府还出一万包茶叶劳军，已经表示过了。
再说了“陕、甘逆氛未靖；滇、黔贼势正炽，库项支绌，积欠各路军饷台费等项，数已百万有奇，尚不知如何支持”。
说白了就是两手一摊，大写的“穷”！
这时的同治，居然御笔朱批回了这么一句，“仍著量为筹拨”。
这就有点像讨价还价了，“咋的也得出点呀！”
于是，成都将军和四川总督就给皇帝了出歪主意——干脆将“地最险，民最悍”的破瞻对，赏给达赖喇嘛算了。
从心里说，同治实在是不愿意，“稳藏先安康”的道理，他也懂得。但光景败落如斯，也没更好的办法，只能回复“著照所请”。
清朝算是“忍痛割爱”，问题是瞻对人不愿意。
别以为所有西藏人，都必须心向拉萨，贡布朗杰便不把达赖喇嘛放在眼里。
卫藏安多康巴各地，地理风俗大相径庭，每个地区都有子文化现象，各地间互不买账是常有之事。
尤其坐拥圣城的卫藏人，对康巴安多有种难以言喻的心理优势，很像京沪人对其他地方的态度。
尤其是藏官统治下的瞻对，苛捐杂税更甚于前，百姓生活苦上加苦。
在瞻对历史上，百姓主要向头人交税和杂役，中央政府的纳税范畴根本不涉及民众。
贡布郎杰统治时期，税赋又加了一层，所有人都得承担他的兵役与劳役，百姓生活已经很困苦了。
但他执政期间构建了一套生态系统，也算对瞻对百姓有所补偿：
首先，他明确了“夹坝”（对外抢劫）所得归自己所有。
如果有人找上门来，则由身为扛把子的他出面摆平，最多按“抢十退一”退赔；
其次，同时还赌咒发誓，代受杀伤害命带来的“天谴”；
再次，禁止任何人小偷小摸和抢夺妇女，一经发现抢人者财产分给受害者。
另外，他执政期间对外扩张收获颇丰，也算让瞻对百姓有了些计划外收入。
但藏官治理期间，以军费需要回本为前提，大肆摊派各种苛捐杂税，以前不过缴纳实物，现在变成了现银，征收的银两都被运回了西藏。
而藏军插手周边土司事务时的用兵，瞻对百姓不但要自带武器粮食参战，所得收益也被统统归了藏官。
瞻对藏官的横征暴敛，甚至在驻藏大臣的奏折里都有体现，“唐古特（西藏）派来大小番官，不理公事，只知贪诈银钱，近来苛索愈众，视百姓如牛马，鞭笞索取，无所不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颠破不破的真理，在藏官统治26年后（光绪十五年，1889年），民变再次爆发。
这次农民起义的首领是个铁匠，名叫撒拉雍珠。
不堪忍受的瞻对百姓，多次向打箭炉的清朝衙门申述，要求重归四川管辖。
但光绪时期的清朝已进入苟延残喘的状态，申述压在地方衙门十多年无人过问。
忍无可忍的瞻对人，在撤拉雍珠和本地僧人巴宗喇嘛的领导下，以“驱逐藏官，封其府库，以待汉官”为口号暴动，参与者多达六千余众，各驻扎地的藏兵和官寨都遭受围攻，藏兵或死或逃。
可清朝政府对瞻对“弃藏归川”的请求，给出答复居然是派兵进剿。
《清季外交史料》中载有撒拉雍珠等上呈清廷的“夷禀”译文：“誓不归西藏管辖，愿归大皇上为良民，不能滋事，求照各土司例归内属。”
带兵清缴的清军头目，借百姓心向朝廷之便，深入瞻对各地分化瓦解。对清朝抱有幻想的撒拉雍珠并不戒备，任其在瞻对全境自由行动。在“有大皇帝做主”的言论作用下，很多起事民众中计，收起刀枪，回家生产。
等到1890年3月间，清兵将官寨重重包围后，撒拉雍珠明白“清大人”根本不是来为民做主，而是要痛下杀手。
在突围战中，撒拉雍珠被清军收买的亲侄子，从背后放枪打死。另一个领袖巴宗喇嘛据险死守半月有余，力战被俘，遭清官斩杀。
这是清朝第五次用兵瞻对，剿灭的居然是一心要投奔的起义军。
四川总督鹿传霖
六年之后，瞻对再次成了引爆点。
这次对决的双方，换成了清军和藏军。
瞻对重归西藏地方政权管辖后，藏官对周边土司的插手变得肆无忌惮，多次发生藏军驱兵千人，打杀其他土司民众之事。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更是直接介入章谷土司继承人选的问题，即清朝奏折中的“干预章谷土司案件”。
瞻对藏官直接领兵攻打章谷土司，四川总督鹿传霖派兵弹压，两军直接大打出手。光绪皇帝随即下旨开战，“瞻番迭经开导，抗不遵从……竟敢开枪轰击官兵，衅端已开，非大加挞伐不可”，六征瞻对爆发。
一直主张收复瞻对的鹿传霖，得了命令马上进攻，周边倒向西藏的朱倭等土司，土崩瓦解纷纷逃走。
清军在深受藏官之苦的民众配合下，很快便攻入瞻对核心地区，藏军则凭地理优势负隅顽抗，双方陷入苦战。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得到增援的清军连续用挖地道的方式，炸毁藏军碉楼，藏官见大势已去开门投降，营寨中遭藏官囚禁的明正、革什咱、德格、霍尔五土司番众七十六人获释。
驱逐藏军后，鹿传霖连上奏折十余道，力主改土归流，并建议将瞻对改设为“瞻对直隶厅”。
但清朝却犹豫不决，担心与西藏地方政权本就紧张的关系雪上加霜。鹿传霖虽再三催促，但瞻对善后事宜依旧成了悬案，久拖不决。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进剿瞻对胜利后一年，鹿传霖不但被革去四川总督，甚至收复瞻对都成了政治错误。
鹿传霖被罢官，直接导致收瞻对归川的计划中止，德格、章谷、朱倭三土司改土归流的设想也化为泡影。
同年十一月，清廷将瞻对赏还达赖喇嘛，唯一一次干净利索收复瞻对的战事，却以轮回老路告终。
赵尔丰
瞻对失而复得，对西藏地方政府来说是场重大胜利，康区各土司中格鲁派的影响力愈发强大。一些有影响的格鲁派寺院，插手于当地政治经济事务，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地方的政治格局。
土司与寺院势力的此消彼长，让康区事务再不是以前的孤立事件。
随后，英军两次入侵西藏（1888年、1904年），驻藏大臣的处理失据，不但给国境线划分埋了雷，也让十三世达赖喇嘛彻底对清朝失去了信心。
1906年康区再次爆发动乱，此时距清帝退位只剩短短6年。
这次康区动乱的引爆点，是因为有人向清廷献策：改变川藏危局的办法，是在川属土司地面“因垦为屯，因商开矿”。
随着屯垦、开矿、整练新军的深入，寺院势力感觉到了利益受损，惠远寺、丁林寺的喇嘛鼓动民众抢劫垦场、绑架士兵、遂烧教堂、杀死法国传教士。动乱中，负责平乱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中伏身亡。
凤全死难后，清廷下旨着力严办，四川提督马维骐率新军五营出打箭炉，六月二十四日便克复巴塘。
接手马维骐处理康区善后的，是另一个名臣赵尔丰。
他赴任后，向朝廷上了“治边六策”，立主编练新军，改土归流。
对于康区强大的寺院系统，有“赵屠夫”之称的赵尔丰，毫不留情的施以重手，连续剿平了乡城、稻城和桑披寺，“屠降夷七千余，行刑百人，有坠泪者至于罢极。”
也就是说，杀人的刽子手都杀到流泪，杀不下去了。
随即，赵尔丰以雷霆之势，在原巴塘、里塘土司的地面，重新规划行政区域，设巴安、定乡、理化三县，任命流官管理民事。
1906年，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后，凭借朝廷的支持开始向西、向北拓展。
他派出两千多川军，一路打破藏军阻击，于1910年2月进抵拉萨，陈渠珍的《艽野尘梦》写得便是这段历史。
挥师西进之余，赵尔丰又将德格、明正、孔萨、白利、朱倭等土司的印信收缴，废察雅活佛的政治地位。
最后才是对藏军盘踞的瞻对下手，此前清朝对瞻对用兵，无不弥费日久，多无果而终。但赵尔丰指挥的第七次征伐，却顺利得出人意料。
史料记载，赵尔丰进驻瞻对，藏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不过十数日藏官便投降离开。
赵尔丰驱逐了藏官后，将瞻对改为怀柔县，但因与河北省怀柔县重名，又改为瞻化县。
可能在他心里，这个二百余年坚硬无比的“铁疙瘩”，到了该融化的时候。
瞻对送给达赖喇嘛的时间是同治四年（1865年），重归四川已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
在这46年中，西藏地方政府从瞻对收获的税赋，早就超过了当年的军费，但即便如此，清庭还是从四川拨付十六万两白银作为赔偿。
不过，赵尔丰轰轰烈烈的川边改土归流即将夭折，因为次年大清国便亡了。
溥仪退位后，赵尔丰的改土归流也随即政息人亡，西藏势力再度回流，并于1917年（民国六年）、1930年（民国十九年）两次爆发川藏战争，奠定了今西藏自治区的基本管辖范围。
不过这些与瞻对关系不大了，民国时期的川（康）藏冲突，背景极为繁杂，要放在整个东亚的棋盘上考量。
最后要说一下，为什么要研究瞻对。
这个在任乃强先生笔下，“南北鸟径80里，东西85里”的弹丸之地，是夹在两块巨石间的“铁疙瘩”。
东边的清朝不愿意西藏插手康区政治，但西藏地方政府却有东扩的诉求。
贡布朗杰的覆灭，给了西藏介入康区政治的良机，通过在瞻对的统治，周边土司愈发向西靠拢。
民国时期两次川（康）藏大战，藏军能一度势如破竹，正是因为有了当地土司的支持，这在瞻对归藏前根本不可想象。
从某种程度上说，瞻对隐隐影响了川藏的省域划分，否则大部分金沙江可能会是康区的内河。
从瞻对本身来说，这块“铁疙瘩”能硬刚七次征伐，充分展示了康区的民风彪悍和山高水险。
正是因为二者的共同作用，才让康区在历史上从未出现统一政权。
那因何赵尔丰能沸汤泼雪立竿见影呢？
因为时代不同了！
康区千百年来沉滞的生活方式，已不能适应机械化时代的要求，改变只是早晚的事，即便没有赵尔丰，也会有张尔丰、李尔丰来做。
真正让这块“铁疙瘩”融化的，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是改土归流的浪潮！
本文其实是历史小说《瞻对》的简编版，阿来先生的书结构宏大，背景繁杂，没点西藏历史基础的人，阅读起来会有点晕头转向。
故将文中，七征瞻对的骨干节选出来，并加入了一些个人理解。
在此，向阿来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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