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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安:梦想在学校

 盐心Jaffe 2020-12-29

编者按

本刊上一期在校长栏目刊登了《陈国安的教育梦想》一文,收到广大读者回馈,希望本刊对安子老师的求学及工作经历做一番报道。于是我们再次联系到安子老师,将他的相关经历记录下来,与读者分享。

今夏刚落成的苏州大学实验学校新校区

从小学读到博士,逐渐明白教育的应有样子

陈国安1972年壬子年出生于镇江京口的一个小乡村——上王家湾。他调道,“壬子年出生的人命运大都多舛,方文有过四壬子图:陶渊明、杜甫、白居易……,我从不相信!”在上学之前,陈国安的伯祖父从苏州来镇江住了一段时间,就在这段时间,他开始了最初的学习。从《三字经》到《千字文》,《论语》读到一半时,伯祖父回苏州。1979年,陈国安第一次踏进凌家湾小学的大门。

在这所小学,安子待了五年,他如今已经完全忘记自己小学的那五年学了什么。这是一个在废弃的寺庙上建起来的小学,万寿寺,孙权为其母祝寿时建的寺庙。这所富有历史年代感更有着乡村野趣的学校,最让他一直不忘的是这里的自由。每当中午休息,调皮的孩子总会跑到田地里去偷摘别人的黄瓜、西红柿……被发现告到学校,校长嵇大年就会拿着长长的教鞭站在校门口等这些学生,问他们哪些人去偷蔬菜了,学生都说没去,于是嵇校长就把孩子们放进去,然后对村民说他们都没去。这些事给年少的安子留下深深的印象:老师是需要保护孩子天性中的自由。

这所小学很简陋,却有很多老师(如朱长怀老师)从城里买回来的书,因为学校地方小,后来书多得放不下,学校又以很低的价格转卖给学生。任何一个学校无论简陋与否,只要有书就一定可以影响这的人,教育就一定能够展开。

前段时间这个小乡村拆掉了,陈国安为此很难过,正着手写一篇10万字左右的叙事散文《上王家湾的记忆》来纪念消逝的乡村和过往。

六年级因为凌家湾小学停办,转入城里的花山湾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就是原来的红星小学,后来的镇江市京口区实验小学。在这里遇见了让他每天写日记或短文或编故事的胡萍老师。还遇到了,上数学课清清爽爽一句废话没有的焦发辉老师。一直到现在,焦老师和胡老师上课的样子都是安子老师模仿的标准。

小学毕业后陈国安进入了镇江市第九中学。这在当时属于学风很差的学校,打架、逃课等屡见不鲜。陈国安后来思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教育乱象,家庭教育的缺失有很大的原因。所以最需要教育的是父母,这在安子心里有过切身体会,那就是初中的经历。现在时常爆出家长在学校闹事的新闻,无论对错老师总是弱势一方。中国历来有尊师重道的传统,陈国安认为老师首先需要被呵护和尊重。老师只有在学校里不受情感和身体的伤害,校园里才能真正平等。

陈国安赞同教育里有一定的惩罚措施,只是这个度不能超过学生身体与心灵能承受的底线。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错不究必酿大祸。允许孩子在校园里犯错,但一定要惩罚,因为这样的惩罚是尝试中犯的错所付出的最低代价。

陈国安经常说,我以自己是一名中师生而自豪。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1980年代中师生的命运》。

那个年代的中师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对农村的孩子来说考上中师生就如鲤鱼跳龙门一般,上学免费还有伙食费,三年毕业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刚进入镇江师范学校,陈国安接受到与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理念:体育、美术、音乐和语文、数学一样重要。三年的时光,没有所谓的教育思想讲座,但几乎每一位中师生都深深爱上了教育。陈国安多年来一直心里有个疑问:80年代中师生教育思想的巩固靠的什么?多年后,他认为有以下原因:

其一,纯真的教师群体,那些老师给中师生们看到了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子;其二,改变了中师生们对于教育的理解,老师群体无论年龄大小,通过言传身教,告诉中师生们教育的全部意义:爱着去做教育。在这所学校,陈国安享受到了自由、平等、快乐与友爱。老师不同意学生的意见可以和学生辩论;学生不赞同老师的说法可以和老师争论。

至今,安子和很多老师都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这种友谊甚至传递到了下一代,和他们的孩子都有如兄弟姐妹一般的感情。他认为如今的教育应该去80年代的师范学校中汲取好的养分。

90年代,陈国安来到了苏州大学,便再也没有离开过。也正是因为进了大学,安子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意识到:教育,首先要让自己被教育,而且也逐渐明白:做一个语文老师应该知道语文是什么。

其实刚进入大学的陈国安是不安分的,受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他心里一直认为学语文是没出息的表现,一心想成为数学老师。

于是在苏大的校园里,安子念着中文系却常常跑到数学系蹭课。可惜一年半以后这个梦想还是破碎了,作为中师保送生的他没办法转系,于是只好灰溜溜地跑回中文系。

也正是回到中文系认真学习后,陈国安形成了老师首先必须是一个好的学科老师的理念。

硕士读了3年,如期毕业,因为钱仲联先生太严格了。在读博士的时候,钱先生去世后,换了一个和善的杨海明老师,对安子特别宽容,该上交的毕业论文他一直拖欠,为了躲避毕业论文,陈国安还专门申请外派到韩国教一年书。最后导师“忍无可忍”通过陈国安的妻子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从韩国回来半年内不交毕业论文就不用毕业了。这样,陈国安才正式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后来他又去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黄霖教授做了两年半博士后,算是把所有的读书经历完整了。他们家,陈夫人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学博士,苏州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后。安子一直笑着说,这是跟着太太的步伐前进的。

硕博这8年,在几位导师身上,陈国安最大的收获就是:做一名研究者应该是怎样的态度和状态。钱仲联先生告诉他: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要写商榷论辩和答辩文章。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的学问。

杨海明先生告诉他:你一定要以最开心的状态去读书。读书是为更好地生活的,生活家庭第一,学问事业其次。

黄霖先生告诉他:慢慢读书,不要想能做到多大的学问,读下去就好了。

也正因如此,陈国安后来一直秉承“慢教育”。

后来陈国安前往复旦大学做博士后,他真正深入地了解到一流大学的样子,开拓了他的心胸和视野。他说:“一辈子只在苏州大学学习教书格局会变小的。”于是,安子老师希望去各地优秀的大学进行多些交流,前段时间他刚从台湾大学回来,在那里待了半年时间,他很有收获。

如今成为苏州大学实验学校的校长,他认为只有见识了很多好的大学,在办基础教育学校的时候,起点就不会低,格局就不会小,视野就不会窄。

为了躲避论文跑到韩国上课时的陈国安

感谢那些影响我前行的“人生导师”们

陈国安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自己的祖父。他最初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受其祖父深深地影响。刚出生十五天的陈国安失去了母亲,是祖父母将安子拉扯成人。祖父只读了一年私塾,后来去上海闯荡,又辗转去了新加坡,三十多岁回到家乡,成了和田地打交道的农民。陈国安回忆起祖父曾经给他讲过的故事印象最深的一个:在上世纪30年代,有土匪来到村庄劫掠,祖父手提朴刀,带头在村口与土匪对峙,最终逼退了对方。这个故事在幼小的安子心里烙下了:男子汉一定要有担当。任何时候,困难来临,男人应该站在前面,没有责任,何来男人!当他稍微懂事起,家里有什么决定都会征求他的意见,将他当作家庭责任人之一来看待。家中藏着的朴刀也成了陈国安童年心中无法磨灭的印记。

陈国安如今还能回忆起他从小学一年级到研究生的所有老师: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样子……

第一位让安子印象深刻的老师,是小学三年级的朱敬英,一位军嫂,从小在北京长大,普通话说得非常动听。陈国安回忆道,朱老师让他第一次产生了教师是高贵的感觉。刚读小学三年级的安子有一次生重病在家不能上学,朱老师带着当时还是稀罕物的蛋黄卷来到家里看他,在当时他幼小的心灵记下了老师爱孩子的概念。

在初中阶段陈国安遇到了另一位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胡启良,一位俄文系毕业却教中学语文的班主任。胡老师的教案、板书,在安子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位当时五十来岁的老教师每次上课都会有好几个教案,就算是同一篇课文,新讲一次都会认真的做一份新的教案。在课堂上,胡老师一旦讲兴奋了,会拿起另一本教案告诉自己的学生以前他是怎么讲授的。胡启良老师就是这样,无论课文有多熟悉,他都是以最新的教学内容来做准备。陈国安说,虽然他现在并不赞同这种重复劳动的做法,但是胡老师这样年复年日复日认真备课再去教育孩子给他的感触特别深。他现在始终会把每一堂课、每一次讲座都当作新的任务去认真对待。

后来在镇江师范学校,有两位老师对陈国安影响很深。一位是年级组长郭明康。当时遇到地震,晚上要求老师和学生干部一起值班,陈国安正好和郭老师一起。在聊天的过程中,当时郭老师的一句话让陈国安记忆犹新:“这幢楼最后出去的一定是我。”后来陈国安在成为一名教师的那一刻起,他就告诫自己:当灾难来临时,只要有学生还在校园里,我就应该是那一个最后出去的人。如今成为校长的安子说:“我现在是一名校长,注定了我必将用生命捍卫这个校园。”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另一位老师是当时的校长钟鹤,是一名曾经在大专教古汉语和逻辑学的老师,来到这个学校后,他教育学生,做研究写文章一定要讲逻辑,情感是需要的,但一定要以逻辑的方式去表述情感。后来陈国安在语文上的研究与思考都受到了钟校长的影响。

来到大学,第一个对陈国安产生影响的是班主任陈晓明,是一名中文系的“另类”教授,有点类似于王朔式的人物,他硕士论文就是做王朔研究的,后来博士论文另换成了张爱玲研究。那时候年轻的陈老师天天混迹学生宿舍,但安子从他身上学到,平等对待每一名学生的道理以及一种洒脱而本真的生活态度。

第二位是吴培华教授,是现代文学课的老师,给他上第一节课的大学老师。后来历任苏州大学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总编。每当探讨问题时,吴老师总会拍着学生的肩膀,将腰弯到和学生一样的高度。也是安子在大学里见到第一位跟学生喝酒,给学生发烟的老师。吴老师一直以平等对待,共同探讨的态度来看待

学生。陈国安说,他之所以现在能和自己的学生保持一种自己喜欢的状态就源于吴老师的影响。“教育,没有平等就没有爱;教育,没有讨论就没有教学活动的展开。”安子老师在学校新员工见面会上如是说。

硕博及博士后阶段的三位老师钱仲联、杨海明、黄霖教授就如前文所说,他们用自己的人生教训、言传身教,让陈国安懂得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钱仲联先生让安子明白:用一种平和的、持续向前的学者的心,对于教育事业无比重要;

杨海明教授让安子懂得:不要将学问高高地捧到生活之上,而应该让学问成为生活最有力的支撑;

黄霖先生让安子知道:做人、做学问、做教育都需要一种韧劲,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

其他诸如北师大的裴娣娜、南师大杨启亮、华师大陆有铨教授等都深深影响了安子老师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他们都是陈国安教育路上的引路人。

如今,陈国安主持着两个学校的管理工作,一是苏州市第三中学慧成实验项目;二就是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陈国安一直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瓶颈是在初中,而慧成实验项目就是他和卫新博士(原苏州第三中学校长,现苏州中学校长)的努力尝试。在慧成,安子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到校门口迎接自己的学生,向他们鞠躬致意大声说:“早上好!”他成了苏州城里的鞠躬校长。为了这个学校,安子老师对自己下了“禁酒令”,工作日前一天晚上不喝酒。他对慧成实验项目投注了自己极大的情感和

心血,他说这是他的“头生儿子”。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的创办则促进了陈国安对于教育的重新思考和再出发。他在这个过程感受到了压力、责任和再出发的勇气。创建一所学校不易,办好一所学校更难,这对于安子来说是莫大的挑战。但记者回想起采访安子老师,他谈教育时那澄澈的眼神和坚定的语气,有理由相信这所被他称为“嫡长子”的学校一定会成为他教育梦想实现的地方。

陈国安的书房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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