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及中国的乡土文学，沈从文堪称迥异于鲁迅的别一流派。汪曾祺一生，对沈从文执弟子礼，文学风格上受沈影响极大。1982年11月7日，沈从文致吴宏聪信中，称对汪曾祺作品的印象只是“素朴亲切”，并转引胡乔木对汪的评价——“无一句空话”。他继而写道：“年轻作者，最容易见出才华，文字装饰性过多，辞胜于理，不易持久。浪漫抒情，易得到一时成功。至于处理平凡故事，有意求素朴亲切，却易涉寒酸，见做作处，求素朴中具丰腴感，便不容易。以私意言，作者必对人事有深刻理解，和使用文字非常明白分寸，两结合，才易慢慢达到如此境界也。以曾祺近作《大淖纪事》为例，私意或能得到认可也。”汪曾祺人生的中段，可谓际遇坎坷，但晚年的文字，却空灵、乐观、美好，他不像其他文人那样发牢骚，反而宣称“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本文原载于《新教育家》杂志2019年11月号“新教材”栏目，原题为“《大淖记事》：汪曾祺的乡愁 ”。今年是汪先生诞辰100周年，值此多事之际，汪先生的文章为人，或许还更值得我们怀念。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以短篇小说和散文闻名，京派作家。此外亦被视为里下河派代表人物，此派远宗古典作家施耐庵为鼻祖 汪曾祺的作品曾被多个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选用，比如散文《黄油烙饼》《端午的鸭蛋》《金岳霖先生》《胡同文化》等，数量多达十几篇。在图书出版市场上，汪曾祺的作品更是琳琅满目，从全集、精选集、作品集、各种文集到典藏散文、小说集、纪念文集，乃至发言集、书信集、汪家子女的回忆录，更有经过包装的《生活，是很好玩的》《慢煮生活》《人生如戏，得个笑字》等等，实在令人眼花缭乱。
基于汪曾祺60岁才打开文学写作的局面，全部作品到1997年他77岁身故只有一两百万字。此种畅销局面，除了市场经营，一定有这个时代文化层面的深层原因。汪曾祺曾说，“我对自己也不大了解。我究竟算是哪一‘档’的作家？什么样的人在读我的作品？这些全都心中无数。我一直还在摸索着，有一点孤独，有时又颇为自得其乐地摸索着。”如果不是因为他那么嗜酒，1997年喝倒在成都，而是一路被人称赞着身体好（他曾在给老伴施松卿的信中写到，在香港的酒桌上就被人这么称赞），成为更多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国之耆宿，到现在正好虚岁一百了，他会同意让自己的作品“杯酒盈肆陈”吗？他对自己的问题会有答案吗？今天我们可能感慨，汪先生身后的“大红大紫”来得太晚了。殊不知，汪曾祺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应该“大红大紫”，然而并没有。不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还是所有的后生，一定都听说过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的名字。没错，汪曾祺是这部戏的主创。只是在当年，因为革命需要突出群众，而不是写出了金句“人一走，茶就凉”的文人，所以48岁的“摘帽右派”汪曾祺，自然就隐入幕后了。作为读过西南联大，沈从文的得意门生，下放劳动过的右派，忽而又上达天听，坐在江青旁边看戏，汪曾祺什么风雨没有见过，然而在他60岁响应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觉得可以放手写作了，竟无涉时代的变幻和身心的砺痕，也无风雨也无晴，笔下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他从19岁就离开的魂牵梦萦的故乡——江苏中部的高邮。
汪曾祺与老师沈从文 
1985年，沈从文与爱徒汪曾祺在友人家中 然而吊诡的是，凭着这些烟雨江南的作品，汪曾祺却被誉为“最后一位京派作家”。就像《沙家浜》的故事发生在上海旁边的江苏常熟，然而却是一出京剧，而且是革命京剧。汪曾祺身前故后，高邮市在不遗余力地借大作家之名推广自己，汪曾祺文学馆在上世纪80年代就落成了，根据汪曾祺饮食文章打造的“汪家菜”已然成为一张高邮文化名片；同乡成立的汪曾祺研究会，从汪还在世就开始了，已经开展了三十多年。中国几千年均是南方臣服于北方的格局，北方的权力中心总能越过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统摄全中国。我们再看一下，所谓“京派作家”，究竟指哪些人？早的就不说了，只说比汪曾祺稍早一些，后面就没有了的：沈从文、朱光潜、废名、李健吾、林徽因、凌叔华、梁宗岱、李长之等，也包括作为后起之秀的萧乾、芦焚（师陀）、田涛、袁可嘉、穆旦等。不难发现，这些人中，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乃至北方人很少，比如沈从文是著名的“湘西人”，废名则是湖北人，而这两位，都是对汪曾祺发生过很大影响的老师。很多研究者都曾论述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承关系，汪曾祺继承光大了沈从文开辟的中国小说的抒情精神、风俗画笔法和对人性的悲悯情怀，汪本人也多次坦陈沈从文对他的影响和教诲。至于废名，汪曾祺生前在推介远不如他有影响的废名小说时写道：“因为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但是我把废名的小说反复看了几遍，就觉得力不从心，无从下笔，我对废名的小说并没有真的看懂。”这说明汪曾祺至死都把废名放在心上。
废名也是对汪曾祺发生过很大影响的一位老师 然而不能把“京派”的风格和颐指气使的权力画等号，恰恰相反，即便是“最京派”的老舍，其语言也是用以平衡权力的“平常话”。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人的生活，全部是1949年之前的平凡人的市井乡野生活，“平常话”的语调，即便是“野蛮高邮”的“丛林法则”，照样可以娓娓道来，《大淖记事》是其中的典型之作。《大淖记事》的故事发生在高邮大淖，地名却是北方的，是蒙古语。
1991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芦苇荡 地方剿匪武装的号长，强暴了和残疾老爹相依为命的巧云。巧云的心里，住的却是小锡匠。巧云让号长破了身子，没有眼泪，没有跳水求清白。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怎么办？拿把菜刀杀了他？放火烧了炼阳观？不行！她还有个残废爹。她该起来烧早饭了，还得结网、织席，还得上街。她非常失悔：没有早些把自己给了小锡匠！今天的社会，油腻中年男的一次酒后“咪兔”行为，被捅到网上人人喊打，更不要说“强抢民女”这种只发生在“旧社会”的事情。在革命的叙事体系中，良家女会不堪凌辱，逃进深山做“白毛女”，再等待撕碎万恶的旧世界。而在被革命推翻的几千年的“贞洁体系”中，受辱的姑娘没有跳水求取贞洁，自己和全家都会被钉上耻辱柱。在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中，被汪的笔墨洇染成仙境似的大淖，却是独立于千年儒家教化的“化外之地”：“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汪曾祺在小说《大淖记事》中描写的大淖，如今是市民休闲散步的小公园 所以，巧云在大淖，难以拒绝有权有势有枪的号长，做了号长的“援助交际”女郎，也是生活一种，并非什么苦大仇深的事情。在1980年，汪曾祺敢于这样用笔，等于接受了现实，放弃了“人类的解放事业”，这让年过六十的他成为了新时期文坛的一位“小清新”作家。然而巧云和小锡匠并未放弃自己的幸福，他们身处“丛林法则中”，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能夺志”，越过暴力的沼泽和道德的禁锢，努力一步步走向自己的“人间小团圆”。当然，在作品发表的当年，也有批评者指出，汪曾祺的作品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对这个世界进行拷问。汪曾祺承认，自己的作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不同，也没有崇高的、悲壮的效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在《大淖记事》这起悲剧事件的背后，大淖人沉默着用行动表达了对巧云和锡匠的支持。汪曾祺作品没有的只是一般的悲壮，而锡匠们沉默着为小锡匠游行，却让作品中的慈悲力透纸背。汪曾祺坦言自己就是儒家，所以他的作品，最终表达的是对于人的“仁”。具体能够感染到读者的，则是超功利甚至超正义的率性自然思想，这里面有庄子的影响。超正义不是“厚黑”，不是是非不分，而是允许主题相对的不确定性和相对的未完成性，这是汪曾祺对西方现代性思想“测不准”的接受，从而让作家在作品中只管感情，能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能为社会文化情绪留下乐观的希望。为此，汪曾祺从《大淖记事》的纸面悲欣交集地跳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