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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有鼎趣闻轶事 智效民 [这是一篇发不出去的文章。经过认真学习，反复删改后再次推出，希望能够与读者见面。] 沈有鼎（１９０８——１９８９）字公武，上海市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沈恩孚是清末举人。辛亥革命时期，沈恩孚担任过江苏民政次长和省公署秘书长。后来退出政界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曾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筹建南京河海工程专科学校，创办鸿英图书馆。他酷爱昆曲，与著名实业家穆藕初交往甚密。穆于１９２１年在苏州创办昆曲传习所，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儿子沈有鼎的昆曲修养，显然与此有关。 沈有鼎在中学时代，偶然读过一本逻辑学的小册子，便对这门学问产生浓厚的兴趣。考入清华以后，他经常和同学们讨论逻辑问题。有一次他们正在教室里高谈阔论，金岳霖路过这里为其天赋所吸引，便站在外面听了很久。 １９２９年，沈有鼎赴哈佛大学留学，师从谢非和怀特。１９３１年，他又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弗赖堡大学深造，先后在杰浦斯和海德格尔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并结识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和数学家策梅罗等人。 １９３４年，沈有鼎学成归来，回清华大学任教，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授。有意思的是，就在沈有鼎离开美国那一年，金岳霖也步其后尘来到哈佛，师从谢非学习逻辑学。见面以后金先生对谢非说：“我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说罢他大笑起来。这大概就是民国知识分子的魅力所在吧。 １９３７年初，因为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清华大学提前放了寒假。有一天，浦江清邀请吴晗去清华合作社喝茶。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过沈有鼎君卧室，入之，凌乱无序。沈君西装，弹古琴，为奏《平沙落雁》一曲。亦强之出喝茶。沈君于西服外更穿上棉袍，真可怪也。” 说到沈氏之“怪”，有一篇轶文披露过令人吃惊的情况。这篇文章发表于１９４８年《人物杂志》，题目是《哲学家沈有鼎像赞》。文章说，沈是一个十分怪异的人。第一，他不善理财。每次开支，都把全部薪水放在手提箱里，然后每天去数一遍。数来数去，难免要数糊涂。有一次他少了１０元，便怀疑是同宿舍的钱穆所为。钱先生与他分辨不清，气得打了他一个嘴巴。第二，他不爱换洗衣服。一件衣服穿在身上，“一直到破烂不堪脱掉丢了为止，中间连一水都不洗。”有时候他到表兄潘光旦家串门，潘才强迫他换洗一下。第三，他的眼睛总是发呆。这种神态和那邋遢模样，很容易引起别人误会，甚至被警察捉去。为此关于他的谣言很多，有人说他逛商店时被当成小偷，有人说他想看表便爬上人家的墙头，有人甚至说他“是因为看女人洗澡”而被抓。第四，他不大关心外界的变化。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学校到了昆明。当地多雨，他总是穿着皮鞋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即便如此他也是我行我素，不乱方寸。第五，他勤学好问、兴趣广泛。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他听遍文学院每个教师的课，听课时还总爱提问。第六，他会弹古琴，会唱昆曲，“不过他的昆曲是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才唱的”。第七，他嗜书如命，据说有借书不还的“毛病”。此外他还吃遍当地的风味食品，就连寺院的斋饭也不放过。 正因为如此，他的婚姻生活很不顺利。该文作者认为：沈有鼎出身于一个“坐享其成的士大夫大家庭，又受着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麻醉教育，而玄奥的经院哲学又给他一个自我的精神世界”，所以他成了“２０世纪的一大奇迹”。 抗日战争前夕，殷海光从武汉来到北平。有一天，他跟随金先生参加逻辑研究会的聚会，有人提到哥德尔的研究非常重要，金先生便想买一本哥德尔的书。没想到沈有鼎对他说：“老实讲，你看不懂。”金先生听了这话以后，先是“哦哦”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当时殷海光才十七八岁，听到他们的对话非常惊讶。他说：“学生毫不客气的批评，老师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这在内陆是从来没有的。”这个故事有几个版本，有人从中看到金先生的雅量，我则发现沈先生的率直和坦诚。 抗日战争中，沈有鼎一直在西南联大任教，与金岳霖共同培养出王浩、殷海光等人。王浩说：１９４９年以后，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沈有鼎、王浩和殷海光是他的“三个跟不上时代的学生”。这种说法在海外影响很大。其实，看看这三个人的成就和金先生当年的处境，就会发现他们是金岳霖最得意、最有作为的学生。 抗战胜利后，沈有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与陈寅恪前往牛津大学，同行的还有邵循正、孙毓棠、洪谦等人，据说这是由陈寅恪推荐的，可见陈先生也对他十分看重。 沈有鼎是１９４８年回国的，回国后穿着虽然整齐了，但个性依然如故。１９４９年初，正在清华读研究生的苏天辅听金岳霖讲课，突然发现沈先生坐在后面。此后沈不仅每课必到，还争着发言。无奈之下，金先生只好制止他：“你别说，让苏天辅说。”还有一天，沈先生要带苏天辅下馆子，出门时怎么也找不到钥匙，便对苏说：“肯定是在你的衣兜里。”这与当年他怀疑钱穆是同样的心理，而且他对这种话的理解与常人不大一样。 政权易手以后，形式逻辑研究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沈有鼎的处境不难想象。尽管如此，他还是改不了“不识时务”的“毛病”。听李元庆先生说，到了1966年有夏天，（以下删去272个字） １９７２年中美建交以后，王浩从美国回来，金岳霖对人说：“沈先生有学问，其实王浩不是我的学生，是沈先生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我根本插不上嘴。”后来沈与王在通信中讨论数理逻辑问题，这些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沈有鼎一生沉醉于形而上的思考，对形而下的需求兴趣不大，所以他的行为举止对于那些追逐物质利益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基于这一原因，我对于他出身于一个“坐享其成的士大夫大家庭，又受着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麻醉教育”的说法，实在不敢苟同。我以为，对于这种布袍破屣亦风流的人物，是不能用世俗的观点来衡量的。健康的社会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否则我们不仅无法摆脱生生不息的平庸，还可能因为过于追求物质利益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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