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我们很可能患上了体系构建“妄想症”

类型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层次则是同一事物由于大小、高低等不同而形成的区别。一个是不同事物横的认同，一个是同一事物纵的区分。两个并不在同一逻辑范畴，不具互斥关系。也说是，任何一种事物既是一种类型，又是一种层次。职业教育既然是一种事物，当然也是如此。但怎么会弄出一个类型教育呢？

说白了，是想通过这个再造概念，证明职业教育是独立于所谓的普通教育之外的一种独特体系，好和它“平起平坐”。好了，这一点人所共知，不去说它了。

我们权且接受类型教育吧。但既然职业教育是和普通教育截然不同的教育，那它的本质不同到底在哪里呢？任何教育最终都要落实到课程和教学。由此来看，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自然在课程和教学上和普通教育水火不容。目前有两点共识：一是所谓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另一是理实一体化的课程与教学。也就是说，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更注重与企业的结合和联系。然而，我们经常看到报道却是：领导专家调研大多是进学校，很少看到他们进企业——看看今天的企业是什么样子，学生是如何在那里实习的。同样，每年关于职业教育的论坛五花八门，可大都是院校学者在唱独角戏，很少能看到企业的研究者和院校的研究者同台的。在各种有关职业教育的业务指导组织中也是如此，很少能看到企业的身影。这是什么类型教育呢？这和普通教育有何不同呢？

我很同意一个观点，即现在中国并不缺理论了，我们学外国职教理论已经学了一百多年了。只不过我们是食洋不化，缺的是对洋理论的消化、吸收。我们的最高业务指导部门，可能把太多的精力用于所谓的体系构建，为此一直陷入反反复复的内卷之中。我们很可能患了一种体系构建妄想症，幻想能制造出一种所谓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体系来包治百病。可是，一个科学的教育体系，是随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体系慢慢生长出来，而不是“造”出来。德国双元制的成型经历了上百年的演化时间，而我们可能太急躁、太功利、太想在一夜之间发生奇迹。结果，我们“造”出来的那种所谓的新体系，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标签而已。喧闹一时，很快又恢复如初。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从职业教育到技术教育，从技术教育到职业技术教育，从职业技术教育再到职业教育，莫不如此。然而，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真正留下痕迹的是来自于民间、扎根于实践的探索。对时下而言，比如正规体系内中国式的综合高中，以及那些游离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的企业培训和技工教育。

让我们回到一百多年前，那时的职教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职教先贤们一边忙着概念的争论，一边忙着体系的构建，这一点和我们今天很像。我们今天几乎在重复着上个世纪初职教先贤们的那些争论。可是，他们和我们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教育家们，像陶行知、晏阳初、黄炎培等等，都是教育改革的躬行者，他们把对教育的争论最终付诸了他们的办学实践。他们既是理论家，也是实践家。

世界上伟大的教育改革者无一不是实践家，比如实用主义教育创始人杜威，德国职业学校之父凯兴斯泰纳，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学校改革试验来验证和修正他们的理论。而我们，在职业教育这个最需要与实践结合的研究领域，却存在严重与实际背离的现象。我们似乎更乐意醉心于对理论体系的构建。可是，与宏大的体系相比，我们今天可能更需要微观的学校实践活动。因此，希望职业教育的学者领导能经常走向企业，也希望职业教育学者举办的论坛能邀请企业的同行参与。政府应该充当企业和学校的牵手人，特别是政府的业务指导部门，而不只是发号施令者。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建议，即：职教最高的业务指导部门应该组织举办职教学者和企业界同仁论坛，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论坛，企业和职校论坛，中高职论坛等等，让彼此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应该组织理实一体化课程的开发。应该牵头创办理实一体化实验学校。

我们应该从体系构建妄想症中醒来了，需要我们扎扎实实探索的事情很多很多。

如果我们能够尽早从体系构建妄想症中醒来，如果我们少玩一些标签游戏，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回归常识，我们相信，就一定会慢慢迎来职业教育真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