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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为了社会的秩序，也为了努力避免内部发生的动乱，皇位的继承是有严格的规矩的，这就是“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贤”。所以，在明代，因为“土木之变”而被群臣推上皇位的明代宗朱祁钰，最初是死活不肯越位做皇帝的。不过在做了皇帝之后，或许是因为品尝到了做皇帝的美滋美味，或许因为万分珍惜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他又不舍得离开皇位了——在瓦剌人无奈之下释放英宗，将他送回之后，明代宗将他软禁于南宫，并且一锁就是七年。但是，就在明代宗做了八年的皇帝之后，一场由大将石亨与宦官曹吉祥主导的宫廷政变发生了，明代宗的命运因此再次出现了极具戏剧性的反转。名人王琦在他的《寓圃杂记卷第一》“景泰帝上宾”中简略记载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景皇帝八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方郊，忽呕血不能成礼而还。出居外殿，惟太医董速与宦者二十余人侍，日则进药，夜则处榻前。十三日，少保于谦请见，恳帝视事。十四日，帝令速诊脉，奏曰：“圣体安矣。”帝曰：“明当受朝。”十五日早起，服汤药，具衣冠。将出，闻夜漏未尽，因和衣假卧以待旦，不觉酣寝，左右莫敢惊。及日以高，遽命放朝，曰：“姑俟明日。”至夜，曹、石诸人诣南城请太上复辟，声彻帝所。帝命宦者升高四望，遥见火光自延安宫来，帝曰：“大兄做皇帝，吾无忧矣。”这起宫廷政变发生的背景是，景泰帝（明代宗）正月十二进行到京郊进行祭祀活动的过程中，忽然吐血不能成礼被迫返城。他临时移居外殿，太医董速和若干太监陪伺。第二天少保于谦求见，恳请他上朝问政。就在他正月十五那一天打算上朝的时候，恰巧因为一时疲惫睡过了头而不得不将上朝时间又往后推了一天。而就在这天晚上，宫廷政变发生了。当时，明代宗让宦官登上高处瞭望，发现火光是从延安宮过来的——延安宮应该是他软禁他的兄长，昔日的皇帝、今天的太上皇明英宗朱祁镇的地方，或者是在通往明英宗软禁之地的道路上的一座建筑物。因此，明代宗说道：“长兄做皇帝，我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了。”明代宗所说的“我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了”，至少可以有两解：一是说国家与社稷的稳定和秩序无需他担忧了，二是说他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无需他担心。不过对于“大兄做皇帝，吾无忧矣”的真实性，我深表怀疑。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他的他居然还想到国家和社稷的可能性并不大，而想到一旦英宗复辟成功自己该往哪里摆才应是他考虑的重点。因为对于明代宗来说，他应该知道他的皇位本该是他“大兄”的，对于他的“越位”做皇帝之举，他“大兄”一定耿耿于怀；还因为他之所以要将“大兄”软禁于延安宮，就是因为他对于他可能的“复辟”存有担心，而担心的原因则是在皇位争夺的斗争中，一向是没有亲情、手足可言。当然，他对明英宗长期软禁的做法本身，也一定让后者咬牙切齿；何况说在瓦剌为俘期间，明英宗失去了一条胳膊、一只眼睛，其心理未必还能正常呢？也因此，对于英宗复辟，他应该有所担心才对。所以，在另一版本的这段文字里，这句话有些不同，为“大兄做皇帝，吾无天禄之人”更好理解也更加合理——长兄做皇帝，我真的是没有天禄的人。“天禄”是什么？天赐的福禄。这话的意思因此可以理解为，我长兄又做皇帝了，唉，我这人没有做皇帝的命。谁不知道做皇帝的好？做了几天的皇帝的人更应该知道。所以，没有做皇帝的时候想做皇帝再正常不过了，比如说发动玄武门事变，伏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夺取了皇位继承权的李世民就是这样；做了皇帝的，也不管有没有本事，说什么也不肯主动下野，比如说“故国不肯回首月明中”的李煜就是如此。而对于明代宗朱祁钰来说，听到外面发生宫廷政变的消息的时候，心有不甘乃是正常的，可惜的是他此时此刻重病缠身，同时，昔日又没有能够早些对长兄采取过关措施——或夺其性命、或严加看管，而给了对方东山再起的机会。因此，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当他听到明英宗复辟的消息的时候，懊悔是必然的，感叹自己没有“天禄”也是必然的；至于说到因为明英宗复辟，他感到欣慰和高兴则是绝无可能的。既然没有这可能，为什么在王琦的笔下，却有出现了这样的话语？那或许是王琦的一种愿望。也就是说，王琦们严重高估明代宗们的思想觉悟，真以为他们对国家和社稷的安宁比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更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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