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秦汉历史人物评析之二十一

这是读书人宏涛的第22篇原创作品

本文约5400个字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唐·许浑《咸阳城东楼》

一

两千年来，关于秦始皇“残暴专制、好大喜功、不惜民力、冷血无情”的负面批评中，最重要的论据是焚书坑儒与征发百万民夫修建阿房宫、北筑长城等事件。

有的学者进行了辩解：焚书是为了思想统一，国家长治久安；坑儒主要坑的是招摇撞骗的术士，并没有几个儒生；修建阿房宫的劳力主要用的是罪犯；北筑长城是为了抵御草原民族入侵，维护边境居民安全。

但无论后世“亲近”秦始皇的学者如何辩白解释，也无法掩盖“焚书”、“坑儒”这两起事件是愚蠢和野蛮的暴行。

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场思想文化“浩劫”，“焚书”是对当时“百家争鸣”学术思潮的倒行逆施，“坑儒”是对战国时期“礼贤下士”伦理精神的肆意践踏。

秦国从“商鞅变法”起，国内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进入飞速发展阶段，持续奠定了统一六国的物质和人员实力。因此历代统治者更注重政治控制、经济专制和军事训练等能够助力秦国推行“霸道”统治的“硬实力”，往往忽略了思想道德、伦理观念和文化礼仪在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凝心聚力方面起决定作用的“软实力”。

从秦孝公就开始推崇“以吏为师” 、“以法为教”，等到达嬴政时期，也就形成了秦国轻视自由知识分子，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传统，进而持续积累了君王与自由知识分子（主体是儒生、而非术士）之间关于国家治理思路之间的矛盾。

从东方投奔秦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真才实学的儒生，大都经历过类似“稷下学宫辩论”的开放治学研究氛围，或者曾经以公允心态向国君谏言献策，即使有错误也不会受惩罚。东方儒生们从而形成遇事长于分析思辨，敢于发表自己独到见解的思想品格。

当秦始皇刚愎自负的专制心态，遇到儒生们自由开放的言论观点，两者之间必定发生矛盾，这是“焚书坑儒”事件发生的根源。

二

焚书事件竟然起之于一场盛大的喜庆宴会。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某日，咸阳宫中举行酒宴，为秦始皇庆祝47岁寿诞。

70位博士官员集体举杯向秦始皇敬酒祝寿，博士首领周青臣代表博士们敬献祝寿词：昔日秦国地不过千里，人不过百万，幸有陛下英明神武，平定海内、驱逐蛮夷，如今日月之下，万众臣民皆服。特别是以郡县制代替诸侯分封，更使天下民众安居乐业，永无战争之患，大秦皇朝可以传之万世。从古至今，无人能与陛下的威望和德行相提并论。

周青臣的赞美很是让秦始皇高兴，如今四海统一、天下安定，郡县制彻底解决了诸侯做大分裂的隐患，秦朝铁桶江山必定万世相传。

这时，一名叫淳于越的博士从敬酒队伍中走了出来，大声喊道：臣有话要说。

他径直走到秦始皇近前，行礼上奏：我们都知道商周两朝统治天下一千多年，主要依靠分封子弟和功臣来作为枝叶辅翼。如今陛下已经拥有海内，但子弟们却还都是平民，如果出现像齐国田常那种谋逆篡位的大臣，没有枝叶辅翼，谁来帮陛下、救陛下呢？治理天下不效仿古法，就不能长久不败。今天周青臣当面阿谀奉承，实际是在加重陛下的过错，他不是一个忠臣。

齐国田常谋逆篡位是战国初年的一件大事。齐国第一任国君是辅佐周武王的姜太公，陈国难民陈完投奔齐国，因为封地叫田，于是以地为姓，改为田氏。田氏家族极善于收买人心，他们通过给百姓借粮时大斗出、还粮时小斗进等众多手段赢得威望，民众纷纷投奔到田氏当族人。当田氏的势力超过其他宗族势力后，公元前378年，第八任首领田常代替姜姓成为齐国国君，这是战国时期第一起卿族势力取代国君的案例。

淳于越举例的目的是反对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提议恢复分封制。

这个在喜庆场合的突发事件，表面上是周青臣和淳于越两名博士的观点冲突，但本质上涉及到了秦朝的统治方式问题，更重要的是对秦始皇政治决策的权威性提出质疑。

秦始皇按住内心的愤怒，宣布让大臣们当庭讨论此事。

丞相李斯是是郡县制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淳于越。主要观点有两个：

一是时势变化，当采用不同方法治理天下。

五帝时期所实行的制度都互不一样，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也互不沿袭，原因是时代不同、环境不一，治国方法当然也不相同。

二是禁止非议，需统一学说尊崇皇帝权威。

如今天下大定，法令当出于皇帝一人之尊。但部分读书人站在自己学派立场上，借古讽今，指责皇帝。批判当世之政，否定现行制度，惑乱民众之心。这种公然诽谤朝政的做法，如果不加制止，随着非议影响扩大，必定损害皇帝威望，影响国家安危，必须严厉禁绝。

李斯又接着提出建议：

一是除了秦国官定史书，其他国家史书全部烧毁。

二是除了博士官统一掌管的规范书籍以外，民间私藏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都全部上缴，由地方官员负责烧毁。

三是从今以后，如有敢于私下议论、传授《诗》、《书》的，在闹市处死示众；敢于以古非今者，诛灭家族；官员知情不举报的，与犯人同罪；焚书令下达30天，仍然不遵守者，就在脸部刺字，罚为驻守边城的劳役。

四是医药、卜筮、农林方面的书籍不在烧毁之列。

李斯的反驳让当庭博士们无话可说，李斯的建议得到了秦始皇批准！

焚书运动便在秦国大地上展开了。

至于这期间到底收了多少书、烧了多少书，郡县官吏在执行焚书命令时有没有扩大化等等，史书中都再没有记录。

讽刺的是，仅仅7年后，项羽就“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秦宫中保存的各类上古典籍，在三个月的大火中还是化为灰烬。

唐代诗人章碣做《焚书坑》诗，表达了对于用暴力手段控制舆论的愚民政策的认识：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三

焚书事件过去不久，就发生了坑儒事件。

秦始皇晚年渴望长生，以重金派众多术士出海寻见仙人，寻求仙药。

方士卢生建议：人间君主实际居住的地方，如果被臣子掌握，神仙就不会来度化君主。如今皇上治理天下，很难做到清净恬淡，只有更加严格做好各类保密，才能向神仙求到不老神药。

秦始皇认可这种说法，为了表达对“真人”的崇敬，决定以“真人”自称，废除称“朕”。并将咸阳附近二百里内的270多座宫殿用复道、甬道连接起来。

每个宫殿内部都悬挂帷帐，各自设置钟鼓乐队，美女侍从们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在各个宫殿之间移动。秦始皇每天的行程和住宿地点属于绝密，如有泄露者，处以死罪。

有一天秦始皇在梁山宫中，从山上向下看到李斯的车队经过，随从队伍十分庞大，秦始皇随口说了句不满意的话。过了一些日子，秦始皇无意中发现李斯的车队规模减少了。敏感多疑的秦始皇大怒，自己随口的言语，竟然有身边人给李斯通风报信，那自己每天的行踪肯定也会被泄露出去。他下令调查泄密原因，但调查无果，没人招认，秦始皇最终下令把当天在场的所有人全部处死。

这起事件深深刺激了为秦始皇寻求仙药的侯生和卢生。

他们两人盘算着自己多年求仙无果，秦始皇终究会有一天会怪罪下来，现在要想全身而退那就得求来仙药，但是“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如何能够尽量合理的逃脱终将到来的惩罚呢？

两人最终决定以反暴斗士的角色为自己谋得正义声誉，然后再设法逃遁。

在某个公开场合，侯生和卢生当众发表讨伐檄文：秦始皇贪恋权势，以刑罚杀戮树立权威，臣下都慑于淫威，不敢尽忠谏言，只能敷衍欺骗。我们方士们有一次方术不灵就要处以死罪，观测星象的三百多名贤良人才，害怕触犯忌讳，也只能阿谀奉承，不敢说实话真话。像这种专权残暴的君主，有志之士不可以为他求取仙药。

他们两人发表完“反暴宣言”后，就连忙逃跑了。

秦始皇大为震怒，认为自己尊重方士儒生，焚书时都没有烧卜筮之书，给术士们求取仙药的经费以亿万计，给儒生们各种赏赐也很丰厚。可是这些方士儒生竟然妖言惑众，诋毁圣君，于是派御史严加拘审。

御史在审讯中，部分方士儒生为了洗刷自己，相互揭发检举，最终涉及到欺骗皇帝的方士儒生们竟然达到460多人，这些人全部被坑杀。至于其中有无导火索侯生、卢生两人，史书无记载。

秦始皇随之布告天下，让人人皆知坑儒此事，以警告有不同政见和诋毁皇帝声誉之人。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劝谏：天下初定，还有边远地方的民众没有诚心归附，儒生们均效法孔子，提倡礼治，今天父皇以重法惩治这些人，儿臣担心会引起天下不安。

秦始皇为扶苏的仁慈软弱而生气，于是派扶苏北上，去监督蒙恬修筑长城。

四

明代学者于慎行在《读史漫录》中认为坑儒之事乃是杜撰，应该是坑方士，主要理由是：

侯生、卢生讥讽秦始皇，秦始皇因此而迁怒于多年寻仙未果的方士，当应坑杀方士，但因此坑了几百名儒生，这种说法讲不通。秦始皇要杀的是欺君罔上的方士，这与诵读孔子经书的儒生有何相干。后世人不认真审核反思这个关键，认为坑杀儒生，难道侯生、卢生之流，也成了儒生？

《剑桥中国秦汉史》认为：“焚书”之事存在，这只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有意识销毁文献中的一次，但是最臭名昭著的一次，但是所引起的实际损失，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坑儒”之事可能是杜撰，在《史记》卷六的原始记载中并无坑儒之说，这个坑儒记录目的是助长后人对秦始皇残暴的认识，但这件事情旁证很少，最有可能是司马迁死后一个不知名的篡改者有目的地把“坑儒”加进了《史记》，但坑儒这个传说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惹人注目的影响。

国外的很多中国秦汉史研究学者均与于慎行和《剑桥中国秦汉史》持同样的观点：焚书之事属实，坑儒之事存疑。

典型代表如：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在其《秦汉史研究》中提出，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在他统治期间，除了他自己使用外，所有的文献和文告只称他为皇帝，从不称始皇帝或始皇，所以《史记》中记载的术士谩骂时称其为秦始皇这一点是有违常理的，由此可以怀疑坑儒事件的真实性。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内因格尔在论文《坑儒：论儒生殉难之说的起源》中亦有类似的论述。

五

中国学者关于“焚书坑儒”事件很少就真实性提出怀疑，其分歧意见主要集中在对事件的认识与评价上。

学界比较少有的是正面肯定评价。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认为：李斯关于焚书的建议是英雄之言，只是下手太狠。战国思想纷争，各派斗法之后，必会有这样事件发生，这是儒生们的千古一劫，怨不得李斯和秦始皇。

梁启超则认为：焚书坑儒在当时有利于统一，功大于过，两件事情都打击了守旧势力，有利于社会进步。

梁启超继续论述：虽有利，但是焚书之事是千古大罪。春秋以来，学术蓬勃，量如渊海，始皇把千余年祖宗先辈们的文化总记录付之一炬，后世之人只能抱残守缺，训诂考证，思想文化界由繁荣昌盛被摧折窒息，始皇是罪魁祸首。但坑儒之事则是小罪过错，被坑杀的四百多人，几乎都是欺罔谄媚之徒，为了个人富贵，不择手段，这些人即使到了汉朝，也会被按律诛杀。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蠢，功逾于罪也。

翦伯赞则从阶级分析入手，认为“焚书坑儒”是新兴商人地主政权打击旧贵族势力的斗争。是新政府对旧文化的毁灭，是肃清隐藏在政府机构中的残余旧贵族。虽然被活埋的诸生（请注意这里，翦先生没有用儒生、也没有用方士，而是统称，估计他也不认可被坑杀的是儒生这一观点）在新政府看来，都是死有余辜的反动派，但在今日看来，他们的被活埋，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学界的主流评价是否定和批判。

郭沫若认为始皇严刑峻法，大烧其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最重要的是春秋以来，那种蓬勃自由的思考精神受到了一次致命打击。

范文澜则认为“焚书坑儒”本质上是荀子学派的法家学说与孔孟正统派的儒学的斗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与诸侯分封的领主制之间的矛盾，是地主阶级与诸侯贵族之间的矛盾。虽然把代表孔孟学派的儒生杀掉，但丝毫没有消灭学派上的分歧，甚至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不讨论“坑儒”之事的真实性，只以现世留存的《史记》为依据，无论如何辨白，这两件事都是毁灭文化的野蛮残暴之举。

秦朝统一后，以儒生为主要代表的知识分子，从国家分裂状态汇集到四海统一局面下，无论他们过去秉持怎样的政治观念，绝大部分都愿意以自己的才华学识为新王朝服务。如何调动这批人的积极主动性，引导他们投身于新王朝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这是秦始皇君臣们在思想文化建设和知识分子政策上应该慎重解决的问题。

秦始皇君臣们是“马上得天下，依然马上治天下”，对于自身军事成功而建立的战争思维模式充满自信，面对历史已经进入新的和平发展时期，依然坚持战争时代的用人思想和执政方针。

秦始皇丝毫不允许有任何反对意见产生，刻薄寡恩好大喜功的权臣不断得到重用，不趋炎附势敢于直言之士在朝廷无容身之地，随着对内残酷压榨，对外穷兵黩武，秦始皇给自己敲响了丧钟。

现实与愿望往往相反，秦始皇君臣们本想以焚书坑儒来打掉儒生们的自由思考，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但结果是他们产生了与秦朝不共戴天的仇恨。

孔子的九世孙孔鲋，秦始皇封他为文通君，拜少傅。公元前209年，陈胜起义点燃了反秦战争的第一把大火。孔鲋立即怀抱礼器，毅然投奔陈胜，被聘作博士，最后与陈胜一起死难于下城父。

无数儒生在反秦号角刚一吹响时，就都公开站立到秦朝对面，加入起义队伍，成为反秦的重要力量。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长期战争思维的惯性决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倒退。秦始皇君臣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秦朝二世而亡和嬴氏家族覆宗灭祀。

下期预告：《沙丘密谋》赵高敏锐觉察到秦始皇的猝然去世，给了自己可以左右局势发展的机会，他开始了自己的算计。第一方案是：不做任何动作，按规发出诏书，安全回到咸阳，拥立扶苏继位。第二方案是：篡改遗诏，拥立和自己亲近的胡亥继位。赵高最终下定决心要为权力地位去搏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