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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关何处

 昵称0D770 2020-12-25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家乡在哪里。

在新出版的地图上寻找,我是北川人。从情感上讲,我又是安县人。我究竟属于哪里?我去探究,却更加觉得割裂,用陕西话说,木乱。

我是北川人。

北,是在四川北部,川,是缘着三条河流。我对北川是陌生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怎样说起那个地方呢?我的家就在那里。那古老又崭新、遥远又贴近的人群,他们藏在四川盆地边缘随意拱起的重重山峦间,沐浴在辣椒与花椒的芳香四溢中。羌人、藏人,大禹、羊神,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数民族,我并不熟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北川人,是在2008年地震之后,新的行政区划出来,我就在一夜之间改了家乡。

我是安县人。

小时候,父亲在安县桑枣镇,母亲在安县黄土镇,我在两镇都有不长不短的居住史。小学以后,父母携我定居安昌镇。这里是安县的县城所在地,迁入之后,我的户口成了县城人。在那个年代,这样一个户口本,是一家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们在这座小镇的根。

2002年,县城迁移到了地势更为平坦的花荄镇。安昌,这个有50多年城关史的场镇,慢慢被边缘化,年轻人陆续离开,留下的人都有了些年纪。和这座城一样,与世无争,喝茶麻将,如安昌河一样无所事事地流淌。2016年,安县升级为绵阳安州区,一个更加陌生的名词。

多年后回忆当初,不得不承认,当时主导县城搬迁的父母官,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高瞻远瞩。大地震中,安县和北川都成为极重灾区,花荄因为一马平川,幸免于难。而北川的县城,在群山包围之中被包了饺子——两座大山彻底坍塌,把大半的北川县城永远掩埋在黑暗当中。

大地震到来的时候,我在西安读研,隔了千里的路程,仍然感觉地动山摇。起初,我并没有在意。我的镇定和北方同学的惊慌失措对比鲜明。在龙门山断裂带,地震司空见惯。上课震,下课震,看电视震,做作业震。断裂带的人对待地震的态度,是有几分轻慢和戏谑的。地震,就像一个爱开玩笑的朋友,没人会把它的吓唬当真。

谁会想到,大自然真正发怒的时候,威力会如此巨大?

当时接通电话的幸运儿,从全国各地得到了信息,潮水一般涌入我的耳朵,震中在四川,震中在汶川……地震7.8级。

我慌了,手指头哆嗦着,打开手机通讯录,凡是绵阳的号码,一个一个拨打。竟然没有一个接通。

事后我才知道,地震发生后,基站被摧毁,电话信号中断,外面的电话打不进去,里面的电话打不出来。震区,成了一座孤岛。

连续不断拨了一下午,直到手指头发麻,却一无所获。心越来越下沉,沉到幽深的谷底。脑子里,无数画面飘过。在农村搞养殖的父母怎么办?独居的外婆怎么办?我恨不得马上就飞起,回到老家看看。又怪罪自己,为什么要来这么远的地方上学,一旦有事,竟回不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声——喂。这头的我和那头的她同样诧异,我的舌头像是僵硬了,到嘴边的话似乎凝固。那头喂喂了好几声,我才反应过来。我颤抖着问,你是哪里?

那头说,我是绵阳市文联。

那时候我已经在网上连载小说,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和绵阳市文联的王老师见过一面,留了他的手机和固定电话。刚才没头脑地一通拨打,竟然接通了王老师一年前留给我的座机。

王老师应声而来,声音里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接到外界讯息的激动。他说,绵阳震得凶,他们都吓惨了。

事后,我才知道,地震后,王老师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我打来的,而我拨通的第一个电话也是他的。我至今也想不明白,通信中断的情况下,这个电话是怎样奇迹般接通的。

我不知道的是,当我焦急万分的时候,我的父母,也在疯狂拨打我的手机。地震到来时,母亲在农田里锄草,瞬间地动山摇,她双手抱树才能站稳,看到自家的院墙塌了,分不清恐惧还是可惜,眼泪唰地流下来。父亲骑着摩托车,原本打算去谈一笔生意,突然,车子变成一艘飘忽不定的小船,道路两旁的房子积木一般塌陷。惊魂未定的父亲一脚油门又开回家,与母亲会合以后,就牵挂我——他们独生女的安危。

外公去世以后,外婆一个人独居在黄土镇两层高的楼房里。地震发生时,外婆正在二楼看电视,突然感觉房子在晃动,以为邻居盖房子。我暴躁的外婆挪动并不灵活的腿,怒气冲冲走到院子里。甫一站定,二楼便塌下来,预制板卷着铝合金窗户噗啦一下闪到她的面前,哗啦啦碎了一地。外婆被吓坏了。60多岁的她,经历过战争、饥荒,却从未见过如此的凶险,她瘫在地上。

我暑假回去,距离地震已经过了3个月。其间,我无数次央求父母,我要回家看看,总是被他们断然拒绝。他们说,你回来干啥,家里一切都好。他们用一切理由拒绝我——期末考试、天气太热、住宿不便,我家一位亲戚,在酷热的帐篷里得了黄疸性肝炎。母亲甚至抱怨我说,你回来,除了添麻烦,什么都做不了。直到我自己也当了母亲才知道,并不是不想我回,而是怕不安全。余震不断,路途遥远,中间还横贯秦岭,除了火车之外,还需要倒汽车。在父母的心中,孩子,是比自己生命更珍贵的东西。

直到暑假,我才被允许回去。那是怎样的情景啊。部队的救援到来以后,外婆央求他们上二楼,抱下家里值钱的电器和衣物。外婆睡在屋前的窝棚里,堆满了家当,苦苦守着房子的残垣,寸步不离。我和父母,睡在帐篷里,像警惕的兔子,仔细倾听来自远方的异响。大地像是要把人类赶尽杀绝。伴随地震而来的还有暴虐的天气,雨季很快到来。

那是一个奇怪的夏天,每晚的午夜时分,雨滴敲击薄薄的帐篷,噼里啪啦,密密麻麻,像是有人用鞭子在彻夜抽打。被子阴湿,人裹着衣服在床上簌簌发抖。雨水渗进用砖头压住的帐篷缝,顷刻便成了河,与棚外连成海,拖鞋在水面游曳不定。据说,北川一个安置点的人,逃过了地震,却没有逃过肆虐的泥石流。

那年夏天,父亲骑摩托车载着我,第一次奔赴震后的北川县城。道路卷曲成了麻花,高山上的泥土和石头不断滑落,在地面形成一个又一个土堆。安昌河改变了它一贯的轻言细语,变得凶狠狂暴。黄浪滚滚,卷着上游的泥沙呼啸而去。

其时,搜救早已结束,只留狼藉遍地。北川中学的遗址上,裸露的钢筋像是一根根变形的手指,无力地指向天空。空气中,充斥着漂白粉和消毒水刺鼻的味道。让人震撼的,除了以各种诡异姿势扭曲的建筑物外,还有堆砌的零食玩具。它们或被胡乱堆放在地上,或被小心塞在桌肚里,等待着小主人在另一个世界享用。

我在瓦砾堆上搜索,心绪复杂迷茫,不知道是要找什么,像是仔细翻阅一本厚重又悲伤的书。这里,每一块砖头,每一根钢筋,都被悉数搜索过,摸索过,不会漏过任何可能生还的生命。在砖缝里,我找到了两本北川中学教案本,朴素的牛皮纸上,印着血红的字,跟我老师使用过的一模一样,此刻特别刺眼。3个月了,历经暴雨、泥石流,漂白粉和消毒水的冲刷,又被八月的艳阳暴晒,干了湿湿了干,如同皱皱巴巴的咸菜,竟然还在这里。他们的主人呢?我不敢想。

“北川已经没有了。”望乡台上哭泣的人说。这意味着,北川县城已经无法原址重建。按照规划,原属安县的三镇六村,共215平方公里土地划入北川,其中,就包括我的家乡安昌。安县和北川,像是一对邻居,更像一双兄弟,赴北川的必经之路就在安昌,我曾经就读过的初中,则是救援指挥部所在地。地震后,我的家乡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汹涌人流,来自全世界的目光关注着这里,灾区的一举一动被聚焦在镁光灯下。

自从成为北川人之后,我突然就有些蒙。好像是突然被过继到邻居家的孩子,熟悉又陌生。更加惶恐的是内心。安县和北川都属于地震极重灾区,但是显而易见,北川因为更惨烈的灾情而成为全世界关怀的焦点,或者说,更加有名。顶着北川人三个字,走到哪里,报出家乡,都有无数双或关切或好奇的眼光注意着我,如芒在背、如坐针毡。面对不解的人群,很难去解释震前震后的行政划分,也在怀疑有解释的必要吗。两地都是一同受灾一同流血的难兄难弟,谁也不比谁好过。

毕业后,我在西安工作、生活。我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家乡在北川,安县又变成安州区,愈发没有归属感。为了方便,我告诉他们,我是安昌人。安昌镇的名字来自安昌河,河水流淌了千年,名字该不会变了吧。

12年过去,地震逐渐被淡忘,当年的灾区群众获得了新生,就在我逐渐适应自己是一个北川人、勇敢地在各种场合提及自己的家乡时,2019年年底,安昌镇被撤销,并入永昌镇管辖。我成了永昌人。

我的故乡,再一次被一个新名词所取代。

我又一次失去了故乡。

我还记得20年前的安昌,树木茂盛,空气清新。高大的梧桐把夏日的朝阳挡在门外。我和同学在黄家吃米粉,总有那么几缕阳光不安分地从树叶的缝隙中探出脑袋,在彼此脸上勾勒出一道毛绒绒的金边。人们裹着棉袄,脚底生着火盆,手指冻得像萝卜,不妨碍搓麻将的壮志豪情。浩浩荡荡的麻将桌摆满了一整条滨河路。那时候的川西北小镇安昌,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平安昌盛。

平静、安逸甚至随性的生活,被致命的几秒钟颠覆。

日暮乡关何处是?我有时候问自己。

我成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安昌河永不停歇,地图上的小点仍然存在。米粉店还是热气蒸腾,文化广场继续人声鼎沸。

而我的家乡安昌,永远地留在了历史里。

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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