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寡民、城邦林立的“龙山时代”横空出世城址是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已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同。城子崖龙山城的文化堆积遍布全城，厚2米左右，反映出该城延续时间长，人口居住十分密集。遗址出土的文物相当丰富，有大量石、骨、角、蚌器，当然，数量多、制作精、形体大的则非陶器莫属。遗址出土的陶罍、陶瓮，陶罐等器物，均形体硕大，颇有王者风度。有一件陶罍通高79厘米，口径36.5厘米，腹径66厘米，是已发现的龙山文化同类器中最大的一件，应是祭祀时所用的礼器。 由此人们可以推测，城子崖龙山文化城不仅是个管理相当大范围的权力中心，而且还是一个设施齐全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一个繁荣发达的文化中心。 “龙山文化“在其命名之初是泛指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但随着许多以黑陶为特征的遗存在全国不同省份被发现，相互之间又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又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因此都被称为“龙山文化“，成为对于夏以前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时期的统称。  到本世纪初，考古工作人员已经在山东、河南、内蒙古、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发现了几十座龙山时期城址。城内的面积一般可以达到10万平方米，大的则在100万平方米以上。所有城址的外围都有城墙，其宽度达10米左右，有的还在城墙外挖出一周护城壕。这样的防御设施是居住在城内的贵族为巩固其权力而精心设置的，表明社会上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对立局面。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堡在历史上的出现，也就表明了不同规模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形成，它们也许就是一个个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城邦。在对山东地区的4座城堡（城子崖、边线王、丁公、桐林）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后发现，4座城堡的距离均在50里左右，这表明4个城邦所统治的范围不算大，是种小国寡民的状态，而这可能正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社会状况。 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建议将河南、陕西、山西辽东，冀北等地与山东龙山文化区域相连，时代相同的考古学文化，统称为“龙山时代”。这一建议得到了学术界的赞同。从此，以城子崖遗址所在地龙山镇得名的“龙山时代”，就成为距今4600-4000年左右、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了600年之久的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冠名。  龙山时代红铜的运用已越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范畴龙山时代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制社会抑或介于两者之间？但考古学家还是习惯用器物对这一文化进行认定，也即它到底属于新石器时代还是青铜器时代抑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铜石并用阶段？毕竟考古学家所能看到的是具体的器物而非社会形态。 众多的龙山文化遗迹显示出这样的信息：当时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是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养殖业空前发展，改进了人们的食品结构，促进了人们体质的增强：采集、捕捞和狩猎在人们生活中还占有重要地位：手工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陶器制作、铜器冶炼、玉石加工、建筑业均发展到专业化生产的程度。这一切表明社会分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商品交换活动日益活跃和发展。 其中冶金术的发明曾被许多学者看作是人类文明时代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不是唯一的标志。以半个多世纪龙山文化考古所获资料而论，龙山时代冶金术已较为成熟。中国史前铜器的发现多限于黄河流域，其它地区发现极少，而黄河流域早在仰韶时期就已有小件铜器出现。在山东龙山文化中也发现有一些小型铜工具，在稍晚一些的齐家文化中不少遗址都发现了铜器，器形主要有锥、刀、凿、匕斧，镜和指环等，以小型工具为多，还有个别大型铜矛，但基本没有发现容器。  出土铜器经过鉴定，铜料既有自然铜，也有人工冶炼铜。先民制作铜器最初使用的是自然铜红铜后来用单金属矿冶炼出了纯铜红铜。从齐家文化发现红铜的事实可以推断，龙山文化也应该有红铜的存在。我国的铜器文化并不是从商周青铜器的大量出现开始的，而是从红铜时代便已孕育发展，这是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 现在可以证明的是，龙山文化已属红铜时代。红铜器比石器的优点多，它的出现突破了我国原始社会若干万年的制石方法，是个创造性的新工艺，使生产力有了新的提高，带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却不及后来的青铜冶炼方便。 冶炼纯铜的熔点为1084℃，在史前时代要达到这个温度并非易事，故先民们开始尝试利用多金属共生矿冶炼铜合金，得到青铜、白铜和黄铜。青铜具有两大明显的优点：一是熔点较低，比红铜更易于冶炼；二是硬度大，适宜制作生产工具和容器青铜冶铸的成功，并且冶铸技术得到一定的普及合金的配比方式渐趋合理，这就是商周青铜时代的开始。  尽管龙山红铜时代距以后的青铜时代还有一定的距离，但红铜的出现和运用，意义仍非同寻常，由于这些铜器资料的发现，考古学家正在考虑重新评价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体系—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因为它们已不完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至少仰韶晚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整个黄河流域都有铜器实物出土，铜器的冶铸与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这已越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范畴，说明它已跨进早期铜器时代了。 考古学家还没有找到一看就懂的史前人创作的图画文字从龙山黑陶可以看出这一时代先民手工制造之精巧，但他们的心智水平通过什么来衡量呢？只有文字，文字的发明被看作是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自从商代的甲骨文被确认以后，人们知道那些刻在甲骨上的字符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已具备系统的字法和句法规则。据粗略统计，出土总数达16万片的有字甲骨，单字字数已多达4500个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据此人们很自然地想到甲骨文的出现并不是突发事件，一定有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 研究者注意到很多新石器时代陶器上都有些刻划符号，这些刻符简练而醒目。20世纪90年代初，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中发现了1块刻有11个字的陶器碎片，字迹较为工整用连笔刻写。许多学者指出该组陶文为古文字无疑，有人甚至将它命名为“陶书”。但也有人认为这些陶文在写法上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有很大差别，不是同一系统，称之为“走入歧途的文字”或“已被人们淘汰了的古文字”。还有学者认为陶文是古彝文，它与甲骨文一样是祭祀时的占卜之辞。  文字本就是一种符号，文字的产生与演进有定的规律可循。由文字产生的一般规律看，最早出现的应当是图画文字，以图像记录和传递信息。后来图画文字和某些图案的表意成分转变为约定符号乃至记词字符，这时准文字就已经出现了。当然汉字的发明创造绝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孕育过程。最完美的图画文字可能就是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简略连环画，考古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找到让我们一看就懂的史前人创作的图画文字我们还需耐心等待，等待具有决定意义的惊人发现。 对于80年来龙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学者们无不给予高度的评价。张学海先生认为：80多年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该次发掘所发现的龙山文化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拂晓期”，证明了中国东方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 而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研究也的确与龙山时代重合在一起。在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临近结项时，中国学者已将视野推及传说中的将近1000年的“五帝”时代。，这一时代加上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正好构筑起中华文明5000年的框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组组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强调：夏代不是文明的起源已很清楚，中国文明的起源应向前推1000年，即公元前第3千纪比较合适，这与文献的记载较为相符。但考虑到中华文明溯源工程难度较大，所以先把注意力集中在龙山时代晚期。以晋南豫西北为代表的中原中心地区，已被考古学家视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突破口。因为这里不仅有数十年来连续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丰富而具有标识性的材料，同时也与夏商周断代研究有良好的衔接性，而且文献记载的内容也有许多是集中在这个区域范围。  虽然完成中华文明溯源这一宏大工程尚需时曰但我们已清楚地知道：考古学家们由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入手，开始去认真解读一个过去所不知晓的时代，即在夏王朝建立以前出现的万国林立的邦国时代，这就是龙山时代。 考古学家发现了龙山文化，他们发现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晨曦初现的美丽光景：城堡出现了，冶金术出现了，刻符文字出现了，这是龙山时代已经确切存在的一系列重大事物。到了这个时刻，文明还会遥远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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