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嘉二世（1736－1820），昆腔和弋腔（又称高腔），虽然在与秦腔之争中处于劣势，但在北京和京南京东地区，仍然有相当影响。
在这一时期或稍晚一些，我区农村已开始有了昆弋子弟会和专业戏班。据传，清末民初风靡北方昆弋舞台的著名演员郭蓬莱，系三代昆弋世家。按此说推算，至迟在道光年间（1821－1850），当地就有了昆弋子弟会。另据有关资料所述，文安县北斗李村任姓财主所办元庆昆弋班，乃数辈相传的老班。同治年间（1862－1874）北京醇亲王府成立安庆昆弋班时，将其好角儿尽数点入王府班。由此可知，元庆班的成立，早于安庆班，至迟是在咸丰年间（1851－1861）就有了昆弋戏班。
到了清末民初，大约从同治年间至民国十年（1862－1921），昆、弋两腔在北方呈冷灰复燃之势，在北京及京南京东一带，又兴旺了大半个世纪。这一时期，我区除原有老班、老会如元庆社和霸县王庄子耕读会等随势兴盛而外，还出现了霸县王疙疸村昆弋子弟会、大城县台头村（今属天津市静海县）昆弋子弟会、大城县冯庄昆弋子弟会、大城县王口镇（今属天津市静海县）五人义昆腔老会和女中杰高腔老会，以及文安县滩里村昆弋子弟会等。同时，有些以河北梆子为主的农村戏曲科班，如永清县刘靳各庄永盛和科班，也兼习昆腔。许多农村“小车会”、“高跷会”等演唱的曲调，多有昆高腔。昆弋两腔的复兴，延至民国十年(1921)前后渐渐衰落。在我地区的明显标志是，元庆昆弋社停办。多数农村子弟会，也在这一时期停止了演出，只有少数子弟会还在勉为其难，惨淡经营。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1937—1949)，我地区基本上没有昆腔的演出活动。只有霸县王庄子、王疙疸的两个子弟会，没有完全中断向年轻人传授昆曲。老艺人邱惠亭，被请到王疙疸村，坚持教戏七年，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为昆腔艺术在民间保留了一条枝蔓。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地区部分昆腔子弟会恢复了演唱活动，“文革”期间再次罹祸。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庄子耕读会，再度上演昆曲，而且培养了一批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演员，成为北方昆曲仅存的业余演出团体之一。
百余年来，我地区的昆弋班社和子弟会，造就了不少出色的演员；反过来，这些演员的高超技艺，又使得班社和子弟会兴旺发达。同治初年，元庆班被醇亲王端了班，任班主改办三期梆子班(兼习昆弋)。光绪十六年底(1891年)，醇亲王去世，任以礼复办元庆班，至民国十年(1921)散班，历时三十年，造就了不少优秀的昆弋人才，如侯海云、张延年、朱玉年、朱玉同、谷来常等。王庄子耕读会也培养出不少知名演员，如郭蓬莱、樊志清、王树云、王瑞常、杨和舫、邱惠亭等。此外，大城县台头村(今属天津市静海县)昆弋子弟会出了著名昆净郝振基、郝树基兄弟，霸县王疙疸昆弋子弟会出了著名昆弋笛师高森林、高振岳、高翔钰父子。
昆弋两腔在廊坊地区的兴衰，是与京南京东众多的昆弋班社、子弟会共命运的，也是与北京城内王府昆弋班的消长密切相关的。咸丰十年(1860)九月，英法侵略军进攻北京，不少昆弋演员流入直隶省广大村镇的戏班演唱，或“打冻”在子弟会教戏。同治初年的“安庆昆弋班”和宣统元年复组的“安庆”成班时，大批民间的优秀演员被点入王府班。这些王府班散班时，经过深造的演员又流入民间。这些纵横交错的人才流动，使得昆腔和弋腔的演唱水平得到不断地提高。
这种交流越多的子弟会，演唱水平则越高，更能得到群众的欢迎，更能维持长久，如王庄子耕读会便是。而这种交流很少的子弟会，不能接受外界的新鲜事物，演唱水平则很难得到提高，“子弟传子弟，越传越不济’’，必然较快地衰落下来。
此文原刊于《廊坊戏曲资料汇编》第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