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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曾经是我的一个梦。 这个梦是孩提时代奶奶给我的。 那时候，村里有个姓董的老教师，他大儿子是解放后本村考出的第一位大学生，毕业后又留校当了老师。“那可是有学问的人呐！”奶奶这样说。尽管我从未见过那位伯伯，但奶奶夸他了不起，我就觉得真是了不起。 这个梦是上小学时父亲给我的。 我11岁的时候，廊坊地区河北梆子剧团来学校挑演员，看我是个苗子就有意入选。那或许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但父亲没有同意我去复试。“唱戏学好学赖太没准儿了，还是憋劲将来考大学吧。”父亲这样说。当时正值“文革”运动后期，高考制度还未恢复。父亲的决定显出了他的远见。父亲相信我，我也依了父亲。 这个梦是上中学时老师给我的。 初中，我幸运地赶上了“文革”运动后教育制度的拨乱反正。入学由春季改秋季，学制由两年变三年。国家恢复了统一高考，那些只有高中甚至初中学历的年轻老师，为了圆他们的大学梦，把“民办”身份转为“国办”，不得不一心二用。白天认真地给我们上课，下班后拼命为自己复习。上高中后，大学更成为我们学海中的航标，而那些被称为“文革前老大学生”的老师，其广博的知识和高雅的气质，赢得了同学们的敬佩，更激发了我们对高等学校的渴望。 1980年那个金色的秋天，我考入河北师范大学，如愿走进了梦里的大学校园。 上大学前，我见过的最大校园是县城的固安中学。学校占地130多亩，三个院子分别是学校、农场和校办工厂。河北师大在省城石家庄，有固安中学的五六倍大，同样是三个院子，中间有裕华东路和槐北路贯穿。北院——中院——南院“三院一体”，宿舍——餐厅——教室“三点一线”，我和同学们在这里度过了四年的宝贵时光。 北院是主校区，集中了学校的行政机构、图书馆和大多数院系。一栋栋“文革”前的苏式砖楼被青松翠柏、黄杨白杨拥围，青色和绿色便成了北院的主色调。在楼群中穿行，绿色会给你青春上进的活力，青色又会使你感到格物致知的厚重。 北院是密集的楼群，中院则空旷得多，左右两个灰渣大操场把院区染成满满的土色。在这土色的四角，是体育楼和游泳馆，是我们的宿舍楼和餐厅。贯穿南北的小路旁孤独地站着一排老槐树，算是插进这大片土色中的一条绿带。 与北院、中院相比，南院就显得有些局促了。院子很小，中文、政教和教育三个系的同学，挤在一栋三层的教学楼里。楼很年轻，灰白色。楼前几排高高的杨树也很年轻，树干也是灰白色。这里虽是校园，但更接近自然。院墙一带，是未经整理的杂树花草。教学楼东侧，是生物系的实验田，春天油绿，夏天金黄。穿行在田间小路上，感觉就像儿时的农村。 上高中时，学习之余我们可以到学校的农场里闲逛，或者到校园周边的沙丘、柳丛里散步。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河北师大，同样给了我们放松身心的机会。考试前的自习课，我们常常拿着书本，溜出校门，跨过体育南大街，跑到东边的田埂上遛弯儿、聊天儿。有时，干脆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沟边树下出神，直到回去吃饭才发现一页书也没看。 毕业后，我多次回到母校，有公务也有私事。有时是为了看看留校的同学，有时就是为了走一走，在熟悉的甬路上、灰蓝色的楼群中、繁茂的大树下走一走。 毕业后，母校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 一次是1996年母校与河北师范学院、河北教育学院以及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河北师范大学，由当初的“一校三院”变为“一校四区”。我们中文系搬到了西校区东院，也就是原师范学院的地盘。我当时取笑毕业于河北师院的同事说，他们是没了“母校”，我们是没了“母系”。 第二次则是2011年河北师大整体搬迁。母校华丽转身，迁入南二环东路的新校区，裕华路的原校址则“富贵转身”变成省政府。此后，母校的院子我就再没进去过，听说已完全失去当年的样子，遗迹中只有孤零零的几棵老树了。 衣食是人的基本需要。上世纪80年代初，国民经济刚刚走出低谷，很多家庭还在为温饱发愁。高中的时候，主食以窝头和黑面馒头为主，白面很少见，菜则少油寡味，衣着更无法讲究。考上大学“金榜题名”是人生欣喜之事，可我们入学时并没多少人穿新衣服。一些同学穿着家做的裤褂，脚踩布鞋，衣服上甚至带有补丁。行李箱五花八门，有的是祖传，有的是母亲嫁妆，还有的干脆拎一个粗布包袱。 大学的生活条件好了许多，这要感谢国家政策。当时师范院校待遇明显优于其他院校，学校为我们免除了学费、书费和宿费，每月发给17.5元的饭票，还有人均4元的现金补贴。这“三免一补”对所有人特别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同学来说，可是一个大大的礼包。虽说饭票粗细粮三七开，可大米饭算粗粮，所以除了喝粥基本上就见不着玉米面了。菜品花样不少，物美价廉。难怪有的同学半年之后就由瘦变胖、由黑变白了。直到现在，我们还会津津有味地记起第九餐厅的木须肉、摊黄菜和自己捏的饺子。 同学们的父母大多是农民和城市普通职工，家境并不富裕。像我那当乡长的父亲，每月工资也不到60元——而这几乎就是全家的收入。对于来之不易的生活，同学们倍加珍惜，省吃俭用。不少同学每月都会省下几块钱饭票换成现金零花。大学四年，桃李年华，但我们的衣着却很单调。男同学是蓝绿灰“三原色”——学生装、军便服和中山装，女同学衣服多点儿花样，多几条裙子几条围巾，仅此而已。我们没有比吃比穿——不是不想比，是没有能力比。直到大四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穿上皮鞋，戴上手表，而这在班里也并非唯一。 大学的住宿条件比高中强了很多。我们住上了楼房，由20多人的大通铺变成了七八个人的小宿舍。上铺下铺，单人单床，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洗涮如厕都很方便，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有了自己的床，就有了一个自由的小空间。我们在床头放上爱不释手的书，贴上励志苦学的成语，天天把床收拾得整整齐齐。有的同学还小心地用布帘把床封起来——我们叫它“大篷车”。 上高中以前，出行主要靠步量。到县城上高中，乡下的同学才用上新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城区附近的同学依然步行。到省城上大学，我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大学四年，校内市内，我们一直是“安步当车”。周末上街，经常几个人遛遛跶跶，从裕华路的学校一路走到中山西路的人民商场，中间转转书店，逛逛公园，来回恐怕要三四十里地，也没觉得有多累。 那个年代，限于生活环境和交通条件，人们活动圈子很小。初中时候，我没走出乡镇，高中也没有出过县，考上大学才第一次到了首都北京。四年里，难得的几次旅游给生活增添了色彩。那是大学第一个元旦宿舍学友到正定，仰望那尊千手千眼、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铜像。那是第一次看山，被苍岩山幽谷深涧、古松怪石特别是拱架于山间的桥楼殿所倾倒。那是第一次游长城，在晋冀交界登上破败失修的的娘子关，浮想明清雄关抗战烽火。那是十几个同学骑行百余公里去看赵州桥，惊叹于1400多年前李春等人“敞肩小拱、长虹卧波”的奇思妙想。那是毕业前到革命圣地西柏坡，瞻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回味“两个务必”的“赶考”宣言。30多年过去，当年的照片已经泛黄，记忆也有些模糊，但那却是我最初的旅游经历。 作者简介：赵建新，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廊坊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河北省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河北省幼儿心理教育学会学术委员，廊坊市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从事基础教育管理工作20年，潜心研究学前教育及家庭教育，多年坚持为中小学教师及家长培训，宣讲教育政策法规。《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原则》《浅谈幼儿园小学化的根源》《培养幼儿习惯是家长的首要任务》等多篇文章在省市报刊发表。主要讲座有《幼儿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习惯》《让孩子赢在哪条线》《幼儿园安全管理》《不要以爱的名义伤害孩子》《让孩子好好走一生》等。曾在“环京津新闻网”做家庭教育讲座“让孩子赢在终点线”、“《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实施的四大原则”、“如何培养幼儿的语言能力”等。家教专著《<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家长导读36讲》2017年4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得到幼教专家和广大家长好评。 链接：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京畿学堂 传播文化 欢迎转发 投稿邮箱： 523090170@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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