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横空出世，正式被写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一时间，大湾区风头无两，各地政府组团前来学习；精明的商人们用脚投票，抢滩大湾区；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像潮水一般涌来；土豪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挥洒着钞票，把深圳房价推向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这一幕幕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况，不免让人产生某种恍如隔世的沧桑感。谁能想到，四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椰林稻海，是偷渡客冒死突围、纵使葬身大海也在所不惜的最后一道边界； 三十年前，这里还是走私者的天堂，“一切向钱看”导致纲纪废弛、欲望横流，是备受诟病和质疑之所在； 二十年前，这里正面临在土地、资源、人口、环境上的“四个难以为继”的阵痛，平安、招商、中兴、华为等都传出要把总部搬去上海，走向平庸仿佛是广东难以避免的宿命； 十年前，这里正经受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信息化等一波波浪潮的冲击……一天一个模样，谁也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 到了今天，一个总人口超过七千万的，多中心、有梯度、有分工、有腹地的世界级城市群正在冉冉升起。在当今中国，或许很难再有其他哪个地方像大湾区一样——集爱恨、恩怨、是非、褒贬于一身。这里有“胜者为王”的传奇，也有“大国崛起”的重托，有“一夜暴富”的野心，也有“一房难求”的现实…… “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的话仿佛至今还掷地有声，如雷贯耳。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这位老人是否料到，他划的那个“圈”今天会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超级舞台？ 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的同时，与大湾区近在“咫尺”的许多地区，也渴望从大湾区如此浩大的发展机遇中分“一杯羹”。 那么这些地区究竟应该如何才能抓住这份机遇呢？有哪些地方已经在饮“头啖汤”？他们是做对了哪些？其他地方还有没有机会？要怎么做？ 欲明晰这些问题，则必须先了解大湾区的前世今生，了解大湾区的产业发展路径，才能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策略从而借势借力大湾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更好地促进本地的经济产业发展。 大湾区是如何承接产业转移而发展起来的？ 第一个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接受香港“三来一补”产业转移为契机，开启了以劳动密集型轻纺加工业和家电制造业为主的工业起飞进程。 1978年8月，香港人张子弥来到东莞虎门，手上拿着一个欧洲产的黑色手袋，试图找到厂家照版生产，由此找到了太平服装厂，后投资300万与太平服装厂成立新的太平手袋厂，由港方负责采购来料及提供设备，厂方只需负责招募人员生产，做成成品后交予港方出口，这就是“来料加工”最早的雏形。 太平手袋厂生产车间 后来太平手袋厂获得了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牌照，编号为“粤字001”，这是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的企业。 此后的近十年，以港商为最主要投资主体的“三来一补”企业成为珠三角各乡镇的重要经济支柱，从“三来一补”企业对珠三角的贡献可以从各项指标的增长速度看出：1988年珠三角GDP增长比广东珠三角以外的其他地区高出6个百分点以上，占全省的比重由1978年的43%-57%提高到54%——6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591元提高到2511元。 在这个时期，香港制造业通过“三来一补”这种投资少、见效快、简单明了的形式，大规模迁移至珠三角，使珠三角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轻型产品加工生产迅速发展。至1996年，就有80%的香港工厂转移至珠三角地区，香港与珠三角形成了著名的“前店后厂”合作格局。 这种合作方式使香港原本处于生命周期中衰退阶段的制造业延长了20年寿命，珠三角地区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中获得了经济腾飞的实惠，是双赢的局面，时至今日，港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在大湾区的产业构成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大举进军大陆，珠三角作为首要承接地，迎来劳动、技术密集型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快速发展期。 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宝安西乡成立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生产基地——深圳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 随着两岸关系的演变，至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台资企业在珠三角刮起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投资热潮，台资成为广东利用外资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港资。 至2007年左右，珠三角台资企业累计超过20000家，台资大型企业也相继落户珠三角，成为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其中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就有超过30家。 台湾制造业向珠三角转移呈现出突出的产业集群特点，并由早期传统产业为主逐步演变成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包括鸿海、台达、致福、神达、大众等台湾大型资讯电子厂商都先后进入珠三角地区。如台达电子在东莞投资设厂后，就吸引了超过100家协作企业聚集其周围，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配套互补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 直至今日，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依然位居中国大陆第一，已成为当今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IT产品生产基地之一，同时也是广东第一大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在珠三角地区东岸，以深圳、广州、惠州、佛山和中山为主体，形成了著名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欧美日韩等西方国家大型重化工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珠三角工业开始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转型。 欧美日韩制造业对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真正的高峰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推动了珠三角工业由轻纺向重化工业转型。其中以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和惠州的英荷壳牌石化项目为标志，兴起了以汽车、石化、钢铁、装备制造业为重点的重化工产业转移浪潮。 2002年11月1日，我国当时投资额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总投资43.5亿美元的中海壳牌石化项目正式于惠州破土动工。 本轮产业转移的投资形式包括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和股份制，其中独资企业是欧美投资的重要形式。所投资的产业比较广泛，主要涉及到电子及通讯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原料及制品等，相对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深加工行业的机电产业。 由此，珠三角逐步成为跨国公司实现新一轮产业转移，扩大其国际市场业务、拓展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基地。 大湾区承接的制造业转移有哪些特征？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珠三角地区因为抓住机遇承接了这三次的产业转移，因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产业的升级呈现梯形特征，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方向进行转移和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大湾区所承接的产业发展也呈现出以下特征： 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至2010年前后，珠三角地区逐步形成了制造业九大支柱产业主导工业发展的整体格局，包括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石油化工、食品饮料、建筑材料、纺织服装、森工造纸、医药、汽车。 这九大产业都具备一定的规模和产业集群，如著名的珠江东岸电子信息产业走廊、珠西岸电器机械产业集群、广佛莞纺织产业集群、佛山建材产业集群、家电产业集群等等，这些产业在国内外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也是珠三角地区作为“世界加工工厂”的重要支撑。 在这个以“加工”为主要生产模式的世界级工厂里，运用“三来一补”这种简单明了的利用外资的形式，强调“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促成了珠三角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使广东成为了全国第一外贸大省。 但是因为“加工”的特性，使珠三角的企业难以真正参与海外母公司的经营管理，特别是在国际市场营销方面，这些企业只是其他国家或地区加工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从资源流动的角度看，“三来一补”业务只不过是外资的资金与技术在珠三角与大量涌入的外省劳动力的结合，珠三角则仅是提供了廉价的土地而已。 “两头在外”的性质决定了珠三角的企业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需求，早在1990年珠三角的外贸依存度就高达190%以上，在2006年该数据仍然超过100%，时至今日，珠三角主要城市如东莞、深圳、珠海等城市的外贸依存度仍然在100%左右。 超高的外贸依存度促进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珠三角原始积累的重要形式，但是也使得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极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特别是国际市场近年来市场发生排斥“中国货”、“反倾销”等事件，更是对珠三角区域的产业发展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基本的特征是大量使用人力劳动，30多年来，珠三角一直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多的地区，早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就实现，当年全国省际流动人口为4242万，流入广东的就有1506万，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广东的外省流入常住人口已高达2150万，这些人口中有90%以上都流入珠三角，另外还有大约700万来自粤北、粤东、粤西的省内人口流入珠三角。 大量显著的廉价劳动力促使产业发展有比较优势以及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使之非常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转口贸易为主导的出口方式下，珠三角形成了纺织服装、鞋、帽、玩具、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等多个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并成为珠三角制造业的主体。 为什么大湾区的产业开始向外转移？ 长期以来，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粗放型“高消耗”的生产模式下高速发展。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发生新一轮的变化，同时大湾区（珠三角）曾经引以为傲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方面的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以及宏观政策调整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导致了珠三角相关产业的陆续转移，大体上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的作用。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后，全球的产业经济格局发生了新一轮的变化，以2010年中国取代美国“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地位、GDP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从这个阶段开始，在产业转移中占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已经从大规模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环节延伸到研究与开发、设计、采购、销售及售后服务等诸多环节。 同时随着国际分工的更加细密，跨国公司对其业务进行不断地拆分，全球价值链下粤港澳大湾区承接的转移产业从制造业为主转向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这阶段开始欧美等发达国家大规模向外发展服务业外包业务，包括生产过程的市场研究、产品概念设计、会计、法律、保险、物流、销售等等，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首的亚洲各国发展中国家顺应新的潮流担当起承接方的角色。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式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更是对粤港澳地区传统制造业敲响了警钟，在2008年后，珠三角加工制造企业收到的订单数量一度大幅减少，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从危机前的5%-8%下降至危机后的不足3%，大量的企业面临巨大的困难。 同时，长期以来粤港澳地区整体的产业发展都在粗放型“高消耗”的生产模式下高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的增长，粤港澳曾经引以为傲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的成本优势已经逐步丧失，并转化为其发展的“瓶颈”。 以土地和劳动力为例。在有限的土地资源面前，土地使用价格的上涨成为事实，例如东莞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零地价”到2007年市区内每亩地最低限价40万元，以后一直在逐年攀升，年均涨幅超过20%；而劳动力方面自2004年开始珠三角就出现民工短缺，昔日的“民工潮”成了今天的“民工荒”，为了争取劳动力，更多企业逐步调高民工工资和福利，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逐步升高。 除了客观上的国际因素和自身生产要素的变化之外，宏观层面的政策也发生了改变，政府相继提出自主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供给侧改革等等一系列引导政策，同时相继出台加强土地规划、优化经济结构等各项政策的调整或变革。
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规定“工业用地应该以市场机制方式获得”。此后广东省积极响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各类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区逐步推行工业用地“招、拍、挂”方式出让，之后整个粤港澳的土地政策都是在逐年收紧，监管愈发严格的。
2007年，财政部宣布大幅度调低出口退税率，这对珠三角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影响十分巨大。影响较大的行业包括纺织服装业、皮革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家具行业、石材及陶瓷行业、水泥行业、机械制造行业、化学工业等。 以纺织服装业为例，珠三角的纺织服装业是广东的一大优势出口产业，但这一行业平均利润率不到4%，退税率调低后行业平均利润率下降一半以上，使得行业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在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之外，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还先后公布了新的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料、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政策的影响可以说比退税政策的影响更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自2008年正式实施后，对许多靠享受外商投资特殊优惠政策而取得低利润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无疑又是另一个噩耗。 在并轨以前，内外资企业的成本待遇差别还是相当大的，例如内资企业只能按计税工资扣除，而外资企业可以据实扣除，这一差异就有可能为外资带来了用人成本上的优势。另外还有税率的差异，例如内资企业的税率是33%，而外资企业在特区内的税率是15%，在沿海14个开放城市是24%。 还有在特殊行业优惠和再投资退税等方面外资企业都有着政策方面的优势，综合其他产业性政策因素，彼时外资企业实际税负在11%左右，而内资企业则在22%-24%之间。 并轨以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其他还有如取消对高新技术行业的15%低税率优惠的区域限制、对不符合我国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发展的税收优惠措施予以取消、取消原来外资企业专享的“两免三减半”等等政策。简而言之，“两税并轨”对于长期以低附加值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对其成本低的增加基本上是必然的，这无疑促使了企业经营发生相应的转变。 后记 继往才能开来，只有深入了解大湾区产业转移的前世今生，才能在命运女神捉摸不定的微笑中窥探到机遇。 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珠三角地区向外的产业转移进一步加速，那么究竟有哪些产业正在向外转移，主要转移方向是哪里，产业转移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未来还有哪些机遇呢？这些问题将在本研究的下篇中进行逐一解读，敬请期待。（完） 注：图片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私信联系删除。 编辑：王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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