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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是不能复制的

 木香草堂 2020-12-21
《神童是不能复制的》

——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忠心

本报记者  王宁宁 王琳采访

《光明日报》2006年2月8日


神童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具备特殊的遗传素质。


记者:目前,我国又出现了“神童”热,您是如何理解神童的?您认为后天的生长环境对他们会有很大影响吗?


赵忠心:我专门研究家庭教育二十多年,也一直在关注神童问题。因为神童的出现,往往直接跟家庭有关,是我这个家庭教育研究者不能回避的。

2003年,我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神童》丛书,共七册,分先秦和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朝、清朝、近现代七个历史阶段,介绍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出现的三百多个神童。这些孩子可以说是“智力超群、聪明过人、出类拔萃、出人意料”,其智力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同龄的孩子,甚至超过成年人。

神童是客观存在的。我国古籍中早有记载。《庄子。逸篇》记载:“蒲衣八岁而舜师之。”西汉思想家刘向在他的《新序》一书中记载“颛顼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项橐七岁为圣人师”的神奇事迹。东汉之后,就开始有了“神童”的称谓。汉代《华阳国志》一书称辞赋家扬雄之子扬乌为“文学神童”。后来的很多典籍都有关于神童的记载,诸如“张霸七岁通《春秋》”、“陆士龙六岁便能赋诗”、“王勃六岁善文辞”、“李泌九岁赋诗”、“李东阳五岁以举神童”等。民国年间,有人曾于史籍中搜得中国自先秦至清末的九百五十八名神童的实例。

据王安石的《伤仲永》一文记载,宋朝时期江西金溪的方仲永,他家祖祖辈辈从来没有人接触过“文房四宝”。可他到四五岁时,却出人意料地能写出非常好的诗来,并且“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

又比如现代,山西夏县有个叫申克功的孩子,1980年9月,在他只有11岁时,参加了山西全省1260多名会计人员的心算比赛。他心算了许多整数、小数、分数等多位的四则与乘的开方运算题,既快捷又准确,其速度竟然能超过袖珍电子计算机;同年10月,在北京中国农业银行举行的一次表演中,他仅用20秒时间,就准确无误地心算出“625”这个数的8次方的答案:14551915522836685180640625,这个答案竟然是一个26位数。简直“神奇”极了!而他的父亲我认识,只是山区农村的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普通兽医,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速算”;他的老师呢,也并不具备这种专门技能和特长。申克功速算的神速、准确,实在使人感到费解。

所以,人们发现,家庭生活环境和所受到的教育,并没有提供足以使“神童”具有那么神奇、令人不可思议的非凡才能的条件。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之所以那样的神奇,他们所生活的今天环境和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之所以那样“神奇”,主要是因为他们具备特殊的遗传素质。

究竟是什么样的遗传素质呢?至今,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正如国外一些长期从事这类研究的科学家所说:“儿童的智力早熟,是一种真正的自然之迷。”

我国极个别人吹嘘说他已经“揭开了神童之迷”,那不是事实,是在欺骗舆论!


与其说“神童”是被培养出来的,倒不如说是“被发现的”。


记者:为什么有的“神童”最后归于平庸?既然“神童”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那么是否会出现神童世家?

赵忠心:古今中外的“神童”,往往是某个年龄阶段表现得比较神奇,终生都很神奇的十分鲜见。一般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多数“神童”就会逐渐变得不那么“神”了,与常人无异。就是那些被大众传媒“炒”得“烫手”的“神童”,也大都由“神童”回归到了“凡人”堆里。

比如,在我国,1985年武汉大学少年科技预备班破格录取了第一名正式学员,就是在当时引起全国轰动的5岁的小男孩津津。小津津半岁时就能用汉语、英语说出物体和玩具的名字,两岁时能用英、汉语对话,4岁时就能背诵几十篇长篇古诗文,能借助英汉字典阅读英语科普读物,能解某些初中二年级以上的数学难题。5岁就能上大学,那可真是奇迹!学校特殊照顾他,还派了几个非常得力的教授专门负责,精心培养他。记得当时被媒体“炒”不亦乐乎。现在,怎么样了?当年那个“神童”上哪里去了?恐怕早就“泯然众人矣”。

再比如,在20年前,国际上知名度极高的韩国神童金雄镐,出生3个月时就会叫“爸爸”、“妈妈”,1岁时就能演算高等数学微积分,两岁时就已会读写2500个汉字,10岁时智商高达210,是常人的两倍还多。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趋于平常,在参加1979年高考时,他的平均成绩只有65分,在2763名被大学录取的名单中,仅位居2420名,属于末等。1990年有报导说,时年27岁的金雄镐,已成为—个极为普通的青年。

许多事实表明,就真的是“神童”,也不见得都能成“大器”。真是被中国古人说中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神童”的成因呢?社会上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神童’之所以具有超人的智力水平,是教育的结果。”

猛一听,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其实,这仅仅是一种“推理”,并没有什么充分的事实依据。如果这种推理成立的话,家长或教师只要能培养出一个“神童”来,那么他就能培养出第二个、第三个……“神童”来。

然而,事实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古今中外的“神童”,绝大多数都有兄弟姐妹,可成为“神童”的,往往是一个家庭里只有他(她)“那一个”,在同一个家庭里,并没有发现所有子女全都成为“神童”的记录,更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神童家族”、“神童世家”之类的事实。

十九世纪初期,德国有一位乡村牧师叫卡尔.威特,他的儿子小威特八九岁时,就能说6国语言,通晓一般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擅长数学。9岁就考入莱比锡大学,后又转入洛廷根大学。由于学识渊博,14岁便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又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在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特洛齐的劝说下,老威特还把他将儿子培养成为真正“神童”的“经验”,写成了—部题为《卡尔.威特之教育》的书,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要说能够“成批地制造神童”的话,那位老威特先生,应当说是最有“资格”的了,可以成为“当之无愧”的神童“制造商”。

然而,在他的后代中,并没有发现他再培养造就出第二个“威特”的记载。他也没有象我们中国极个别人那样开办什么神童“培训班”、“幼儿园”或“小学”。如果有可能的话,那样“既利家又利国又利整个人类”的善事,老威特何乐而不为呢!看来,不是“不为”也,而是“不能”也。

由此,我在这里大胆地提出一个论断:“神童是不能复制的。”

与其说“神童”是被培养出来的,倒不如说是“被发现的”。发现之后,采取了一种最适合的教育方法,没有使他倒退。仅此而已。


如果把办各种“神童班”称之为“圈养”的话,我却主张采取

“放养”的模式比较好。


记者:面对如今很多“培养神童”的“方案”、“计划”、“工程”之类,您有何看法?您认为神童培养怎样更合理?

赵忠心:可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时至今日,都鲜有神童教育成功的范例。很多当年的“神童”,大学毕业之后,基本上都混同于普通的大学生,有的智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成就,还不如一般的学生。

当年,我们国家花重金开办科技大学少年班,期望值是很高的,希望把这些孩子培养成某些新兴学科的带头人,成为知名的科学家。

然而,很遗憾,都快30年了,科技大学少年班招收了上千个神奇的孩子,那都是亿万少年儿童中出类拔萃的“精英”。但迄今为止,这些当年的“精英”,在学术上做出突出成绩的人并不多,这与当年开办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初衷相距甚远。

据说少年班的毕业生出路有两个“大部分”:一是“大部分“都经了商,另一”个大部分”是在国外定了居。我想,当初我国一些科学家主张开办大学少年班,绝不是为了培养商人;如果是为了培养商人,又何必要集中到中国科技大学呢?应该集中在经济、贸易类学校才是。另外,毕竟我们国家的教育经费还不富余,人才还相当紧缺,特别是高端人才,还没有人才过剩到得必须有一批到外国定居的境地。因此,现在就说科技大学少年班是成功的,恐怕为时尚早。

所谓“神童教育”,就是对智力超长的儿童进行教育,也就是特殊的教育,进行与众不同的教育。可以把它看成是因材施教。现在的问题是:施什么样的教?怎么样地施教?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在探索过程当中。

我不大赞成像现在开办少年班这样集体的神童教育。我认为,对超常儿童最好是进行个别培养;大批地、集体地培养,一个班一个班地集中培养,不见得是最佳培养模式。因为超常儿童,不仅特别的聪明,而且一般来说个性也特别强,或者说“很有个性”。把那些“个性特别强烈”的孩子集中起来培养,倒是能集中教师的优势,但不利于克服他们消极的个性。把超常儿童集中来培养,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如果有一个环节没有做好,就可能把一批孩子都给毁掉;而如果把超常儿童当作普通儿童培养,可能不会像神童那样发展得那么快,但是也不会有很大的风险。让考上大学的超常儿童跟普通大学生在一起生活、学习,对克服这些孩子身上的消极个性会有好处,他们还会在相处中普通的大学生学习,取长补短,做到优势互补。

我主张把这些被称之为神童的孩子,跟普通孩子放在一起培养。如果把办各种“神童班”称之为“圈养”的话,我却主张采取“放养”的模式。这样,也许更好,更有利于他们实现社会化的进程,顺利进入社会生活,融入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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