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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社工客（ID：shegongke） 作者 | 金明月 单位 | 河海大学msw在读 在《浮生取义》这本书中，“义”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看重的，“取义”是对公正的坚持，自杀是对不公的反抗。好朋和坠露的自杀分别对应“冤枉和“委屈”，即在家庭之外遭受的不公和来自家庭之内的不公。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杀人放火毕竟是不经常遇到的非常事件，但是尊严和公正却是日常生活中随时都会碰到的问题，日常琐事中的公正和委屈是人们都会关心在意的东西，甚至常常会夺人性命。 大多数自杀就是坠露这样由于受委屈导致的自杀，既不在警察和法医的管辖范围之内，而且也是新闻记者不会感兴趣的，但这些自杀问题牵连的是每个人最关心的幸福问题。自杀作为社会空间之外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公共政治领域以外的政治问题，所涉及的是死人的公正和冤屈，与私人的幸福生活有关。 这样，理解自杀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是什么？ 文章至此，抛出的问题顺其自然又牵动人心，这样深刻又新颖的发问，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忽略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些我习以为常却又不寻常的现象原来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样的困惑不禁使我开始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也让我试着以新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更有了好好读下。 在母亲和朋友的帮助下，作者通过在孟陬县实地走访和寻找向导展开自己的研究，在2002年到2003年之间的三次田野调查中，作者一共调查了204个自杀个案。这样的一个自杀研究，涉及相互关联的两种可能，即研究关于自杀的社会、文化话语和寻找导致自杀的真实原因。 在遵循道格拉斯的“尽量揭示社会和不同的人对自杀的文化意义的理解”的方法下，作者对于孟陬社会理解自杀的逻辑和背后的观念有了基本的把握，这更有利于解释自杀在这个社会中的意义，同时使我开始意识到自杀的严重性，也更期待通过这个研究对自杀有深层次思考和理解。 在寻找了中国自杀研究的范式和理论解释的文献之后，作者有了新的启发，对家庭政治的研究立足于这样的基本观念：中国的自杀问题首先和正义有关，这种正义体现在复杂的家庭政治当中。为了在理论上解释中国的自杀现象，作者对经典的自杀理论做了梳理后认识到，虽然社会学和精神医学看上去非常不同，但两者来自相同的文化假定：自杀是某种紊乱导致的。所谓的紊乱，就是偏离了某种正常状态。 社会学家认为，自杀是来自社会秩序的紊乱；精神医学家认为，它来自精神紊乱。自杀可能是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美好的价值，也可能是以一种勇敢的方式表达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西方诸贤对自杀问题的这些思考，对作者理解中国的同样问题有巨大裨益。不过作者提醒，中国对人性的观念与西方有着本质的不同，将西方的这些文化遗产有效运用在对中国自杀的独特性的解释上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区别。 随着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大量文献的梳理，我对自杀问题有了更全面、系统的认识，作者提出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更加发人深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公正到底是什么呢？这就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说起。生活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命运的展开，人们总是在过日子的过程中创造着自己的命运。过日子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与不幸，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价值就完全取决于日常的家庭生活，还要会做人，成为一个有价值和尊严的人。和过日子一样，做人也是个人的努力和命运之间的博弈。而人的价值和尊严，往往取决于这场博弈的胜负。 在理解了过日子和做人之后，似乎就不难理解导致自杀的委屈了。过日子既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要管理经济收支；在家庭中做人不仅要与亲人相互敬爱，而且要相互尊重，维护一定的权力平衡。这些方面，就是家庭政治政治。既然是政治，当然会有公正与否的问题，于是就会有委屈的存在。委屈就是家庭政治中的不公和挫败，同时也往往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和人格的失败。不过真要谈到家庭政治，人们往往又觉那不会是大事，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微妙的家庭生活之中。 因此，要深入理解导致自杀的委屈，又需要进一步理解家庭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人情是家庭得以证成生活和人格价值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而正是“情”这个核心含义，使家庭政治既至关重要，又不那么严格冷酷。但家庭政治不可避免地会和情感纠缠在一起，人们无法彻底按照一般的政治逻辑来处理亲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和纠葛。 一方面，家庭成员之间有相当密切的情感依赖；另一方面，家庭生活又是一种政治生活。委屈其实就是来自情感和家庭政治之间的张力，家庭政治以情感为出发点和目的，却不可能完全按照情感的逻辑发展。在这里，作者把家庭政治理解为一系列的权利游戏，委屈是权利游戏中的挫败，自杀是对这种委屈的报复或矫正手段。如果把自杀主要归因为家庭政治中所受的委屈，那就必须依此来解释中国的自杀者的心理状态。对于他们认为属于自杀者的人们，当地农民有一些日常概念来描述他们的心理状态，主要有赌气、丢人、想不开，作者集中分析了这三个概念。 对赌气的分析帮助我认识到所谓委屈感的背后，往往是人格价值的受挫，而在家庭政治中，之所以很多琐事会导致自杀，就是因为人们更看重家庭生活中的人格，自杀所体现的正义问题，根本上是个人格问题。人们孜孜以求的义，指的就是每个人的人格得到充分实现，有尊严、有乐趣、有劲头地过日子。 作者认为，丢人同样涉及的是人格问题，丢人的实质就是丧失人格，使自己失去本应享有的尊重。自杀者在面对危害其人格的负面事件的时候，可能出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和骨气，以死相拼；但在微妙的家庭生活和人格完善的过程中，这被当成了想不开的不智之举。将这三个方面联系起来，可以更全面的看到，自杀是对家庭生活中的委屈的反抗，也是对人格价值的张扬，核心为“义”，但自杀却并不是赢得正义的应有之道。 此刻我渐渐认识到，作者对自杀的研究有着多么深重的意义，在通向正义和幸福的道路上祭奠那些自杀者的灵魂，何尝不是在帮人们看清这条路上的陷阱与希望。我不禁想问是什么让家庭政治变得这么复杂和敏感了呢？作者带我们重新思考了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家庭变迁，试图从更大的背景之下找到答案。由于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人们对自己的人格价值也看得更重，开始从人格价值的角度理解个体自由，这种新的精神气质和观念导致了中国家庭关系的现代转型。面对这样的精神气质，要解决自杀背后更重要的文化与社会问题，就必须更积极地帮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好日子。 作者接下来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这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和尊严，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的生命和正义问题。 在家之礼中，作者主要通过人伦、礼义和命运来展开分析。人伦是家庭中的各种关系，主要有夫妇之间的爱、父母对子女的慈和子女对父母的孝。这三种基本的人伦，不仅是亲密关系，而且是三种政治关系。其中不仅涉及亲情，而且关系到正义问题。即使在夫妻、父母、子女之间，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导致自杀这样的悲剧。 作者随后通过一个个案，来考察爱与政治的关系，使我们看到虽然夫妻之间没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只不过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怄气闹事，但这些小事导致的冲突却是实实在在的。直接引发冲突的导火索是琐事，但琐事背后有着更深的原因。在家庭中处好关系，还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权利游戏来达到权利的平衡，而彼此相爱的人未必就能达到这种平衡。 随后介绍的一个个案使我对慈有了新的认识。亲密关系是家庭政治的起点和终点，而父母对子女的慈可以说是最无保留、最没有私心的，可个案中母子之间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争执，却导致了母亲的自杀，这是让我很吃惊且很难理解。作者逐步对此展开了分析，我又释然。虽然母亲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关心儿子的学习，虽然她每次教育儿子的时候也在考虑这一点，但由于儿子并不清楚这一点，母子二人在处理每个具体事情的时候，这好像变得非常不重要，甚至可以被遗忘。 他们似乎只是在进行一场纯粹的权力之争，看看谁能战胜谁。表面上看母亲似乎彻底胜利了，儿子再也不去玩游戏了，可这样的胜利又有多大意义呢？更让我感到心酸的是，儿子失去了母亲的监督，学习更加糟糕，也被抛入了既无温暖、又无管教的泥潭中。像这样因为管教孩子而母亲自杀的情况并不很多见，因为孝导致的悲剧却非常多。 在作者给出的两个因孝自杀的个案中，孝被当成权利游戏中最大的筹码，最终孤注一掷，悲剧产生。这时，孝本身已不再有意义。由此看出，爱、慈、孝不仅是对亲密关系的一种表达，而且是维持这种亲密关系的一种政治方式。因此作者指出，家庭生活中的基本正义，就是使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政治中既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看待，也因而感受到应该享受的亲密关系。其中不仅涉及亲情，而且关系到正义问题。礼义，就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以和睦过日子为基本目的，依靠道德资本，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游戏，使人们各得其所，达到权力平衡和相互尊重。 作者就三个不同的个案更详细地讨论家庭政治中的正义问题，这使我更加认识到家庭政治的复杂，也渐渐明白礼义是从亲情出发，通过礼来成就和维护家庭正义，从而形成更和谐的亲密关系，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作者在人伦和礼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自杀牵涉到的命运问题，对这样的生活方式及其中的问题对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意味着什么发问。 对自杀者命运的解释，使我明白自杀者的种种努力，甚至包括自杀行为本身，都是对正义和幸福的追求。但这些努力不仅没有使人们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反而让人们越来越深地陷入既有的命运模式当中，直至最后死去。如果家庭中只剩下亲密关系，仅仅依赖亲密关系来解决不同人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和冲突，那最终不仅不能实现正义，而且会把亲密关系本身也破坏掉。 在人之宜中，作者进入人格层面来思考自杀和相应的文化问题，探究家庭正义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作者首先从边缘人谈起，通过他们来尝试理解自杀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由此进入对人格的思考和理解。人格的社会性理解是，一个正常人，首先是能正常过日子的人，也就是能建立和管理自己家庭的人，也就是以家成人。 赌气、丢人、想不开分别对应以气成人、以面成人和以理成人，这些都是实现人格价值的方式。以家成人是人之宜的最基本含义。边缘人之所以遭到歧视，是因为他们没有成家过日子的资格。而这些边缘人的自杀不被当作自杀，是因为自杀被当成了正常人的一种特权。自杀首先不是一种病态行为，而是以不太好的方式对人格价值的追求。因为赌气和挣面子而自杀是实现人格价值的两种努力，不过却不是人格价值的完美实现。真正想得开的人能深切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认真、和乐地与全家人一起过日子，按照礼义做事，理性地控制情绪，追求幸福，力求完美而积极地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责任，所以以理成人不仅指向以家成人的内在原则，而且会统摄以气成人、以面成人这些方面。 因此，理解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有了多个角度。从家庭生活的角度看，是礼义出了问题；从精神气质的角度看，是人们对人格的理解出了问题；而从社会总体来看，是一个正义问题。如果从个体人格角度看，独立精神和人格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强调，这种对人格独立的片面理解使人们过于在乎自己在家庭政治中的利益，很难深入思考日常生活的意义，更把过日子的古老智慧当成庸庸碌碌的陈腐观念抛弃掉。这种思维方式，把很多生命葬送在了空洞的反抗之中。 在国之法中，作者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通过对法义和造福两个部分的分析来理解自杀背后的正义问题和家庭中的自杀的公共意义。在对法义展开的分析中，作者从几个角度探讨了公共政治和自杀问题的关系，理清了礼义和法义相辅相成的关系。法义奠基于礼义的实现，礼义要靠法义来维护和张扬。以法义来调解和支撑礼义，最终成就的，乃是国之大礼大义。 作者也指出要根本解决自杀问题，特别是自杀背后更深刻的文化问题，最终还要依靠国家和法律的力量。造福试着回答如何积极地帮助人们过上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这样一个问题。总之，没有国家的法义，人格价值就无法保全，而且会使人们不断陷入无妄之灾；但若没有个体自身的思考和努力，即使再完美的社会制度，也难以保障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在面对那一个个轻率失去的灵魂，除了对现代中国命运的反思之外，应该不要忘记为活着的人们祝福，也应该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努力和尝试。 作为一名社工，我看完这本书触动很大，在生活中很多看似琐碎、不起眼的东西切切实实在发生，却从来没有被如此透彻地剖析过，仿佛被割开的一个横截面，眼里、心里看到了一些东西，却看不真切。每个小人物在历史的长河里都不起眼，可在他（她）自己的生活片段里，他（她）的心理活动每一刻都不同。倘若真的无路可走，那就只有自杀，一了百了。我有个疑惑，作者分析到，家庭的政治运动和道德资本，一定要这样运作吗？家不应该是温暖的港湾吗？倘若用心付出，却不擅长家中政治斗争，这样的人在家中活该被欺负吗？ 如果是我，宁愿会逃离这样一个讲政治的地方。虽然生活处处有斗争，可当你在家中露出最不设防的软软的肚皮，却被称之为亲近的家人或有意或无意地攻击，我会心灰意冷，现实生活中即便这个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存在着，可在我的心里，这个家已经冷了、死了。死于冤枉，有理可依，有冤可诉，还可以指责天灾人祸、冤案加身。 倘若死于委屈，说不清，道不明，各种误解和猜疑、攻击，先摧毁的是心，然后才是那个寄以为生的身体。那谁能来保证家庭中的公正呢？作者给出了一些线索，但答案是目前无解，除了最开始满怀憧憬与希望组建家庭时要慎重选择外，亲人、朋友、社会上的各种人群，都告诉你，家是你自己的，你好好经营。 可家又不全是自己的，你又该如何处理好这种亲近又觉得有时候陌生的家庭成员的你来我往呢？家庭中的委屈最伤人，因为你懂它的暖，所以你变得柔软，可它一旦变冷，戳在身上才格外疼，当然，往往心里的疼最难愈合，你却偏偏身在家中，面对着你的伤口，逃不开，没办法遗忘，也可能持续承受着攻击。有没有幸福的家庭？也许有吧，毕竟每个人幸福的标准不同。 很感谢作者，即便没有答案，他也敲响了沉睡在某个角落的警钟，让更多人思考，从正面、侧面、反面等各个面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家庭，多了几分清醒，理智地看待自己在家中的位置和自己的家庭。这就是一个希望，更多的人开始探索可行之路，觉得遥不可及的可行之策有一天也会变得具体可行。在那之前，避免自己在家中受委屈的可行之法在我看来是独立——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尤其是女人。 作者在附录里放了作者母亲的笔记，以作者母亲的口吻讲述了作者外婆平凡却极不凡的一生，作者外婆这个伟大的母亲给她的后辈们留下了永远享用不完的精神财富，使我们心中受到强烈的鼓舞和震撼，也看到了好日子的一种可能。即便艰难困苦把我们逼入人生的死角，退无可退，还是有一种美好长存人间，那是信仰和执着、善良和热情、眼光和智慧、还有我们生生不息的努力。 希望自己成长的再快一些，更睿智地看待生活的琐碎，面对风雨和攻击仍能不伤、不联想，从容地看待温暖和善意，坦然生活，不自伤、不自怜、不自欺、不自弃，笑中带暖，也带着锋芒，懂自我保护，也更勇敢无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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