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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忠臣大多没有好下场，前有岳飞，后有于谦。 明英宗朱祁镇受宦官王振蛊惑御驾亲征瓦刺，后来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英宗也成了瓦刺的阶下囚。瓦刺挟持英宗趁大胜之余威，欲一鼓作气攻取北京。由于明军精锐主力在土木堡折损殆尽，留守北京的军队兵力单薄，外省调集军队勤王路途遥远，需要时间，一时间北京形势岌岌可危。 在人心惶惶之际，于谦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他做了几件事：第一，禁南迁之议，坚决主战；第二，铲除王振余党；第三，在孙太后的支持下，拥立郕王朱祁钰登基为明代宗；第四，主持北京保卫战。  北京保卫战的成功于谦为第一功臣，又有拥立新君之功，景帝对其极为优待。也先本以为朱祁镇是块宝，拿他可以与明朝交换来莫大好处，然而明朝似乎忘了这位太上皇，几乎不管不问，朱祁镇成了也先手中烫手的山芋。朱祁玉皇上当得正爽，自然不希望他的哥哥朱祁镇回来，于谦是个直男，他竟然对朱祁玉说：您的皇位已经稳了，有啥子好担心的嘛？还是把太上皇接回来吧，别让他在苦寒之地受苦了！于是，大明朝的罪人朱祁镇回来了，被安置在南宫居住，这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景泰八年，明代宗朱祁玉病重，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发动了夺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复辟的第二天，于谦等一众景泰朝的大臣被捕，随后被杀。 “皇太后初不知谦死，比闻，嗟悼累日。......复辟后，太后怜谦忠社稷，以不赏死面诘上曰: '何为不留谦 ?’” 连他亲妈都要斥责朱祁镇擅杀朝廷栋梁，可他就是要这么干，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于谦之死，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明英宗重新执政后之所以要杀于谦，是因为他不得不重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这样的小人，同时，确立自己重新当皇帝的合法性。另外，从私人情感上他也对于谦怀有很深的怨恨，借此公报私仇。 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为什么要发动夺门之变“夺门之变”发生的根源，是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不起，而他的独子“怀献太子”朱见济已夭折。国家没有皇储，是以人心浮动。 于谦和商辂等内阁重臣商议，由商辂援笔《复储疏》：“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复立章皇帝之孙。”明宣宗的孙子里最年长的就是朱见深，而他则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儿子。
 朱祁玉的儿子朱见济已死，因而他是不在乎老朱家的哪位后代继位为皇帝的，而且他也知道，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从宗法上也是最合适的，就算他不同意，等他死后大臣们照样可以拥戴朱见深继位大统。 如果朱见深恢复储君，日后继位大统，虽然是最符合朝局稳定，社稷安宁的大局，却绝不符合朝中那些权奸宵小，如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利益。这些人深为嫉恨的于谦在朝中主持中枢，他们就没办法得到朝中大权，从而为所欲为。 因为在土木堡之变后临危受命，指挥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挽救社稷于危亡，于谦在朝野声望隆高。景泰帝朱祁钰对于谦极为礼敬，屡加封赏，于谦虽只是兵部尚书，但是在朝堂上很多事情往往都由他裁决。 北京保卫战时徐有贞主张南迁受尽嘲讽，他认为自己仕途不顺是于谦从中作梗，便怀恨在心；石亨和于谦原本是北京保卫战时的战友，但是北京保卫战成功之后，于谦没有接受封赏，也不建议石亨接受过多的封赏，于是石亨由恩生怨；而曹吉祥就是个阉人，这种人对于皇上就是极尽讨好之能事，他在朱祁玉那儿没受到重视，目光自然转向了喜欢宦官的朱祁镇。 这三个人，就是当时文官、武将和后庭的里一众小人的代表。朝中某些奸佞小人，他们谋划夺门之变，不止是为迎立之功，更是为了从于谦手中夺取大权，把持朝政。  显而易见的是朱见深继位后，必将感念于谦的拥立之功，于谦仍然会是社稷重臣，那么这些奸人将无出头之日。而要扳倒于谦，就必须换上一个对于谦有深怨而衔恨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最符合这个标准，同时，将朱祁镇扶上皇位，这些人又立了迎立之功，必将受到昏君重用。 朱祁镇为什么怨恨于谦朱祁镇被蒙古也先俘虏后，内阁征得孙太后的同意，立了明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新皇帝，是为明代宗，也就是景泰帝。 朱祁镇被也先放回后，明代宗尊他为太上皇，将他安置在南宫居住。明代宗朱祁钰虽然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可是对明英宗并不好。 明代宗朱祁钰不但将南宫大门上锁灌铅，甚至加派锦衣卫严密看管，连食物都只能通过小洞递入；明代宗朱祁钰供给明英宗的饮食也不好，明英宗的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针线活，托太监带出去变卖，用来给明英宗换些好的饮食补充营养；夏天很热，明英宗喜欢在树下乘凉，可是明代宗朱祁钰就把明英宗乘凉的树木砍伐殆尽。 明代宗朱祁钰虽然不杀明英宗，可是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明英宗在艰苦的生活里早点死去。朱祁镇艰难地度过了七年的软禁生涯，复辟后重新掌权，他怎么会不怨恨他的弟弟朱祁玉？  然而，他却连带怨恨于谦这些保家卫国、安定社稷的功臣，只因为他们拥戴了朱祁玉。 其实，如果没有于谦拥立明代宗，坚决抵抗也先，也先也不会因朱祁镇毫无利用价值而将其放回；如果没有于谦劝说景泰帝同意接回朱祁镇，他这个混账东西将继续待在荒凉寒冷的蒙古高原，最后埋骨草原。然而，这个昏君根本不懂这些道理。他如果能明白这些道理，那么也就不会因为胡闹而在土木堡丧失大明五十万大军和数十位朝廷大臣。 他的智力只会认识到：如果没有于谦这些大臣拥戴，朱祁玉就不会继承大位，朱祁玉如果不当皇帝，那么他还将继续是皇帝，他被放回来后就不会被软禁在废弃的南宫受苦，仍然能在朝堂上呼风唤雨。他会觉得他受得这些苦追溯根源的话就是于谦。 于谦为什么非死不可朱祁镇复辟后，迫不及待的将于谦及许多景泰年间重臣下狱。石亨等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都御史萧惟祯建议以谋逆罪处死于谦。其杀害于谦的圣旨写道：
于谦如果怕反攻倒算，当初就不会劝说景泰帝接回朱祁镇，也不会在其他大臣谋划拥立皇叔襄王时予以制止。于谦是出于公心，出于宗法礼制力主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储。 但凡于谦有一点点私心，以其在北京保卫战时的果决，在朱祁镇被放回后，完全可以效仿霍光将海昏侯贬到江西那样，怂恿明代宗将朱祁镇一系（包括他的儿子朱见深）移出京城，朱祁玉肯定愿意这么干。让朱祁镇一家子远离政治中心。凭朱祁镇宠信宦官导致五十万明军覆灭，以及瓦剌进攻北京时去叫城门，充当带路党，这两条罪状任意一条就够让朱祁镇一家老死海南岛。如果再狠一点，给明代宗一点暗示，朱祁玉会很乐意给他哥朱祁镇送碗毒酒，不过那样的话，于谦就不是于谦了。 可是，朱祁镇不似于谦那样光明磊落，因为他是——小人。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七日凌晨，石亨、徐有贞率兵千人，撞开南宫大门，跪请太上皇朱祁镇登基。朱祁镇指斥代宗“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往彰闻，神人共愤”，宣布废他为郕王。失去帝号的朱祁钰被迁到西内永安宫居住。 正月十八日，英宗逮捕了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等，将一批大臣、太监下狱。 正月十九日，明代宗朱祁玉驾崩。 代宗是重病不治而死还是被害身亡，史书记载不一。有一种说法是：“景泰帝之驾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我更倾向于相信这一种说法。 正月二十一日，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 朱祁镇的反攻倒算可谓下手极狠，包括内阁辅臣王文和于谦被一同杀害，曾于德胜门之战击退瓦剌的将领范广更被凌迟处死；内阁辅臣陈循、工部尚书江渊、刑部尚书俞士悦被发配流放；内阁辅臣萧镃、内阁辅臣商辂、吏部尚书王直、右都御史李、右通政殷谦等罢职。其下尚有众多景泰年间的文武要员被杀害、流放、罢黜。  千古罪人王振则被朱祁镇平反，建庙祭葬招魂，而把救朝、救己的于谦定为奸，这样通过忠奸颠覆，自然就等于给自己平反了。他甚至给瓦剌首领也先在京城建庙，以感谢他放自己回国的“大恩”。 朱祁镇复辟了，重新夺回了皇位，此时朱祁玉已经病入膏肓，而且，太子是朱见深，因而，他夺的实际上是自己儿子的皇位。可是，他却杀掉了于国于己有大功的于谦。综合来看，他有如下非杀不可的理由： 一、于谦是景泰一朝的朝堂核心 朱祁镇是以政变的方式重新掌握权力，他自然需要对前朝实行党同伐异。杀一批、流放一批、罢官一批，以此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并给那些迎立有功的小人腾出位置，此即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二、朱祁镇的挟私报复心理 朱祁镇不只是怨恨景泰帝朱祁玉，不只是怨恨于谦，连带着拥戴明代宗的大臣们都是他仇恨的对象。朱祁镇既从来就不是什么好皇帝，也更加绝不是个任何意义上的好人。 三、朱祁镇不得已而依靠石亨、徐有贞、曹吉祥这等小人，而要重用这些人，就必须杀掉于谦，对景泰一朝的文武官员进行清算。对于这些小人来说，于谦一日不倒，他们就一日不得安宁。明英宗对他们的想法，也是心知肚明的。因而也就顺他们的意，杀掉于谦。 四、朱祁镇重新执政的合法性 朱祁镇复辟，其重新夺得皇位不符合宗法制。而且，由于他在第一次当皇帝时重用太监王振，导致大明损失五十万大军，陷国家于崩溃覆灭边缘，并且在瓦剌攻打北京时，他竟然为了苟活充当也先的带路党，妄图叫开北京城门。他的种种行为，已经让他在朝堂、在民间失去了人心。 朱祁镇要想重新掌权，用小人徐有贞的话就是：“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作为他这种昏君所能想到的就是杀、杀、杀！用恐怖手段让天下闭嘴，以此显得其政治正确，从而坐稳皇位。  于谦死后，史书记载：“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于谦和岳飞一样，都是抱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信念的华夏社稷之臣。他忠于的不是某位皇帝，而是整个华夏文明和亿兆苍生，这也是他的悲剧所在。 由于忠臣于谦的被杀，导致天下寒心，对士风臣心摧残不可估量。二百年后在明亡之时，没有几个大臣士子愿意为明王朝殉葬，这与南宋亡时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十数万人追随形成了鲜明对照，因而在明末时就有人总结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近些年兴起了一股翻案风，对于明代，最大的就是为明英宗翻案，其代表是《明朝那些事》的戏说历史派，甚至把个英宗的“英”字来证明朱祁镇的英明神武。如果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时能自杀殉国，可以将其列在崇祯皇帝之前，可惜，他胆小偷生，因而，朱祁镇就牢牢占据了明朝二百来年历史上第一大昏君的位置。  参考文献： 《明史》《明会要》《商文毅公文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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