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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是一个有着五百年历史的古村，像一颗明珠镶嵌在东舂水河的西岸。她有一个漂亮而富含历史韵味的名字——广[yǎn]头，由于许多人常常念错这个字，1984年后，村名就干脆改字为“眼头”。 东舂水河像撒娇的女儿缠着她的左膝；雄伟挺拔的大坝面山像一位壮汉秀出健美的肌肤；隔河而望的是大观岭，从北迤逦而来，把金龙的五瓜伸进河里，给村庄增添了无限的灵气；南望莲花虹桥，其间数千亩良田美池，鸣晓苑流，鱼戏新荷，好一幅人间仙境。 故乡昔阳红 一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年腊月，梅花一夜遍南枝。经不住梅香的诱惑，我来到了眼头这个人间仙境报到。长我三岁半的是姐姐，父母喜得贵子，很是高兴。在父母、姑姑和姐姐呵护下，我一天天地长大，三岁半那年，我正式升任哥哥。七岁那年，再次当哥哥，三弟叫三军，活了一岁多，因病无钱医治，摆了簸箕。我放学回来，看见三弟躺在簸箕上，眼泪齐刷刷地流了下来。 刚满六岁，就进了村小学读书。那时是春季招生的，春节刚过，父亲就让我骑在他肩上，去学校报到。在去的路上，要经过安古家的那棵弯腰驼背的石榴树，父亲只顾着往前走，没注意，我的头就碰到了那满是疙瘩的石榴树，额头上擦破了一点皮。 学校十分简陋，是由村公祠间隔而成的。读书用的课桌都是自家置备，所以课桌也就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最豪华的便是从地主家分得的旧式桌与椅连体的那种，一般就是小饭桌式的。最差的课桌当数我家的，桌子就是一般的单人无靠背凳子，而凳子则是七八寸高的小而窄的那种。我家在当时200余户人家中，是村里最穷的那十户。黑板则是用木板钉起来，漆成黑色就算了事。还好，这种简陋只经历了一年。二年级时，新建的土砖学校就建起来了，而且距我家也就只有百十来步，我便在这里修完了小学二至五年级。 新建的眼头小学，有四间教室，四间教师宿舍。而小学则是完全小学，有一至五年级，经常是二三年级一个教室，称复式班，这在当时的双井圩公社已属相当好的学校了。学校西靠荒塘山，校后尽是青皮梨树，再往后便是松树林；往北过黄泥大路便是上芝塘，一大片的熟土，不是种花生，便是种红薯，都是生产队的，水源靠仙姑井的水流来进行灌溉，中间也有口极好的井，有近三分之一村民都是到这里挑水喝的。过上芝塘便是新山、老山、肚皮山，这里松树茂密；再往北便是川养石，好肥的水田，过川养石，便是东舂水河，河对岸有也一大片田地属眼头村，至今我家还有八分田在那边。 我家的住房十分狭窄，只有两间土砖瓦房，加起来不足40平米。还好，一半面积上还有楼板，楼板与瓦片之间仅一米多高，勉强可以铺床。本来，我家的房屋是很宽的，由于父亲有病，做得的工分养不活一家人，只有把原有的闺楼卖了。另外堂屋有40平米左右，卖不掉，父亲便拆了瓦和墙，分开来卖，家里的厨柜什么的，都卖了。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的橱柜卖给了井塘背大枫木下的那户人家。 房子拆掉卖了，还是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父亲便带着我和弟弟去乞讨。我至今还记得，先到眼头西边的厂屋里村，然后到大路伟，再到礼仕湾，然后从礼仕湾返回，到火烧石、马头岗，再回到眼头。那时大家都缺吃缺穿，走十家有九家是白走的，因为他们本身也与我们的家境差不多。一路乞讨回家，能有个两三斤米，已是很高的收获了。 少年不识愁兹味。曾记得：牛塘坪的稻田里留下我捡稻籼的脚印；舂水河里那扯丝草、抓螃蠏的一幕，至今仍萦绕在脑际；沙土里还埋藏着我们挖蚯蚓喂鸭子的记忆；社备后干塘时已是寒冬腊月再冷也得下去弄点小鱼小虾；下洞的草子田里，我们小伙伴们偷生产队草子的庄庄件件还清清晰晰。春天来了，我们上树去掏鸟窝，到树林里去捡天鹅菌，到岭上去撬天归子卖给药材商，到禾田里捡拾石灰鱼……夏天的月夜，是我们小伙伴们的天堂，捉迷藏啦，磨碾子啦，用松明到田里照鱼啦……没有我们不玩过的游戏；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花生熟了，我们去盘花生；红薯收获了，我们去捡红薯。我们最喜欢的活动是，荞麦垛里找强枝然后做成挂钩，再与小伙伴们的挂钩对拉，谁输了，谁就学狗叫……冬天，翻三角板、四角板那是必须的项目，赢得的纸版拿回去给父亲作卷烟纸，每每还能受到父亲的赞许；女孩们则玩踢键子、买田跳房子的游戏……就这样，我们一天天长大，但是有一件事，每天必做，那就是在村子的大街小巷里喊口号游行。 一九七八年秋天，开始了初中生活，当时才刚满了十一周岁。我的初中是在双井圩中学上的，走运的是，第二年双井圩中学改为宁远县第四中学，我便成为了宁远县第四中学第一班的学生。家到学校有四里多路，开的是通学，每天一早起床，步行40分钟左右到学校。由于个子长得矮，我不敢与高大的校友们同行，他们要强迫我帮他们背书包（那时根本没书包，就是用绳索捆扎起来），书不多，但对我来说是个负担。我在父亲的教育下，充分利用了上学放学来回的80分钟：去的路上记英语单词，回的路上则背诗词，或回忆那些数学公式，或回忆老师上课的情景。这一点，大多数同龄人没有抓住，不是去喝茶花露，便是在路上追闹嬉戏，基本不怕迟到。由于没钱，也由于学校寄宿条件差，三年初中生活全是开的通学。 开通学最怕的是冬天，一者冬天亮得迟容易迟到，二者冬天冷，没有多少衣服保暖，常常是两件打了无数补丁的衣服就过冬。冬天上学，晴天还好，雨天就必须十分有毅力。我只有一双母亲给我纳的千层底布鞋，雨天是不能穿的，咋办呢？打赤脚，把布鞋放进书包里，脚板踩泞泥的路上，冷得人极打哆嗦，等到了学校，在水井边把脚洗净，再穿上走进教室里上课，那暖和的劲别提多有滋味。教室没有玻璃，学校只好买薄膜封上，那日子还是挺幸福的。三年的初中生活结束，已经到了1981年夏天，农村已经实行包产到户。温饱问题逐渐有了好转。 田土刚刚包产到户，我便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眼头村，来到了宁远县第一中学读书。家乡离县城六十多里，不可能再开通学，也就不会再像没读高中的孩子那样在农田里辛苦劳作。不过，每到放寒假、暑假，那劳动量是今人不可想象的。最辛苦的当数暑假双抢…… 家里的房子窄，放假前父母会找到学校的老师，让老师把学校的房间钥匙留给我，等我回来，我便住到学校。因此，上高中后，我基本没在家睡过，放假回来，都是睡在村里的学校教师房间里。父母亲很会打算，会在我放假前半个月买上二十多个幼鸭，等我回来，正好赶上可以放这批鸭。在双抢开始之前，这批小鸭的鸭司令便由我担任。我一边拿着书，一边在河边放鸭，柳荫之下，一个少年一边看书，一边牧鸭，还真有一些诗意。不过十天半个月之后，双抢就开始了，我的日子就再也没有诗意了。在农村十四五岁的男子，已经可以是个小劳动力。抬打谷机、割禾、踩打谷机、挑谷、晒谷、挂谷草、捆草，拖草、上草树、扯秧、护田埂、车水、抽水……一系列的，数都数不过来，到了夜间还要到田里的西瓜草棚里去守西瓜。 打谷子虽然累，但看着金灿灿的谷子挑回自家晒谷坪上，加上二季稻的收成，不仅有了温饱，还有余粮出售，心里还是甜滋滋的。在学校的白面书生，经过一个暑假完全成了“非洲黑人”。最苦的还不是这些农活事项，而是去卖西瓜、辣椒等农产品。每到赶集便要挑七八十斤的担子，到永安圩去卖，一挑就是十八里。在圩上卖不完的话，还要挑着上山，到大观岭上去卖。也就在这个阶段，我就知道了当时流传的大观岭地名歌谣：香花井、桂花亭，上下两个柏万城。观音打座朝龙板，太公钓鱼向鱼形。蛤蟆吃水肝花洞，白兔对门鱼钻形。龙形头上倒犁田，朝麦杷粑牛塘坪。虽然辛苦，每圩能够卖个十块八块钱，可以凑下来为下个学期积点学费，心理还是很开心的。 二 舂水河两岸数千顷良田 高中毕业后，又复读一年，终于考上了大学，成了眼头村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位大学生。去上大学前，我父母请来了乡电影放映队，花四十元在村里放了一场电影，邻居和村民们，都来祝贺，我便成了当时的眼头村学习的楷模，家家户户都教育孩子向我学习。 学校叫零陵师范专科学校，即现在的湖南科技学院。过去是专科，现在则是本二的大学了。我们那时读大学，那叫真正的吃国家粮，既不用交学费，也不用交生活费，国家还每个月有21元的生活补贴。看上去21元，它可是相当于现在的1500元。家里再也不用为负担我的学习和生活费，姐姐和弟弟又都已长大成劳动力，特别是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一家都是劳动力，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在1987年过年的家庭会议上，父亲提出了三年内兴建一栋120平米的红砖楼房，全家人像打了鸡血似的，为这个宏伟目标奋斗。 三年的大学生活，我并没有翻身忘本。每到暑假照样是回家来帮助家里双抢，不过放鸭子的差使不再属于我，而是落到了弟弟身上。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父亲的病竟然不治而愈，一家人开玩笑地说，父亲患的是“好吃病”。大学毕业那年，我们一家便开始为筹建新房而各自忙碌。姐姐已经出嫁，当然不算这个计划的工作成员了。 母亲原本每年养两头猪的，现在改一年养四头猪，四头猪一年可获利八百元，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1988年大学毕业后，我和弟弟俩个在双抢后便开始手工制作红砖，每天雷打不动的六百红砖，单在开学前，我和弟弟就完成了18000个砖坯制作。九月一号开学后，余下的砖，则由父亲和弟弟来共同完成。从此，我算真正跳出农门，拿起粉笔当上了正正规规的人民教师。 从大学毕业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拿工资，等十月一号，三个月工资一起发下来，足足有300多元，还差60元，就可以买一部永久牌自行车。家里见我有这个打算，便无私奉献出60元，我便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虽说自行车所有权归我，但它还是全家人共同使用，有了这部重要的交通工具，家里去集市上买卖，基本上就不用再用肩挑。1989年假期，我和弟弟又到舂水河里捞河沙，一担一担地挑到河岸上的坪子里，每天雷打不动，上午8担，下午10担，等凑齐所需，再请“红鼻子”的手扶拖拉机拉回到新房宅基地。这年秋天，弟弟和父亲则开始下基脚。次年秋天把房子的墙桶建好，花工费700余元，第三年，买好钢材、水泥，装好模，两天功夫，我家的红砖平房就建好了。其时，还是欠下了数百元建材费。我家的平房，在全村两百余户人家中，按建成时间来算，排名第三。最早的是台属新成家的三层楼房，我们不能跟他相比，因为，那时他家台胞有美元回（眼头台胞挺多的呵，多为李抱冰或阙汉骞将军沾亲带故之家），我们靠的是我们的艰苦奋斗。远近去双井圩赶集的乡亲们，见我家建了红砖平房，个个树起了大拇指。眼头村也掀起了起红砖平房的热潮，三四年间，眼头村就出现了50余座红砖平房，大多一层的，装修跟现在比，那也是有些简陋。 房子建好后，我家又和其它眼头村民一样，添置了黑白电视机，接着又在新房门口打了一口十余米深的摇水井，解决了一年四季走二三里路去上芝塘挑水的麻烦。之后，弟弟去了广东，加入了南下打工的大军…… 南流的舂水河啊，你见证了我们的艰苦奋斗…… 三 舂水河边摄影人 转眼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又已三十年，故乡的影子变得越来越模糊，回故乡的次数也越来越稀少，村里30岁以下的年青人，基本也不认得，甚至有种“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觉。当年“到中流击水”的舂水河，你还好吗？ 舂水叮咚跳响，迈着欢快的节奏向我招手：常回家看看！ 三十年来，通村公路发生了三次变化：九十年代初期，通往村里的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黄泥路，天晴一把刀，下雨变酒糟！2002年，终于修好了3.5米宽的沥青路，然而在众多载重车的碾压下，不少地方崩陷，更多地方出水坑，过部小汽车，底盘还是有些担心。2014年，二广高速从村西通过，村里乘着高速路的东风，把路改建扩宽为5米，全程水泥路，还安排村民清扫公路，现在从村里到双井圩赶闹子，只需十来分钟。家家户户都可以让小车开到门口。 三十年来，村民的住房也发生了三次变化：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家家户户忙于在修缮旧房的同时，又在村后坪子上修建红砖平房。2005年之后，全村又兴起了建小洋楼的风气。当年，我亲自出力花钱与父母和弟弟共建的那座平房，早在2008年被弟弟锯掉一半，弟弟把属于他的那一半往空地后移，建起了一幢三层小洋楼。弟弟弟媳常年在外，没住过几天，连装修都没搞，去年又花数十万在宁远县金印豪庭买下了140余平米的县城新居，令我这个“吃国家粮的”哥哥无法企及。村里人大都与弟弟差不多，不仅村里有小洋楼，县城也还有学区房。 三十年来，村里的交通工具也发生了三次变化：最先是由“人轻担重轻挑重，脚短路长短量长”的肩挑人拉向自行车驮运转变，接着就是由自行车向摩托车转化，而今40%的乡亲有了自家的小轿车，有时我还搭乘他们的顺风车回去看望年近八十的母亲…… 三十年来，村里的农田也经历了三次变化：先是从青一色的水稻种植到多种种植转变；接着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农田都由993861（老年妇女小孩）部队种植，到如今村民们大多不种田，田都转包给有机械的种植大户经营，不适宜耕种的都退耕还林，而且多是水果林。对了，忘记告诉看客了，咱眼头村的水果，在全县那是出名的：板栗、奈李、梨子、桃子等都是给车拉哦。 三十年来，村里的医疗卫生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时侯，母亲有个毛病常患牙痛，俗语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命。村里连赤脚医生都没有，只能用土方止痛，弄点炉门，用鸡蛋清搅匀，敷在脸上，或含冷水止痛，一个晚上要含一桶水。实在痛得受不了时，才叫我们兄弟去到双井圩医院去请医生或买药。村里人大都差不多，常常看到村里的人病得走不动了，才坐进懒人床，然后用两根长竹棍扎起来抬到双井圩医院，最远也就到柏家坪区医院去治病。而现在则大大改善了，可以说有了质的飞跃，家门口就有村卫生室，一点小毛病，就不用再走远路。同时，所有村民都有医保，稍有病通便可以到县城医院交100元包干报销住院。遇有大病，则可以报销70%及以上。劳动量少了，医疗条件好了，咱村80岁以上老人数都数不过来。 母亲将近80高龄，头上没有一根白发，声音宏亮，半里路外都能听到她的声音。母亲每年还能轻轻松松赚回一万余元，种红薯、青蒿、板栗、捡天鹅菌等，所有农活都能一个人干。我和弟弟无数次要接到到县城享清福，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说她不看见那叮咚跳响的舂水河就想得难，会得病，城里没人聊天等等，我和弟弟怎么也磨不过她。孝母不如顺母，昨天母亲打来电话说，我们给她买冰箱坏了，她自己掏钱又换了一台新冰箱，店主亲自帮她送到家，叫我们不要牵挂她。 叮咚跳响的舂水河啊，祖国就要七十华诞，请将故乡的巨大变化作为礼物献给伟大的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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