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唯论文”导向：谁个欢喜谁个忧 ——学术评价漫谈之四

今天，笔者在微信公众号“出版六家”推出了一篇文章——《破除“唯论文”导向——让人欢喜让人忧》，引发了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关注与讨论。有公开的评论，文后的留言，还有更多是私下的闲聊、牢骚。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对于破除“唯论文”导向，忧心忡忡的恰恰是那些潜心学问、有真才实学、发表论文较多、发表论文层次较高者，而那些虽长袖善舞但并不爱学问、擅长关系学却写不出学术文章者，似乎都是沉默的，用“窃喜”来形容这些人的心理或许更为恰当，更为传神。

人们说任何改革都意味着资源的重新分配，利益的重新调整。眼下这个学术评价政策的改革若快刀斩乱麻地到位，资源会往何处重新配置？利益会向哪里大力倾斜？这些无疑是利益相关者高度关心的。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担忧的还不仅仅是自己或团体的切身利益，他们更关注未来国家学术研究往什么方向走，未来大学教育特别是人才培养由什么人来主导。我梳理了一下朋友、网民的重要观点，再略加阐发，或许会把问题，把大家的喜悦与担忧看得更明白。

解铃还须系铃人

上海一高校教授、学术期刊主编说，除了民间各种评价、排名，关键还在官方对高校的各种评估、检查、头衔授予，还有学位点、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申报等等，无不对发表论文档次，所载刊物的级别（如SSCI、CSSCI收录期刊、还有所谓权威期刊）有明确要求。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而所谓“解铃”绝不是一纸破除“唯论文”导向的文件发布那么简单。既然“唯论文”已然是大病重病，那么把病因弄清楚、病灶找出来，综合研判，辨证施治，方可收到应有成效。否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结果可能是按住葫芦起来瓢。小病好了，反而引发了大病；轻病治愈，又冒出来一个重病。

我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学术期刊界，开始从事学术编辑工作。起初，国内几大核心期刊评价体系都还没有，国外的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体系也还没有引进。好的办刊人都能安安生生编刊，较为注重内在质量，没有其他考虑。学者也大多能够平平静静治学，认真撰写论文，踏实钻研学问。1992年有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这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十几所高校图书馆众多期刊工作者及相关单位专家参加的研究项目，项目研究成果以印刷型图书形式出版。这就是所谓“北大核心期刊”，到现在出版了8版。那时，期刊界和学术界注意到它，并没有把刊物是否入选当很大个事。相比之下，期刊与学者更看重文章是否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后改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复印。同样，也没有把这些看得如何不得了。只是大家觉得文章发表了，有二次文献转载摘登，扩大了影响，增加了阅读范围，总归是好事。

为什么那时候核心期刊没有“异化”成上帝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它对高等学校的影响处在一个相对合适的位置？为什么没有“唯论文”的现象出现？我想主要是国家百废待举，投放给高等学校的资源较为有限，其资源配置也就比较简单一些。而与高校教师关系最密切的无过职称评审，评审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同行评议。其实，生活工作在同一所大学，特别是同一个院系，同一个学科、专业，谁有学问谁没学问，谁真做学问谁假做学问，实际上是犯不着劳驾什么核心期刊、影响因子的。一般是院系几个德高望重的学术大佬（评委），看看材料也就定了。不是说那时候毫无矛盾，全国高校都平安无事，但总体看似乎也没有鸡飞狗跳。那种评价评审，本质上就是定性的，是同行评议的。

至于后来核心期刊为什么变成了无冕之王，“唯论文”为什么愈演愈烈，昨天那篇文章引述朱剑教授的话，已经大致说清楚了。行政权力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与高等学校管理，主观上有需要、客观上借助了学术评价，学术评价也就成了一种法力无边的学术权力，谁敢不顶礼膜拜！有网友直接说：“没有现在的各种评估，就不会出现‘唯论文’乱象。”更有学者私下谈到，学术评价被扭曲，学术论文被异化，表面看是学术评价问题，症结还是大学的行政化问题，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包括学术自主权问题。学术评价搞出问题的，往往是那些有权制定规则的部门，但生了病吃药的总是广大教师和研究人员。今天评估，明天评价，后天评议，大后天评审，如此层出不穷的花样翻新，借助于刚性的量化方法，无疑是简便易行的，其弊端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无论文何以立

在高等学校，看一个文科教师水平高低、能力强弱（指学术方面），只要拿几篇代表作论文同行一看就知道了。那些唬人的“帽子”、周游列国的履历、一摞一摞的奖证、一本一本的“专著”（还有教材）、一个又一个大领导的批示，特别是装的盆满钵满的项目（或叫课题），皆不能证明一个人就是好学者、真学者。要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与能力，唯有单独撰写和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不包括与人合写的，更不包括请人代笔的）。附带一提的是，学术专著本来是很难写、也很难出的，因为出版机构前些年全都企业化、市场化了，拿钱出书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真专著、假专著搞得“假作真来真亦假”，无法分辨。倒是那些严肃的学术期刊，尤其一些高校、社科院系统办的刊物，经费充足，不少还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不仅不收任何版面费，还给作者合理的稿酬。但有一条，就是文章质量要保证，实行双向匿名评审成为期刊通行的规则。笔者在出版社干了近二十年，在学术期刊前后加起来也干了十几年，了解各自的运作，有个基本的比较与判断。看来，我还是有点“唯论文”的偏爱。

学者朋友们最为担心的是因为要破除“唯论文”导向，矫枉过正，以后搞什么都不看论文，反而更看重项目、经费、获奖、领导批示等等，年轻老师都不扎实做学问、不认真写论文发论文了，那将是大学教育和文科学术发展的灾难。也许老师们是杞人忧天，但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人们担忧的事情不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位刚刚年过五旬、做科研管理的物理学者，也关注文科学术的发展，注意到破除“唯论文”导向的新政。他留言：“我们老了无所谓啦。年轻人不能中毒，无文章何以立身啊！”亦庄亦谐，苦涩的劝诫中不乏忧思与善意。

还有一个搞计算机的专家也来客串评论：“存在总有道理，关键是不能‘唯’，不能做过了。”这有点西哲讲的“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味道。笼统地说反对“四唯五唯”，尤其是当下的“唯论文”，人们无法提出质疑或反对意见，只是隐隐有些担忧。涉及具体的人和事，我们觉得有时候“唯论文”就未必没有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且说两个身边的事例，窥一斑或许可见全豹，至少说明问题不那么简单和绝对。

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某高校一个搞政治学的青年教师被破格提拔为正教授，当时他只有30多岁。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连续几年发表了3篇论文。为什么说是破格呢？一是他的副高职任职年限还不满5年，二是他的基础学历好像只是大专，三是他只有硕士学位，没读博士，更没有喝过洋墨水。学科提出来要破格解决他的教授问题，学院积极支持，学校也网开一面，于是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如今已是全国很知名的大学者，学术成就得到公认。这个算不算“唯论文”？我觉得可以算，因为就是看的几篇论文，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当时中文系也有类似情况，一个搞古典文学的青年教师，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好几篇论文，但学科和系里都坚决反对“唯论文”，职称拖了好多年才解决。这位老师前几年调到了南方一所重点大学。我知道，他当时还是很有意见的，告诉我有的大学只要在《中国社会科学》发1篇文章，就直接提正教授，自己好几篇还被压住，一度想到出版社当个编辑、赚点钱算了。

我熟悉的一个青年老师，去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长文，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好。不久，正好赶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申报，附近一所“双一流”高校的一位教授找到我，想请这位青年教师担任他的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说是看过他的论文，了解他的学术实力，其研究方向也与自己的课题比较吻合。我去问那位青年老师时，他告知对门另一所名牌大学有人捷足先登，已经拉他当了重大项目团队成员，也是子课题负责人。相识甚至不相识的专家主动找上门，请一个30出头的青年教师加盟做大项目，人家就是看了他的一两篇论文。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唯论文”；如果算，这种“唯论文”是不是也有其内在合理性呢？

真的不重论文了，某些会做项目、会跑经费、会弄领导批示的，一定会弹冠相庆、兴高采烈。某些活跃于学术江湖的项目大户，闹得风生水起，其实是充当的“老板”和“包工头”角色。离开了硕士生博士生，离开了青年教师，离开了所谓“团队”，自己单独几乎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这类人对破除“唯论文”导向，肯定是举双手赞成的。看来，破除了“唯论文”不良导向，如何树立新的科学合理的论文良好导向，还需要出实招、见真功。一高校教授说：“‘治病救人（教师）’、‘治病救校（高校）’、‘治病救学（学术）’，就得破唯一、简单、武断。”怕就怕，破了“唯论文”，结果不要论文了，或者虽然也还看看论文，但把它看得无足轻重，以至本末倒置。那才是这真正让人恐惧的。 

就怕学术问题运动化

包括“唯论文”在内的量化管理，无疑是有问题的。特别是走到极端，就会出现很多荒诞不经、极具破坏性的事情。但大多数情况下，量化管理“看似无情却有情”，看似生硬却公正。上篇文章提及的青年教师转发拙文《破除“唯论文”导向：让人欢喜让人忧》后有个“转者按”，也蛮有意思： 

举个例子。前两天我带的毕业班选优秀毕业生。孩子们都很优秀，手心手背都是肉。到底选谁好呢？于是我设计了一个含有八项，内有三到四个变量的评价系统，最后把所有表现量化评分。这个系统肯定不完美，但是相对来说，考虑到各种因素。看，这时候，不管唯不唯，冷冰冰的量化评价至少做到了相对公平。那天晚上，我有些理解论文评价体制了。

而且论文再如何，好的期刊还是双向匿名评价机制这样的同行评议，而项目和评价的主观性更强，更需要学者的“运动”能力。于是，我昨天就吐槽道“能否不唯项目？”

显而易见，学术评价中的量化管理，论文评价中的看刊物级别、看作者身份或单位等，过于简单化、极端化自然不可取。但其中合理的东西如何对待，如何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看来不那么简单。

有一年轻的高校管理干部谈及“唯论文”，认为“破立皆难，立尤不易。深思一层，即是学问。就怕专项行动，把学术问题运动化，搞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我想，有这种担忧的不是个别人。在某些管理者看来，大动作、大动静，才能搞出大成绩，有大效果。这种思维方式和政绩意识，有百害而无一利。历史上这类教训是很多的，也是深刻的。有朋友说，大学的学术评价改革有点类似中学的高考改革。在中教界，素质教育提了很多年，雷声大雨点小，成效不彰；应试教育、分数至上一直被鞭挞，但不唯分数、不唯升学率、不唯名校率，是不是会更糟糕呢？有些人甚至主张完全废除高考，试想：改到柔性的综合“考核”代替刚性的分数说了算（“考试”），那就能更好地选拔人才吗？高考招生有什么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还有什么科技发明之类的加分、特招，此中江湖浑水之深、山林猫腻之多，人们欲说还休罢了。事实是，久而久之，主管部门也意识到其中问题多多，因此不少加分项陆续取消了。

大学的学术评价改革，虽然涉及面都没高考那么广；但这种高层次人才、高端学术领域，其影响不是简单的算术（人数多少）问题。它关涉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搞不好，伤筋动骨，元气尽毁，贻害无穷。

                                            2020年12月17日

作者简介

范军 1961年生，湖北荆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

 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与产业、出版史、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合著）等；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等，并有4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登。曾入选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并获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人物类）、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