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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其他地区相关遗存的发现越来越多，凡是具有黑陶特征的文化遗存统统都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如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至20世纪60年代，龙山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杂的复合体，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具有各自特征、文化传统和分布范围的不同考古学文化。鉴于此，1981年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提出了“龙山时代”的概念，以此代表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6—21世纪的各地不同龙山文化遗存所处的时代，并指出龙山时代是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铜器的出现、快轮制陶的发展、打井技术的使用、房屋建筑技术的大发展和早期城市防御设施的完善等，这些重大发明和成就使得龙山时代成为中国史前社会大变革的重大历史时期和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段。 生产技术的进步 龙山时代生产技术的进步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陶器制作技术。首先，快轮制陶技术的普遍推行，使得陶器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专业化程度大大发展。山东龙山文化生产的蛋壳黑陶，加工工艺复杂，产品轻薄黑亮，薄如蛋壳，应该同时使用了类似于车床的定位加工技术，代表了史前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其次，陶器烧制技术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陶工们能够熟练掌握窑温，利用还原焰气氛烧制陶器，并结合渗碳技术，烧造出精致的黑陶。除了磨光黑陶之外，利用高岭土烧制白陶的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龙山时代各地普遍出现了一种白陶烧制的酒器——陶鬶，是一种模仿鸟类的空三足器，造型别致，可以看作是龙山时代新兴的陶礼器。 铜器在龙山时代的黄河流域有广泛的发现，但主要还是各类红铜锻造的小型工具和装饰品。作为合金的青铜铸造技术开始出现，但合金的成分和比例尚不固定，有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等。研究表明，青铜冶炼技术很可能是这一时期受到欧亚大陆早期青铜全球化的影响而出现，但技术更加先进的“块范法”却由中国本土创造，应当承袭自龙山时代黄河流域高超的制陶工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就是由“块范法”冶铸而成，代表了史前青铜冶铸技术的最高成就。青铜器的铸造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不仅涉及冶炼技术，而且还包括铜、锡矿产资源的获取以及严密的社会生产组织和管理。青铜器又是我国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核心，龙山时代铸铜技术的发展为二里头文化青铜冶铸技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成为推动中原社会进入早期国家文明的重要力量。 区域中心的出现和早期城市化 随着龙山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数量和聚落面积都急剧扩大，人口的规模增加，成为社会复杂化的基础力量。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各地普遍出现了区域性的中心聚落。在一些中心聚落，如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登封王城岗、山东日照两城镇等地还出现了高耸的城墙和宽阔的城壕所组成的防御设施，由此进一步发展出了早期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规模宏大，面积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平方米。龙山时代可以看作是中国早期城市化的第一个高峰，在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龙山时代的城市既是人口集中的地方，也是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这里往往居住着来自不同地区的外来人口。通过对陶寺、石峁、瓦店等龙山城内出土的人类遗骸和牙齿的锶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这些城内包含有相当数量的外来人口。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也印证了不同饮食习俗的人群同时居住在城内的情况。多元文化人口的集中也带来了新技术和新资源。研究表明，来自欧亚草原的铸铜技术、牛、羊、小麦等新作物和家畜品种均在龙山时代传入到中国，集中发现于新兴的城市之中。尤其是黄牛传入后逐渐本土化，在一些地区不仅成为重要的肉食资源，也成为仪式场合的重要参与者。 在人口集中的基础上，城市管理提上日程。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时代新兴的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政治上以襄汾陶寺城址为例，这里发现有内外两重城墙，其中内城被发掘者称之为“宫城”，发现有若干组大型夯土建筑、池苑和凌阴遗迹等。外城则发现有普通居民居住区、仓储区、制陶生产区以及天文观测台等等。城市规划严整，代表城市管理阶层的存在。 随着龙山时代大范围的人口流动，长程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山西南部地区是重要的食盐产地，陶寺、清凉寺等贵族墓葬中普遍出现了玉石礼器、铜器、漆木器等通过远距离交换和贸易而来的稀缺品。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墓葬中常见产自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海贝，并逐步成为远距离贸易的一般等价物。河套至陇东一线的黄土高原东部边缘地区则普遍出现各类玉器的流通，成为这一时期新兴的制玉和用玉中心。可见，跨区域的长程贸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龙山时代的新兴城市同时也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 考古发现表明陶寺、石峁等城址内均可见对周边区域不同文化因素的融合。如陶寺的日用陶器风格上既可以见到釜灶、鼎、斝等本地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同时兼具大量的双耳罐、单把鬲等具有西北和关中地区龙山时代的文化因素；玉琮、玉璧继承了良渚文化的传统；玉兽面受到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鳄鱼皮制作的鼉鼓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等等。石峁城址也出土有改制自齐家文化玉琮的玉刀，以及石刻雕像上戴冠、一人双虎的风格与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一致。这些情况表明，早期城市同时也演化成了重要的跨区域交流的文化中心。 新秩序的酝酿 龙山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伴随着红山、良渚、石家河等早期区域文明古国的衰亡，人口开始向中原和北方地区流动，各类社会资源得以重新组合，交流与融合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在此背景下，技术的交流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新型文明形态的成长，而作为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新型城市开始出现。 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显然已经难以应对多元文化汇聚的新形势，取而代之的则是强调更加实效的社会管理方式。文献传说中，这一时期正是尧舜禹的时代，有能力、有威望的政治集团的首领能够通过管理和经营大型社会公共事务来应对各种危机事件，从而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身份地位的提升。新的社会秩序逐步形成，而以龙山时代的社会变革为基础，终于在公元前3800年前后的中原地区率先出现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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